第二次启蒙与东方精神

作者=鲁枢元

来源=《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

1637年，笛卡儿写了一本《方法论》，从而创建了现代性思维模式；1925年，怀特海写了一本流传很广的书《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译本为《科学与近代世界》），书中认为“现代性思维模式不再适合于当今时代”。大卫·格里芬（D.Griffin）继承怀特海的传统演绎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两本书，300年，分别开启了两个时代。

2011年1月，旅美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夫妇出版了他们的一部书：《第二次启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位哲人曾说：过于强烈的光亮不仅使眼睛迷乱，也会吞噬掉一切自行显示者，制造出比幽暗更普遍的黑暗。启蒙理性的悲剧也正在这里。过去300年里，笛卡儿式的启蒙理性之光已经使人类陷入“整体的无明状态”，启蒙的结果竟制造出弥塞天地的“启蒙之蒙”。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证实，现代人已经陷入日益困窘的生存怪圈。

王治河、樊美筠的力作《第二次启蒙》，其笔锋所向即“开启‘启蒙之蒙’”。书中梳理了为启蒙理性障蔽的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教育、民主、自由、人权、性别、法律、道德，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问题，并悉心勾画了改弦更张的蓝图。

在这本书中，他们把怀特海奉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实际上，《第二次启蒙》也是对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建设性后现代精神的扩展、深化与落实。其中既有他们在美国克莱蒙特后现代研究中心十年专心治学的心得，更有他们对中国当下现代化坎坷进程的切身体验。

“启蒙”如今仍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界乃至文学艺术界一个突出而又沉重的话题，充满了意见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与80年代曾经开展过两次“启蒙运动”，但都不成功，目前亟须坚持启蒙的普世理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启蒙运动进行到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科学繁盛、经济富强、民主自由的现代型国家。具体的目标是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政治民主化。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思想界的左派、右派、正统派几乎都是一致的。一度被当局视为政治异端的哲学家李泽厚，由于固守人的实践力量与理性的力量预设出“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反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那种以工业化、现代化为指归的正统启蒙理念已经危机四伏、陷阱重重，甚至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从社会实践看，正统的启蒙理念对地球的自然生态、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情感与精神领域以及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人们应当正视现实、接受教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启动一次针对此前启蒙理念的启蒙，在前进中建设一个新时代。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王元化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启蒙”乃至“新启蒙”的深度反思。“科技”“市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之类的“普世理念”，在晚年的王元化这里成了“需要反省其负面性的对象”，这使他超越了正统的启蒙理念，站在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制高点。有趣的是，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此时反而被视为中国当代思想界的异端。

《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

鲁枢元/著

东方出版社

2020年6月

这第二种观点，也是王治河、樊美筠新著《第二次启蒙》一书所持的立场，在当下的中国，并非主流，而且显得有些超前。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在原初的启蒙思想家那里全都持守两个坚定不移的前提：（一）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总是对立的，启蒙之前的社会形态是黑暗、落后的，应当无条件地予以摒弃；（二）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总是对抗的，东方民族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全盘接受先进的西方文明。在这样两个位于出发点的预设上，第二次启蒙旗帜鲜明，与第一次启蒙截然相对。王治河以及他的克莱蒙特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希望在建设后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借助两个方面的力量：（一）前现代社会历史演替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二）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自然主义哲学传统中的生存智慧。

这就是说，后现代如何对待前现代，西方如何看待东方，事关地球人类今后的命运。

如何看待前现代社会？怀特海不相信绝对的社会进步论，他曾经含蓄地指出，农业社会不比工业社会更不可爱，而“我们这一时代所产生的滔天罪恶是我们的祖先所不能想象的”，“未来的恶果已经从很多方面诊断出来了”。格里芬则明确指出：“后现代则是向一种真正的精神的回归，这种精神吸收了前现代精神的某些成分。”

