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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中刻书最早始于入关之前。顺治三年(1646年)修成《大清律》，同年刊板，次年颁行全国，这是目前所知清代入关后宫廷最早的刻书地点之一。刻书地点仍在明朝刻书处“经厂”，利用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厂本小异而大同”(《清代殿本书始末记》)。康熙十二年(1673年)敕廷臣利用前“经厂”《文献通考》及《性理大全》营书板在武英殿修补、整理后刷印行世，两书卷前均冠有圣祖御制序。据《清宫述闻》记载:“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二楹，焉修书处，掌刊印、装璜书籍之事”。另据咸丰十二年《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武英殿修书处”条下记载:“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把其成，下设兼管司员二人，以内务府官员兼任。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库掌三人，委署库掌六人。设有书作，刷印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摺配、装订等职。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领催四名。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等，共八十四人，分办各作之事”。由此可知，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已正式成为清代宫廷专门修书机构。
武英殿位于西华门内，熙和门西，“殿厂五楹，丹墀东西阶九极。其东配殿曰凝道，西配殿曰焕章，后殿称敬思。殿之东北为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清宫述闻》)清代官刻书籍几乎全部集中于此。但也有地方政府受皇帝之命刊刻书籍的，如二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两淮监政曹寅奉敕刊印的《全唐持》等书，也被列入内府本。因武英殿修书处由内务府领导，并由内移府出资，所以总称“内府刻书”，又因为内务府刻书以武英殿为刻书中心，故又统称为“武英殿本”，简称“殿本”。
武英殿刻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为历代宫廷刻书所不及。明代的“经厂”刊刻书籍数量有限，质量上如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云：“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明宫廷刻书由文化较低的宦官把持，所刻书籍校勘失误较多，而武英殿刊刻的书籍，多为高极翰林所为，故校刊精湛。据《历代刻书考述》统计:“内府刻书以单刻计算，大钓有六百三十三种，五万四千零三十六卷”，数字十分可观。此外，宫中还设有多处修书处所，如:蒙养斋专修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书籍;佩文、渊鉴二斋专修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专门从事翻译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方面的处所，如“清文字经馆”，满文《大藏经》便是在此译成的，以及“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方略馆”、“国史馆”等等。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时间里，各种书籍的纂修从未停止过，每年都有新书问世，《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为了将一些敕撰本纳入《四库全书》，甚至出现了十六种书籍同时编修的情况。可见当时宫中刊修书籍的盛况。
宫中所刊刻的书籍雕板、刷印、装璜都非常精美。康熙一朝刻书多采用精致的锦连纸，坚韧洁白。字体上采用仿宋字，也称方体字;或采用软体字，又称楷体字，用两种字体雕板。所刻书板“虽杂出众手必斠若画一”(《清殿本书始末记》)，而且挺秀工整，秀美洒脱，风格各异，将书法艺术舆雕刻艺术融为一体，世称“康版”。清代著名学者金植《不下带编》卷四中有“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的评价。如御定《全唐诗》、《七经》等书都是用软体字刻印的，《佩文斋书籍谱》、《历代持诗余》、《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都是用仿宋字刻印的，这些书籍都是精工细刻，纸精墨妙，装璜考究，堪称精品。雍正朝所刻的《律历渊源》，雍正六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用铜活字排版，书中大量的插图都是由当时著名的画家和优秀的刻工合作完成。以四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御制唐宋诗醇》及五色套印本的《劝善金科》，在刊刻、刷印、装璜工艺上都连到了较高水平。乾隆三十八年后，用木活字排板印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在刊印过程中对各种工艺有所改进，改变了元朝王桢先在一整板上刻字，再锯为活字的旧方法，而是先锯好大小相同的木子，然后贴上字样刻字。以木活字摆印书籍，省工省费，乾隆皇帝赐名“聚珍”，并题诗十韵称讼。主持雕印该书的大臣金简总结印书经验，著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对当时及后期的出版事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乾隆皇帝对校镌经史板片除下的零头短片非常珍惜，命仿古人巾箱之式，雕刻袖珍板丛书十种。嘉庆四年刻《续纂大清一统志》，工料愈逊，九年纂《熙朝雅颂集》，特谕浙江巡府阮元刊进，亦不如乾隆初年诸殿本。“道光、咸丰两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万几无暇”(《清殿本书始末记》)。同治朝武英殿刻书基本停止。“光绪一朝，初敕纂七省方略，为省费计，由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西法铅铸活字排印成书”。武英殿刻书处到此时已名存实亡。
嘉庆皇帝封武英殿遣存下的书籍、画板非常重视，十九年五月上谕“武英殿御书处书籍版片，积年刊刻不易，若任其残缺漫漶，殊为可惜，著逐一查点，其颁行有用之书，如版片间有缺坏，应即补刻齐全”(《清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以后，宫中藏书管理混乱，武英殿所藏书籍书版失窃日趋严重。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发生一起大火，所藏书籍、书板、印刷工具等惨遭毁灭。《清穆宗实录》记载:“六月二十日晚，西华门内武英殿不戒于火，延烧至三十余间····”可见损失之大，相传火灾起因在于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
武英殿刷印的书籍，除满足皇帝御览、宫内陈设、奖励臣民外，还颁行各省官府，书院等。乾隆三十九年奏准，“凡聚珍馆摆印各书，刷印连四纸书五部，竹纸书十五部，以以备陈设，又刷印竹纸书三百部，发交江南、江西、浙江、广东、福建五省通行。”由此可见，殿本书籍颁行较广，印数不少。但经遇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存世已日见稀少。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仍藏有殿本书籍七二二部，二一八九一册，武英殿所雕刻书板十多万块，其中包括著名的满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的经板，这些书籍与书板的存世已非常珍贵，对研究清代文化、清代宫廷刻书等都是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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