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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问题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笛卡尔、康德到海德格尔，西方主流哲学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一条明显的且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一鸿沟的两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存在者：一边是一个单一、同质的群体——人类，他们具有语言、理性和灵魂等唯有人才具备的属于“人性”的东西；另一边是与人相对立、被标志为“动物”的群体，它们没有语言、理性和灵魂那些人性的东西，而只有先天的本能。问题是，虽然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很多区别，但是这些区别足以使人类不再是一种动物了吗？ 一、“作为第三种黑猩猩的人类”对于到底该如何看待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人类到底是不是一种动物这一问题，与大多数哲学家仅从本体论、人性论角度研究人性不同，尼采认为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故而要求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人性。在尼采看来，缺乏历史感是哲学家的原罪，“他们不知道，人是生成的，认识能力是生成的……人类发展中的一切本质的东西早在我们大概了解的那四千年之前的原始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在这四千年里人类不会有很大的改变”(1)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尼采可以说是开创了从历史的、生成的角度来研究人性的先河，在他之后，不少哲学家纷纷借助演化历史学、人类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学科所提供的史实和资料来探究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是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戴蒙德既是历史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戴蒙德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7)研究农业社会的起源，比较的对象是农民与狩猎采摘者，而他更早的作品《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1992)研究人类如何从猿类之中演化而来，比较的对象是人类与黑猩猩。 在《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中，戴蒙德从五个部分讨论人类的兴亡史。第一部分涵盖几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终点是1万年前兴起的农业社会；第二部分讨论人类生命循环中的变化，它是人类文化表现的生物学基础；第三部分讨论那些让我们认为“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其中最核心的观点是使人异乎禽兽的文化特征在动物身上就已存在；第四部分讨论人类如何成为世界的征服者；第五部分讨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前面三个部分描述人类的过去，后面两个部分描述人类的现在和将来。我们探究的是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故而主要分析前面三个部分，戴蒙德是如何描述人类的进化或身世的。 如何看待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一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有一道似乎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也是我们创造“动物”一词来勾画那道鸿沟的原因。人类会说话、写字、制造复杂工具，大部分人穿衣服、欣赏艺术，很多人信仰宗教。人类还有很多阴暗行为，如灭族、凌虐、吸毒、大规模消灭其他物种等等。虽然上述行为中的一两种有的动物也会，但动物的水平跟人类不在一个层次。故而，无论是出于务实需要还是法律要求，我们都不能把人当作禽兽。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动物，我们的身体，无论解剖结构、分子成分还是基因，都与其他动物相似，我们甚至可以辨别我们是哪一类动物”(2)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页。。根据现代遗传学研究，人类与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有98%是相同的。若有动物学家从外太空中来，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人归类为第三种黑猩猩。 然而，很长时间内人类再也不提自己是“另一种大型哺乳类”。早在公元2世纪，西方古代医学集大成者盖伦从动物解剖经验中就已确定了人在动物界的地位：无论在内脏、肌肉、动脉、静脉、神经，还是在骨骼形态上，猴子与人非常相似。实际上，在灵长类，人类明显与猿比较相似，与猴差异较大，如猴子有尾巴，而猿和人没有。