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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董新明老师是从湖北松滋走出去的“特级”。“特级”的名号于教师，虽不是人人所求，但却是非常之名。松滋的特级为数不多，亦城亦乡。他们各有“特”质，或教艺精湛，自成风格；或成果丰硕，名声在外。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热爱教育，扎根教育，潜心教学，研究教学，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董新明老师，从乡镇初中起步，到教育报刊编报，又展转高中教语文，始终以语文人为荣，以研究的心态从业，以成全学生为己任。他的特级是“教”出来的，也是“研”出来的，更是“写”出来的。他的成功，值得青年教师，值得语文教师学习。 为语文而生 文/ 董新明 （一） 2000年3月7日，一个小雨洒落的日子，我们兄妹几个，在一片油菜花刚刚吐蕊的田地里，含泪埋葬身染沉疴、享年仅63岁的父亲。 看到漆黑的棺木一点一点被黄土吞噬，我悲戚地想，父亲，这个给我语文启蒙的人，我再也见不着了。 父亲生于民国二十五年的战乱年代，出身于贫寒家庭，自然他是不可能获得读书机会的。好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后，父亲才背上粗布做的书包进学堂学了一点文化，按当时的学历标准，叫“高小”。就是这个只有高小水平的男人， 60年代初还被调到公社当了一段时间秘书；也就是这个干过一年多公社秘书的父亲，后来居然成为我学习语文的启蒙人。 岁月的风拂过一载又一载，50多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 我三岁多时，他教我用半截粉笔，在地上、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上、中、下、人、口、手”。 五岁多时，他教我背《毛主席语录》。 十岁时，他给我一字一句修改全镇开千人大会我要上台念的发言稿。 十四岁初中毕业，我辍学了，回家帮大人干活。父亲每天从大队带回一摞报刊，让我阅读。 十五岁时，正逢恢复全国高考招生制度，他赶紧动员我插班就读。通过1979年高考，我顺利地实现了“跳农门”。 父亲学历很低，可他指望我成为真正的“文化人”。 父亲 “一对一”式的教我学语文，不仅在当时“立竿见影”，而且有如一盏明灯，照耀着我几十年的语文之旅。 （二） 整个学生时代，我接触到的语文老师不下十来个。我相信，那些语文老师对我学习语文提供过很多帮助。这里，我想着重讲讲三位语文老师。 第一位是初中时教过我语文的龚仁贵老师。龚老师是湖北江陵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山西雁北师专工作过。他课教得好，文章也写得棒。我有幸成为龚老师的弟子，接受他的耳提面命。一次执教毛泽东的词作《念奴娇·鸟儿回答》。他用两支粉笔先在黑板上工整地默写出《念奴娇·鸟儿回答》，取下眼镜，擦擦镜片，随后就用那一手十分耐看的楷书进行“龚仁贵赏析”。满满一块黑板写完，他才甩了甩写得有些发酸的右手，接下来是他声情并茂的讲解。龚老师的背功、书功和赏功，在这一堂课的教学中得到了精彩绽放。他对我语文学习的直接帮助，是一次课余练笔。那次龚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读（观）后感。我选取的是暑假里与表哥一起跑上十几里路看露天电影的事，我在开头动了一番脑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创意”。龚老师评改作文时，给我的那篇观后感打了高分，还在班上大加赞扬，说我的作文开头新颖，不千篇一律，还说我能“活用”日常生活素材。后来他还亲自用楷书一字一句抄好，放进了学校宣传橱窗。作文得了高分，又被当堂“点赞”，我已经“够享受”的了，还被公开“曝光”。你说，一个少年的心空里，能不倏地燎原起一股热爱语文的烈焰么？我还听说龚老师酷爱教学研究，勤于写作论文，这一点，对于涉世不深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启蒙。 第二位是高中时期教我语文的胡杏芳老师。胡老师当年不到四十岁，她讲课操的是武汉腔，写黑板用的是行书，引导我们学语文挥洒的是女性的魅力。犹记得她执教刘白羽散文《长江三日》，当讲到“神女峰的传说”时，她把“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一句，读得多么煽情，多有韵味。她一口纯正的汉腔，配上一个柔美的翘首期待的姿势，平添了胡老师非凡的教学魅力。若干年后，当我执教舒婷的《神女峰》一诗时，胡老师那个魅力十足的教学镜头，立刻清晰、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触动了我欣赏、点拨的灵感。胡老师不仅教课吸引学生，还善于引导我们阅读积累，做语文学习的有心人。