王治河、樊美筠在其《第二次启蒙》中否定了“历史发展一定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思维”，指出“后现代”主要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多元开放的有机思维方式，是对齐一化的现代性的抵抗。

至于如何看待东方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如何看待前现代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与中国早期启蒙主义者总是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反，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柯布在为《第二次启蒙》撰写的序言中接过怀特海的话说：“科学进一步发展所需之基本世界观与其说接近第一次启蒙之世界观，不如说更接近于古典的中国思维。”我赞同王治河的说法：“如果说，第一次启蒙是西方文明的独奏的话，那么第二次启蒙则是中西文明合奏的交响乐……强调中西文明的互补并茂。”

在怀特海的哲学思想中，中国思想界已经取得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话的基础。中国古代道家哲学原典将“混沌”视为无上境界，将“生生”视为永恒道理，那或许也可以认作初始阶段的有机过程哲学。“物与民胞”“天人合一”说的是“有机”，“大化流行”“委运化迁”讲的是“过程”。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同时又是坚定的“生态主义者”，甚至还是“深层生态运动的支持者”。相对于第一次启蒙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契约”，第二次启蒙努力的方向则是“人与自然契约”，即法国环境哲学家M.塞尔指出的：人类必须放弃过去的无视自然的社会契约，建立与自然相互协调共生的“自然契约”（lecontrat naturel）。“整合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关系，是克服现代人无根浮萍状态的根本之道。”

怀特海哲学的意义在于给走进迷途的现代人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哲学的力量在于与新兴的量子物理学结盟、与古老的东方智慧联姻，为地球人类开辟一片充满希望的新视域。这是一片充满灵光的精神领域，也是一片充满绿意的生态领域。精神与生态，是启蒙理性与工业社会为害最烈的两个领域，或许也正是现代人死里逃生的一道出口。

作为文艺学教师，我对于“精神生态”的关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怀特海在他的书中讲到许多文学艺术史中的现象，他是如此推重文学：“如果要理解一个世纪的内在思想，就必须谈谈文学，尤其是诗歌和喜剧等较具体的文学形式。”怀特海在论及19世纪英国文学时指出：自然的真相在近代科学中被简化了，歪曲了，而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审美价值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类似，“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

《第二次启蒙》中关于“后现代农业蓝图”的精心设计，同时也浸染着生态美学与田园诗学的意蕴。大地被再度奉为母亲，大自然成为超级农夫，农耕成为农人与土地共同创造的过程，农民应当像教授、医生、官员一样受到尊重，田园生活应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楷模。作者断言：“海德格尔所神往的‘诗意地栖居’，注定不会发生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中，一定是在厚实而优美的乡村大地上。”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诗中的这些景象也许就会成为后现代农村的日常情趣。

王治河、樊美筠的书中对于启蒙时代的“自由”理念作出了严厉评判，认为那是一种独立于自然系统与社会体制之外、绝对化的，逃离义务的，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行为。鉴于此，他们格外强调自由的相对性、群体性、契约关系与实效，以及自由与纪律、法律的辩证关系。

他们关于启蒙理性的自由观的批判与重建当然是有道理的，只是对照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自由观”，我觉得似乎有些怠慢了“个体的精神自由”，而恰恰在这方面，东方的古老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启示。

与启蒙理念鼓动的“争自由”的口号相反，老子认为实现个人自由的途径是“不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现代社会300年里，人人“争自由”“求解放”的结果，反倒给自己、给他人争来更多的不自由，甚至是相互间无休无止、逐步升级的监禁与杀戮。

庄子实现个人自由的途径是“无待”，包括“无己”“无功”“无名”，这与启蒙理念鼓动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又是背道而驰的。现代人热衷于功名利禄反被名缰利锁缚定。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结果反而将陶渊明时代的“木笼”（樊笼）发展成马克斯·韦伯书中所说的“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的“铁笼”。老庄哲学中的“自由观”与其“自然观”是合二为一的，他们都认为实现个人自由的途径是“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老庄追慕的“自由”是一种精神领域的“逍遥游”，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唯陶渊明的“心远地自偏”臻于此境。