DNA差异是检测不同物种之间亲缘关系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猴的DNA与人/猿的DNA有7%不同、93%相同。黑猩猩与倭黑猩猩的DNA差异只有0.7%，人类与两种黑猩猩的差异是1.6%，相同基因高达98.4%。人类与大猩猩的DNA差异较大，是2.3%。 从族谱看，人类最亲近的亲戚是黑猩猩。传统分类学将所有大猿放在“猿科”，为人单设一个“人科”，似乎人与猿之间有一道鸿沟。这是人类视自己为“万物之灵”的一大源头。我们也许可以用黑猩猩的眼光来处理高等灵长类的分类，把它们分为两群：一群是三种黑猩猩，即人类和另外两种黑猩猩；另一群包括其他猿类，如长臂猿、红毛猩猩与大猩猩。两群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同属于一个物种。传统分类学将人与猿分别开来的做法，不符合人与猿之间的遗传距离和分化时间的史实。“人类就不可能独立成科，甚至不应独立成属，而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归入同一属”(3)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29页。。可是根据动物命名国际公约，人属(Homo)这个属名较早问世，因此人属应有三个物种，除了人，还有黑猩猩、倭黑猩猩。这些新的遗传证据，除了涉及分类学的技术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猿在宇宙中的地位。 尽管人类在基因、族谱上跟黑猩猩属于同一个物种，但现代社会的共识是，人之为人主要不在于基因，而在于语言和文化，是语言和文化让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然而黑猩猩、大猩猩甚至猴子都能以符号沟通，受过训练的猩猩有的能学会上百个符号。既然猴子、黑猩猩都有能力以声音传讯，为什么它们没有朝这个方向演化，发展出自己的复杂语言？“答案似乎在涉及控制语音的解剖构造，包括喉咙、舌头，以及相关的控制语音的肌肉”(4)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58页。。黑猩猩之所以无法发出人类的母音，这是受制于黑猩猩的解剖结构的。以语言为基础，人类慢慢演化出各种文化，自此以后人类的发展不再依赖于遗传的变化。 在分析人类独特文化特质的生物学基础之后，戴蒙德指出，遗传特质并非决定人类特征的唯一特点。“我们成为万物之灵，凭的是文化特质，那些特质建立在我们的遗传基础上，赋予我们巨大的力量”(5)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139页。。人类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艺术、技术以及农业。对于每一个人类特有的文化特质，我们必须追问它们在动物界的“前身”是什么？在人类演化史上，那些特质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近现代形式？它们在演化早期阶段是什么模样？ 在人类演化中，或者说人类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语言是关键。语言让人类共同草拟计划、彼此交流、相互学习经验。人类语言与动物呼叫间的鸿沟，似乎没有任何桥梁可以跨越。自达尔文以来，人类语言起源的谜团其实是一个演化生物学问题：这一不可跨越的鸿沟是如何跨越的？在《语言的演化》一章，借助现代科学对野生动物呼叫的研究，戴蒙德认为人类语言与动物呼叫之间看似难以跨越的鸿沟实则是可跨越的。 已知的最精密“动物语言”研究是对非洲长尾黑颚猴呼叫的研究，这是一种东非野生动物园中最容易碰到的猴子。长尾黑颚猴的死亡约3/4是由豹、蛇和鹰这三种猎食动物造成的，它们对这三种猎食动物会采取三种不同的防御措施，而且它们会发出三种不同的呼叫警告。这三种呼叫各有特色，人耳不需要任何技术手段就能分辨。除了这最常见的三种呼叫之外，长尾黑颚猴至少还有另外三种呼叫警告，分别是狒狒、土狼和鬣狗等哺乳动物、它们不熟悉的人类出现时发出的呼叫。其他长尾黑颚猴听到不同呼叫会采取不同防御措施。科学家还告诉我们，长尾黑颚猴的呼叫警告并非恐惧或意向的非自主性表现，即自然流露，而是对外界有所指涉，且相当准确。长尾黑颚猴自幼年起就学习适当的呼叫和反应模式，幼猴对成猴的呼叫要到六七个月大才能作出正确反应。 长尾黑颚猴有呼叫，但这一呼叫是不是语言还有一些问题需回答：这些呼叫能否当作“词语”？动物的“词汇”有多大？哪一种动物的呼叫有“文法”？在英语国家，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需1000个单词，但长尾黑颚猴只有10来种不同呼叫。不过，有好几组科学团队使用人工语言训练被捕获的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些动物都学会了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符号的意义。这至少证明它们的智力足以掌握大量词汇。问题是，不管动物的词汇有多大，除非有文法，否则大多数语言学家不会承认动物有语言。虽然长尾黑颚猴的呼叫研究至今没有发现它们的呼叫有文法，但科学家对动物语言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窥见动物声音通讯的极限。在追踪动物语言的极限之后，我们能看到人类的语言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地步，从而看能不能打通在动物呼叫与人类语言之间的鸿沟。 如果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长，婴儿长大之后就一直不能说话，也不会发明或发现语言。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参与实验的是整个族群中的小孩，他们身边的人说的语言极为简化又不稳定，与正常2岁孩子说的话颇为类似。