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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回 大 宋 一 在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先说上几句请朋友们不要误会的话。如果朋友们不喜欢大宋王朝，就当做我是信口开河，是不经过大脑思考的乱说乱道。毕竟有宋一代不论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牵扯到民生方面的，什么“杯酒释兵权”、什么“澶渊之盟”、什么“熙宁变法”等等，都有着太多的弊端弊政。一言而蔽之，此乃封建王朝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 当然，我知道我总是异想天开，是“不三不四，想天鹅屁吃”，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骂的好，在社会底层人的眼中，科举就是他们的“天鹅”，在我的眼中，大宋的都市，则是我的“天鹅”了。 另外，我清楚的知道，杂文嘛，有别与史传类专著的严密。但我还是心如不羁之舟，这是我的狂妄之言，想用表达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以上权当是楔子，以下才是正文。 二 这是我晚上在新修建的马路边“遛弯儿”时的所想。笔直而宽阔的大路上，灯火通明，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井然有序。于是我边走边听音乐，是歌手郑钧的“回到拉萨”。郑钧的“回到拉萨”唱得雄浑而苍凉，那声音似乎是从地底下穿出来的，歌声中表达了对西藏、对拉萨的向往。 仅仅是这些吗？ 那种对拉萨的向往，只是表层的东西，我以为，他是借助西藏拉萨来展现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那才是自己的渴望，才是他的根，才是他心中的圣殿。当自己求之不得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借这几句歇斯底里的吼声发泄了出来。 他想回到“拉萨”，那儿的雅鲁藏布江之水可以洗涤他的心灵，那儿唐古拉山的雪莲花可以唤醒他的魂灵，那儿纯净的天空有一颗纯净的神明。这一切的一切，在这里没有了世俗纠缠的与格斗，没有心灵上沉甸甸的包袱，在这里可以摆脱外物，找到真正的自己。 他的家在“拉萨”，那我的家又是在哪里？我一次次的询问自己，一次次的思虑着。对，我的家是在过去，是在遥远的大宋王朝。 那，就请让我描述一下我心目里的这个王朝。 我行走在开封府，那时候应该叫汴梁，头戴一方处士巾，身穿一领宽松的长袍，怀里藏着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子”，骑着一头白唇的毛驴，耳边是驴脖颈下那悦耳的铃铛声，优哉游哉的。我想干嘛？对了，我想到世界上最早的游乐商业集中地去看戏，这戏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杂剧”。 我越过了高耸的城门楼，看着身旁如织的游人，在汴河旁买了几块炊饼，上了横卧在河流上大大的一座木拱桥。桥上怎么这么堵？有两顶轿子在桥中间顶牛起来，互不相让，主子还没有搭话，抬轿的先吵起来。可能是这桥还不够宽吧，也没有个维持秩序的，因为两旁到处都挤满了卖食物的、卖杂货的。还有我的身边有几头驮运粮食袋子的驴子，有看热闹的立马就围了上来，我看四下里都是熙熙攘攘的，就脱身而出。牵着驴子看那河水里密密的行船，几只船满载货物，已穿过了没有桥柱的大拱桥。忽然，一只船篷因太高而被桥面卡住。 行家的看门道。我这不是在描述“清明上河图”吗？那可是咱大宋的市井生活，那时候的汴京，可是一座标准的“不夜城”，是一座彻彻底底的开放城。那是大宋经济的繁荣，已经普及到了南方，能够表现、涉及出南京、镇江、四川繁华的诗词俯身既拾。虽说一些被贬官的骚人墨客诸如苏子瞻、欧阳修在发配之地大发牢骚，但不免都是些远离京师后文学性的夸张语言，不是历史的真是。 仅仅是这些吗？ 如果仅仅是这些，我们错了。 三 以上的都是生活层面的，我更看重的是宋代人与人的交往。我就说说我所知道的大宋两大政敌王安石和司马光吧。再容我啰嗦一下，他们是政敌。 王安石是胸含峙岳之人、坚如磐石的人。他的《游褒禅山记》中就有“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他不达目地誓不罢休的性格就一览无余。当他与到了因夏辽长期威胁而日增的岁币、募兵、财政而焦头烂额的的宋真宗时，锐意除弊的皇帝和志向非凡的丞相一拍即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幕拉开了，对的，是“王安石变法”。他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他一系列改革的成败、得失，自有众多的历史学家评论。我不搞这个研究，也不去探讨这个脱离话题中心的东西。 但“既生瑜，何生亮”，他遇到了司马光。就是那用一部《资治通鉴》证明自己学富五车的司马光。他也是一直都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人，在处理大宋的政治事务来，也能够实事求是，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办法来。那么问题来了不是?他们二人在政见上有什么不同呢？ 我以为王荆公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自幼就以砸缸出了名的司马光是一现实主义者。 王安石所做的一切皆为变法，为了变法能够成功，他可以不计后果，这里有他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主义”。在他不考虑当时的现实一味“努力工作”时，司马光给他写信劝告，说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所有的弊政应该慢慢来，正是他在变法时的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使得这变法“半道崩殂”。王安石在他千古明文《答司马建议书》中一一进行了倔强地驳斥。 但他们只是政敌。请看这篇文章的开头：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我们看，他们只是政见不同而已，私下里还是“相好之日久”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都有着博学多才的“官人”，有着政治家的大度、正派品格。王安石为了行政，当然要排挤反对党，但仅仅是外放了他们，从不网络罪名陷害，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乌台诗案”时，他上书替政敌与朋友于一身的苏东坡讲话，这岂是奸佞小人之为？司马光也这样，王安石下世后，已经重病卧床的他相皇上建议要厚加抚恤。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他只是一个“拗相公”。 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不合，也可以说得上是“党争”了，历史上的一些有名的“党争”，哪一个不是斗个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唯有大宋，敌对在朝堂上双方互不相让，下来后却又惺惺相惜，这不仅仅是他们的道德高尚，还是社会的文明、政治的文明！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个名词“精神贵族”，究竟什么是“精神贵族”？什么样的人才可算得上“精神贵族”？一个有着自己独到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人，算得上是“精神贵族”，能够容得下这样的人的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 还有，再加上我在前文中叨叨的物质方面的空前丰富，你不觉得宋人生活的幸福吗？ 美哉，宋人！美哉，大宋！ 四 如果仅仅只是这些，就让我回到古代暗无天日的生活？哪里比得上现在晚上的火树银花啊。我只是在说说我的一点点想法而已，该不会有人说我在“拉历史的倒车”吧？人家李白写过“梦游天姥吟留别”，在诗歌中把一切说得跟真的似的，但别忘了，他是在写一个梦，一个主观臆造的梦境！ 人家是诗仙，是“谪仙人”，文章可传千秋而不朽，呵呵，我是一俗人，就借今晚行走在灯火通明的大路上之时，耳畔响着那《回到拉萨》的歌声，信“口”由缰的胡诌诌几句，若有不合时宜之处，速朽便是。 作者简介：党国斌，洛宁高中教师，喜爱文学，擅长散文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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