我倒是赞同《第二次启蒙》一书在另一处的说法：最高的自由是生态自由，“所谓生态自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由”。如果再继续往下说，落实到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就是该书结尾处倡导的“后现代浪漫”了。

《第二次启蒙》设置了专节为“后现代浪漫主义者”正名：后现代浪漫主义者寻求的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他们推重精神生活，不向现实屈服；他们敬畏自然，热爱自然，希望过一种崇尚自然的简朴生活。他们是一些“能够细细品味自然的人”，他们又是一些“人性丰赡、呵护精神尊严的人”。这是一群勇敢地“活出生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的人，一群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人。书中还推出一位“后现代浪漫主义者”的楷模——诗人、散文家、有机农耕的精神领袖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那简直就是一位西方当代的陶渊明。

从西方传媒界的一些报道看，在现代人的生活领域，后现代浪漫已经暗潮涌动，也许已经开始营造当代人新的生活情调、新的生活风格。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诗歌国度，有可能为此提供更多的绿色资源。

启蒙运动以来，“光明主义”一统天下，人人向往光明，黑暗成了一个令人惧怕、让人憎恶的字眼。社会生活中无论左派、右派，全都把“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红太阳”或“白太阳”）奉为敬仰的对象，绘制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在启蒙理念开拓出的工业社会、科技时代，人们犯下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执于一端，只知白不知黑，只要进步而不懂回归，只知追求光明的事物，而忽略了守护幽暗中潜隐的奥秘，结果酿成了今日的种种生存困境。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政治财经，似乎都在犯着同一个“拥白弃黑”的错误，这也是当代人遭遇到的所有生存困境的根源。

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把“理性之光”视为启蒙的制胜法宝，结果反而酿下现代社会的“整体无明状态”。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先行者能否避开笛卡儿、培根们“光明主义”的偏执呢？关键也许在于为“理性”重新定义。西方学术界的现代性反思常常把矛头指向启蒙理性，但并不排斥理性本身，而是力求对理性作出更贴切的解释。德国当代哲学家罗伯特·施贝曼（Robert Spaemann）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性法则是独断性的”，而“理性只有在承认陌生之物、承认他者，即承认自然与历史时，才成其为理性”，“它将是一个容纳差异的共同体”。这就是说，理性只有承认陌生之物、未显之物、隐秘之物、异己之物的存在时才是真正的理性。

照此推论，“第二次启蒙”既是“开启‘蒙昧’”，尤其是开启第一次启蒙制造的“蒙昧”，同时也是守护，精心守护自然与历史幽微未明领域的隐秘。我十分欣赏大卫·格里芬说过的一句话：“在白昼的光明和夜晚的黑暗中，我们与上帝相遇。”王治河、樊美筠在他们的书中也向人们指出：“光明与黑暗并非必然是冲突的”，“如果我们看著名的太极图，我们就会发现两条鱼，一黑一白包含在一个圆内，黑的代表阴，白的代表阳，各占有一半的空间。圆象征着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用古代中国首席哲学家老子的话说，那就是：“明道若昧”“大白若辱”；“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客观地讲，第一次启蒙在当下中国尚且远未完成，中国主流思想界关于现代化的诠释，甚至还停留在怀特海之前，如：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专业化的钟情；对发展速度的追捧；对量化管理的倚重等等。往昔之“蒙”尚未有效开启，资本的残酷本性与权力的极度集中相合谋，已经在黑幕中又催生许多新的腐恶。第二次启蒙在中国面临的境遇更加复杂，启蒙者的道路更加艰难。

衷心祝愿全世界的“第二次启蒙者”联合起来，为多灾多难的地球人类开拓出一个“清新美丽新世界”。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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