那些孩子会无意识地继续演化他们自己的语言，比长尾黑颚猴的呼叫更为先进，但比正常的人类语言简单，结果产生了一种叫“克里奥耳语”(creole)的新语言。这种耳语和它的前身“洋泾浜语”(pidgin)为我们建构人类语言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有益线索。在语言形成过程中，语言学家区分出两个阶段：刚形成的粗糙语言叫洋泾浜语，进一步演化出的较复杂的语言叫克里奥耳语。与正常语言比较，洋泾浜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极为贫乏，其语言通常只保留几个语言的交集部分。如果只有成人且不是正式地讲洋泾浜语，它就会停留在原始阶段而不会进一步演化。但是，如果有一个世代以洋泾浜语为母语，它就会很快演化成克里奥耳语。克里奥耳语可以表达正常语言能表达的思绪，而稍微复杂的意念洋泾浜语都难以表达。 从洋泾浜语到克里奥耳语，或从2岁幼儿的单词话语到4岁幼儿的完整句子，是迈向成人语言的一大步。洋泾浜语，如2岁幼儿的语言(以单词为主，缺乏具备语法的完整语句)与成年人的语言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但是，克里奥耳语，如4岁幼儿的语言(具备一定语法结构的完整句子)与成年人的语言是不具有本质性区别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克里奥耳语与正常语言仍有着很大的差异，“可是从长尾黑颚猴呼叫到莎士比亚，‘克里奥耳语’已走完全程的99.9%”(6)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167页。。在动物交流与人类语言之间，我们曾经一直认为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我们在动物界(最有价值的是长尾黑颚猴的呼叫)和人类(代表性的是4岁幼儿的完整语句)中都发现了可供建造桥梁的材料。虽然语言是人类最独特的特征，正是语言使人类生活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世界之中，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知晓，在动物界可以找到人类语言的前身，在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除语言之外，很多人认为在人类独有的特质中艺术最高贵，它就像语言一样将人超越于动物之上，为人/兽之分划下明确界限。很多学者认为，类似人类艺术创作的动物表现(大象画画、鸟类唱歌)与真正的艺术有着本质区别：人类的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没有使用价值；人类的艺术创作受美感支配，而美感是愉悦的源泉；人类的创造天赋受艺术传统熏陶，并非镂刻在基因之中的机械操作。“艺术本无用”，这就是说人类的艺术不能帮助创作者取得生活资源以及传递基因，而鸟儿唱歌则是为了吸引异性交配、保卫自己的阵地，以达到传递基因的目的。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唯有在人类身上才会表现出绘画、歌唱等艺术才能，但是，美国一个动物园的几只灵长类动物，包括两头黑猩猩(刚果与慈贝)、一头大猩猩(苏菲)、一头红毛猩猩(亚历山大)，它们身上也显示出同样的才能。“这些灵长类分别精通不同的绘画媒介，包括画笔、手指、铅笔、粉笔、蜡笔。刚果一天画过33幅画，看来只是为了愉悦自己——从未见它拿画给其他的黑猩猩看”(7)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171页。。黑猩猩是我们的近亲，它们的画与人类的画一样并不总是具备传递基因的实用功能，这些画已经开始跨越人类艺术与动物活动之间的鸿沟。通过对艺术的自然史的考察可看出，人类的艺术在动物界有前身。人们原以为的人类特征，最近的动物行为研究已揭示了它们的前世今生。“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不再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8)贾雷德·戴蒙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第170页。。 二、作为“生成—动物”的人类人类是第三种黑猩猩，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戴蒙德的看法在演化生物学、哲学人类学中颇具影响，但是很多哲学家认为，这只是生物学、人类学的实证研究。实证材料只涉及事实，哲学负责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为它们提供本体论基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充分显示了这一倾向，也就是赋予存在问题优先性，科学的存在论奠基必须先于科学的实证研究。如何看待实证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哲学与经验性研究的关系是不是单向的？对存在者的经验性研究与存在者的存在论问题有没有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不少哲学家作出了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回答，这里以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为例。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要对象都可以看作是一座“高原”，“每一座高原都将不同的主题构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而这些主题则与众多非哲学的学科关联在一起。