学完《长江三日》后，她要求我们把文中优美的词语、句子以及引用诗句分类摘抄下来，注明含义，写清用途。也就是从那时起，全班同学都有了一个摘抄本。我把我辍学干农活时看过的一摞报纸杂志找出来，抽空做了一些读书笔记。这样的积累坚持下来，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次胡老师组织大家进行成语知识测验，100分的考卷，全班只两个人过60分，我考了78分，全班第一名。全班同学啧啧称赞，胡老师高兴地奖给我一个塑料笔记本，鼓励我好好学语文。1979年高考，语文试卷上有一道填空题：“（ ）没无闻”，据说全年级320多名考生就我一个填对了。胡老师问我怎么知道填“湮”，我说那是我看报获得的知识。胡老师教我一年语文，我真切地记住了她说的一句话：“爱阅读，爱积累，才能学好语文。”在我执掌中学语文教鞭的30年间，我一直鼓励学生热爱阅读、勤于积累，把阅读和写作紧密结合起来。毫不谦虚地说，我自己正是把“读”与“写”紧密结合的践行者。我笃信，一个爱语文的老师，才能带出爱语文的学生。 第三位是师范生活里教我语文、直接助我职业成长的李泽宇老师。他身材高瘦，外表儒雅。上完鲁迅《藤野先生》一文后，大家伙儿便友好地送给他一个雅号：藤野严九郎。李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而且还长于写作。一次我去向他请教问题，走进他简陋的家，只见书桌上搁着好几个牛皮信封，里面既有刊物的采用通知单，又有刊登了他文章的样刊。记得当时他拿起一本墨香味很浓的《中文自修》杂志，翻开，指着他刚发表的一篇论文，告诉我理解分析教材要有独特眼光，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他的这一观点，对于两年后我踏上讲台执教语文课很有启发作用。我被分回家乡小镇教初中语文的最初几年，李老师曾以松滋师范副校长的身份，被组织派往小镇的高中任校长。这样一来，我与李老师就有了短暂的交集。为了开展说明文专题教学，某个晚上我去他的简易住所，向他求教。李老师热情地沏给我一杯茶，随后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语文教辅资料书，送给我参考，还叮嘱我要怎么选“点”，采用什么教学手段。专题教学完成后，我进行总结反思，写了一篇三千字的论文《培养学生说明能力的几点尝试》，第二次登门请李老师指教。其时他正伏案起草一个什么方案，见我前来，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接过我的论文草稿，认真看完，略一思索，帮我斟酌小标题、补充教学案例，就连文中措词不当、标点不准的细节问题，他也提醒我一一改正，宛如《藤野先生》中藤野先生给青年鲁迅细心修改论文一般。不久，全县召开教育学会年会，我那篇经李老师指点的说明文专题教学论文，获一等奖。教育局长亲自给我颁发证书和奖金。这是李老师指导、帮助的结果，也是我踏上语文教学之旅取得的第一点成绩。 （三） 1980年代初期，县教育局大兴教学研究之风，委托县教研室编印内部刊物《教学参考》，该刊物用于刊登教师的教学研究文章。初出茅庐的我，曾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三篇论文。局里还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奖励热心写作的教师。龚仁贵老师曾经一次领到奖金280元，是获奖教师中的“大户”。李泽宇老师获得的奖金也不少。本人也曾凭一篇发表在华南师大《语文月刊》上的“豆腐块 ”《简易“教具”》先后获得县、镇、校三级奖励，得到的教研奖金，是我当时月工资的两倍多。教育主管部门编印教研资料，帮助教师成长、提高，拿钱刺激老师们认真教学并积极撰文，倡导了一种好风气。在教师职称评定、教学能手遴选之中，县教育局还增加了“论文发表或奖励”的条件。这样的正确导向让如我一样爱语文、爱研究、爱写作的青年教师尝到了甘霖，拥抱了绿洲。 因为父亲的启蒙，得益于良师的濡养，加之教育行政部门的激励，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语文。 这一“爱”，就是三十六年，一个人的三个生肖，一个人平均寿命的二分之一。虽然其间我有六年暂别讲台做教育报编辑、记者，但是我未曾远离过语文。 这一“爱”，就“爱”得如醉如痴，如胶似漆。虽然其间我有两次转行机会，但我放弃了。我知道，一旦转行，我将辞别语文。其间也有一次拟被上级提拔为校长的动议，但我谢绝了。我知道，如果我担任校长，语文教学就会被边缘化，最终将忍痛割爱。 如果相信宿命，我就是为语文而生的。 如果不怕被人讥哂，我敢说爱上语文，我才有幸成为“董特”，才能远赴海南应聘，分享椰风海韵。 爱上语文，一生无悔！ （本文已刊于《中国教师报》，作者系原松滋三中特级教师，现供职于海南儋州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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