艺术，数学，地质学，生物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动物行为学……”(9)玛斯素美：《代序：概念何为？》，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代序”，第2页。哲学不能满足于纯粹的反思，不能以一种超然的立场来对世界进行解释性描述或裁断性规定。德勒兹和加塔利关注的是多元体：众多学科、众多高原、众多韵律、众多主体和共变着的滑移。他们强调的是多样性，那种难以遏制的、作为一种生成的连续性的多样性。 德勒兹和加塔利区分了两种描述事物的方法：“根茎”(Rhizome)与“树”。前者无中心、无规则，后者具有中心化的特征。一个(块)根茎既无开端也无终结，它始终居于中间，在事物之间、在存在者之间、间奏曲；树是血统、层化和界域。树强行规定了动词“是”，根茎将连词“和……和……和”作为自己的织体。正是在此连接之中根茎撼动并根除了动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建立一种“和”之逻辑，这一逻辑颠覆本体、废黜基础、取消开端和终结，把被主流哲学割裂开来的不同多元体(生命)通过根茎连接起来。“所有根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线而被层化、界域化(territorialiser)、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等等；然而，它同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每当节段线爆裂为一条逃逸线之时，在根茎之中就出现断裂，但逃逸线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10)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10页。。如果生命意味着一块根茎，那么这一根茎也包含着节段性的线——一个个的属和种，并沿着这些线而形成一个个内容丰富的属和种。生命同样包含着一根根属、种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每当节段性的线因产生新生命而爆裂为一条逃逸线之时，根茎之中就出现断裂，但逃逸线仍是根茎的一部分。不管人类在生命这一根茎中如何逃逸，如何“高高在上”，它仍归属于这一根茎，是这一根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处理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容易陷入一个悖论：从根基处看，人是一种动物；但是，只有否认自己的动物性，人类的自我身份才能得到确认。德勒兹和加塔利通过构建差异和多样性本体论来解决这一矛盾：某种特殊的“生成—动物”(11)“生成—动物”显性的表达是人类可以成为动物、变成动物，人类是动物的重复与差异；隐性的表达是人类是以动物为基础和前提演变而来的，人类与动物是一种延(续)(差)异的关系。(Becoming-Animal)的存在正席卷并消灭着人类，同时对动物产生着相同影响。这种本体论的关键特征就在于“内在性”这一主题：一方面，每一种动物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性，这一内在性在“生成—动物”中得以回归；另一方面，每一种动物的生命在生成中不断去除“领土化”，一种无法确定、高度差异化的物质性在一个个动物中重复着自身。在不同动物的内在性之间不包括任何否定和边界，只有差异或门槛，每一种动物都和所有其他动物互有纠缠。“在每个阈限或闸门之上，都存在着一个新的协约？一根纤维从一个人伸展向一只动物，从一个人或一只动物伸展向分子，再从分子伸展向粒子，直至难以感知者。每根纤维都是一根宇宙的纤维。一根由边界串连而成的纤维构成了一条逃逸线或解域之线”(12)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52页。。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多元体，而每个多元体都是共生性的，在其生成之中汇集了动物、植物、微生物、粒子以及难以感知者。无机物、植物、动物、人的层级分类体系相对于“生成—动物”只有派生的本体论地位。 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生成—动物”的观点，但他们又认为不应赋予这一观点独享的重要性。“生成—动物”仅仅占据着一个居间节段：在节段的一边是“生成—女人”、“生成—儿童”，在节段的另一边是“生成—元素”、“生成—细胞”、“生成—分子”、“生成—难以感知者”。“生成—动物”、“生成—分子”都不是终点，它们都趋向于一种“生成—难以感知者”。“生成—难以感知者”含义众多，既有非有机的难以感知者、非表意的难以分辨者，也有非主观的无人格者。“与世界同步。难以感知，难以分辨，非人格，这三重效力(vertu)之间的关联正在于此。将你自身缩减为一条抽象线，一根线条，以便发现你自身与其他线条之间的难以分辨的区域，由此进入到个别体和创造者的非人格之中”(13)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97页。。这样，通过将整个世界和所有人都形成为一种生成，我们创造了一个互通性的世界，并在自身之中清除了所有那些阻碍我们在事物之间滑动和生长的东西。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容贯的平面”。“它们就是电子自身，就是真正的黑洞，就是实在的细胞单元，真正的符号序列。不过，它们已然脱离了自身的层，被去层化、被解码、被解域，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们在容贯的平面之上有可能相互邻近并彼此渗透”(14)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94页。。容贯的平面无视等级的差异、数量级、间距，无视人工和自然之间的差异。容贯的平面上产生了许多存在者，从人、动物、植物、元素、分子到微观宇宙，这些存在者彼此邻近、相互渗透，既可以被层化、被结域，也可以被去层化、被解域。只有不断地逾越一条条的界限，既包括男人与女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也包括人与动物、人与元素、人与分子之间的界限，我们才能对容贯平面上的存在者，既包括人，也包括动物，作出合理解读。 如果人类是“生成—动物”，这样会不会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生成—动物”是不是还原论，是不是象征着生物学主义？“如果说生成—动物并不致力于扮演动物或对其进行模仿，那么，同样很明显的是，人不会‘真实地’变成动物，当然动物也不会‘真实地’变成别的什么东西。除了自身，生成不产生别的东西”(15)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34页。。真实的唯有生成“自身(性)”，而不是生成所穿越的那些中间项。一种生成没有一个不同于自身的主体，也不具有终项，它的终项只有在介入另一种生成之中才能存在。生成有着一种自身所特有的真相：柏格森关于迥异的“绵延”之间的共存，这些绵延彼处互通并相互转化。所以，正是为了克服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生成—动物”这一差异和多样性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并非生物学主义，不是把人降低为动物，而是通过差异和多样性来跨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 如何理解“生成—动物”？理解这一问题对于儿童要比思维固化、充满概念的成年人简单得多。一个小孩，比如小汉斯，他的马不是成年人眼中再现性的概念(成年人通过这些僵化的概念在大脑中描述对象)，而是儿童心目中情状性的、只能在具体场景中存活的事物(生命)。比如说，一匹马，它不是某个物种的一员，而是某种配置中的一个要素(个体)：驮马、公告马车、街道。它为一系列相关的情状所界定，处在一个个体化配置的背景之中：眼睛被马眼罩蒙住，带着一个马嚼子和马笼头，元气充沛，拉着沉重的货物，被鞭打、倒下、腿乱蹬……同样，汉斯自己也被掌控于一种配置之中：妈妈的床，父亲的烟，房屋，对面的咖啡馆，街道，进入街道的权利，由此产生的骄傲和带来的危险。“重要的不再是在配置之间形成客观的类比，而是要了解，小汉斯是否能够给予他所固有的要素以动与静的关系及情状，因为正是这些使他得以生成为马，而这种生成独立于形式和主体。是否存在着一种仍然未知的配置，它既非汉斯的配置、也非马的配置，而是汉斯之生成—马的配置”(16)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63页。。马和人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通过一种不再由词语构成的语言，不再从属于形式的质料，不再归属于人的感受性，存在以同一种意义表达这些不同生命。 传统哲学和生物学都认为，生命就是有机体，有机体由各种器官组成。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要消除器官，力图构建无器官的身体，以便那些被释放出的元素和粒子进入新的关系之中。正是从这些关系中产生出“生成—动物”，以及在配置中情状的流通。“生成—动物”只是众多生成中的一种。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生成的节段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表面上的进化：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植物或矿物，生成各种各样的分子，生成—粒子。“生成，就是从(我们所拥有的)形式、(我们所是的)主体、(我们所具有的)器官或(我们所实现的)功能出发，从中释放出粒子，在这些粒子之间建立起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我们才得以进行生成”(17)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85页。。 因此，“生成—动物”是一种新的力量，其真实性并不在我们所模仿的动物身上，而在其本身之中，一种比邻而居和难以分辨，它从动物身上获取某种共同的元素和粒子。通过“生成—动物”，我们在所有生命之间创造了一个互通性的世界；通过生成的运动，由不同生命所组成的绵延之“线”才得以摆脱点的束缚，使得由一种种生命所构成的“点”变得难以分辨。故而，正是通过“生成—动物”、“生成—分子”、“生成—难以感知者”，凭借邻近性、难以分辨、互通性、滑移和绵延，德勒兹和加塔利弥平了主流哲学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所划下的那条鸿沟。 三、动物与人类都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者虽然有不少哲学家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存在所谓鸿沟，人仍然是一种动物，但这种观点在哲学界并非主流。多数哲学家认为，人与动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者。比如海德格尔认为，重要的不是去确定人类是否起源于猿类，在没有弄清人与猿在存在论上有什么区别，以及如何凸显这种区别之前，我们是无法提出和回答这样的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在随便某个特殊方面找到人和动物的区别，而是找到构成动物之动物性本质和人之人性本质的东西”(18)Martin Heidegger，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World，Finitude，Solitude，trans.William McNeil，Nicolas Walker，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179.。人和动物之间，不在于实证科学提供的区别，而主要在于它们存在论上的区别。 所有讨论生命的科学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试图从生命出发来说明人和一切事物。海德格尔认为舍勒是这一“生物学世界观”的代表：他在谈论人的问题时犯了立场性错误，试图在人类学背景中统一探讨物质实体、生命和精神这些不同序列的存在者。“舍勒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认为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它将存在者的所有阶段——肉体性存在、植物和动物性存在、精神性存在——集于一身”(19)Martin Heidegger，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World，Finitude，Solitude，p.192.。海德格尔的观点则是，只有确认了此在在存在者和存在论诸层次的优先性之后，讨论人与动物的区别才是可能的。 以蜜蜂为例。一只蜜蜂在一颗花朵上找到一滴蜂蜜，吸完之后马上飞走，因为蜂蜜不再在场。蜜蜂能否意识到蜂蜜的在场？一般人都认为能，因为在他们眼中蜜蜂是因为被花朵的香味吸引才飞到花朵上吸取蜂蜜的。海德格尔则相反，他认为不能把蜜蜂的本能行为解释为对蜂蜜在场或不在场的认知。如果把一只蜜蜂放在一整碗蜂蜜之前，蜜蜂吃饱了就会飞走，对剩余的蜂蜜不管不顾。如果在蜜蜂吸吮时，通过外科手术将其腹部切除，它就不会停止吸吮。海德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蜜蜂认识不到蜂蜜的“在场”，只被“食物”所占据。在吸吮花朵的过程中，蜜蜂无法把花朵表现为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这里没有理解，只有行为[Vernehmen]，一种我们必须通过这一方式来把握的被驱使的行为，因为动物把某物理解为某物的可能性被抑止[genommen]”(20)Martin Heidegger，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World，Finitude，Solitude，p.247.。虽然蜂蜜就在眼前，但由于蜜蜂不会思考，没有理性，所以它不能把眼前这种存在者理解为“蜂蜜”。动物有行为，不过这是一种被消除了的行为，也就是虽然它与某物有关，但它被某物所占据、被拘禁于这某物，这某物不能作为存在者对其敞开。这一结论有无争议？动物学家曾经用黑猩猩做实验来研究动物能力的界限，舍勒从这一实验得出了与海德格尔相反的结论：“动物的活动并不是全部都可以从本能及附加的联想过程推导出来，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有真正的理智行为了。”(21)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伯杰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为了强调人在存在者、存在论上的独一无二性，海德格尔创造了此在概念。“此在”能不能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此在有两种存在方式：日常生活中的非本真存在和向死而生的本真生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其他人交谈，我们坐车，我们唤狗，我们看星星，所有这一切——人、车辆、动物、天空中的物体——都以同样的方式当下上手。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无差别地对待周围所有存在者，这些存在者没有向日常生活中的此在显现自己。虽然此在把它们当作存在者来认识的能力是可以觉醒的，但在这种能力没有觉醒时，此在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很明显，大多数时候，此在在世界上的举止方式跟动物在其行为中的方式恰恰是一样的”(22)Krell David Farrell，Daimon Life，Heidegger and Life-Philosoph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10.。拘禁、沉迷、迷醉于上手的事物之中，这既是动物的本质，也是日常此在的本质。至于所谓唯有人才有的“向死而生”，就像语言、艺术一样，在动物那里也有其前世今生。 此在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者。这一在世存在的存在者可从两方面解读：作为个体的此在和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的此在。海德格尔分析的是单个此在的在世存在，根据他的理解，地球上所有此在，不管是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还是其他洲的人，也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别的职业，都是通过操心来在世界中存在的。从单个此在看，如果存在着一个现成的能去在的存在者，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在逻辑上就没有问题：此在一出生就被抛到一个世界中去生存。问题是，作为个体的此在是生成的，它是在其在世存在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操心、语言等在世存在的能力的。我们刚出生时只是“一团肉”，这一肉身此在并非一出生就具有将存在者当作存在者来考察的能力，它在世存在的能力有一个发生学过程。除了作为个体而存在之外，此在还是作为一个生物学种群而存在的。作为复数、作为一个生命族群的此在属于一个生物学物种，这一物种并非突然间具备将存在者当作存在者来感知的能力，这一能力在生命进化史上也有一个发生学过程。海德格尔对个体的在世存在作了精彩分析，但没有对此在所属的种群作分析，缺少一个此在所属物种的发生论分析，后者是单个此在生存论分析的前提。在基础存在论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作为一个种群的此在的在世存在的能力是如何生成的。如果缺少对今日的此在作为一个生物学类别是如何演化而来的探究，没有看到工人、农民、采猎者、智人和猿人之间的差异与重复，我们就无法对今日此在的生存方式作出合理解说。同样，如果不对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差异与重复作出合理描述，我们无法对作为一个生物学物种的人类的存在方式作出合理解读。 从生成论角度看，对作为一个生物学种群的此在的理解离不开进化论理论，但是，海德格尔对进化论是持怀疑态度的。“海氏的整个文本都在拒绝一切形式的人类/动物连续进化论，因而具有强烈的反达尔文主义倾向”(23)马修·卡拉柯：《海德格尔的动物哲学》，汪民安：《生产》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虽然人类与动物都生活在环境之中，但海德格尔认为动物的环境跟人类的世界不一样，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同质化不同生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在于简单地研究生命的特殊物质性条件，而是要深究动物和其环境关系的结构”(24)Henri Bergson， 在比较人类与动物时，选择何种动物、哪一阶段的人类作为比较对象，这会对最终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选择人类时，海德格尔的对象是“最高(后)”人类即现代人，而不是早期智人、猿人；在选择动物时，他选择的不是人类熟悉的狗、在血缘上与人类最接近的黑猩猩等哺乳类动物，而是蜥蜴、蜜蜂这些在外形、行为和血缘上跟人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爬行类、昆虫类动物。如果问人类与蜥蜴、蜜蜂之间有没有一条鸿沟，大多数人都会说有。人类与蜥蜴、蜜蜂在物种上的差距太过于悬殊，它们之间的绵延和重复不是一般人看得出来的。早期人类如猿人与黑猩猩的重复则显而易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有专家才能发现。也许是出于强调人类在存在者、存在论上优越性的目的，海德格尔有意无意地用人类与蜥蜴作比，而不是用猿人与黑猩猩相比。前者有鸿沟，后者是差异。 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所有生命都在世界中存在，这是生命哲学的观点。与生物学把生命理解为有机体不同，柏格森的生命是宇宙的内在生命。“在物质与充分发展的精神之间存在着无数的程度差别”(25)Henri Bergson， 德里达是最关注动物问题的哲学家之一，他终其一生都对动物生命极其关怀。德里达哲学最重要的概念莫过于“延异”，这一概念同柏格森的“绵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于克服传统哲学强行划下的那些界线，其中一条就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德里达的在场生命现象学，就是在超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一切生命的区别中进行现象学还原。这一做法，真正实现了“使每一个生命体，不再以人为中心，更不再以人的语言和意识为中心，任他们、她们、它们、祂们、牠们中的每一个，都真正具有其自身的不可取代的‘自身性’”(28)高宣扬：《法国现象学运动的新转折(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在生命哲学看来，所有生命都是以自身为中心的，每一种生命都有自身的内在性。由不同生命的内在性组成的是一条绵延着的生命之河，在这条河流之中不同生命的关系是延异(既延迟、同一，又有所区分、变异)、是差异与重复，而不是鸿沟。每一种生命不仅以自己独有的内在性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生存着，而且还在彼此联接、相互贯通和共生共存中创造出同一个世界。人类，尽管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生命，比其他生命“更语言”、“更艺术”、“更操心”，但在生命演化史上它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后的，只有在与其他生命的共生共存中人类才能存在。故而，只有直面其他生命，特别是动物这一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他者，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在世存在——在一个与所有其他生命共享的世界中存在——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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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菌心说 > 《美好社会、人类学＋、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