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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为童年时的我体弱多病，也因为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困难，九岁时母亲才给我报名上学，那时应该是公元一九七三年九月。 当我提着”书包“走进我的第一所学校，我心情很高兴。虽然我的家距离学校很近，不足五百米，但第一次上学，母亲还是亲自送我到学校，把我交给了符任农校长，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秃头的叔叔。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是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我母亲热情地跟他打了招呼，并把我交给他。他当时走廊里蹲着吃饭。他笑着应了一声，急忙地解决了早 餐，摸了我的头，拉着我的手，带我到教室去。 当时的中国农村学校校园建设几乎是零投入。校址通常选在祠堂里或是仓库里或是别的可以遮风挡雨的棚棚里。这和当今豪华的校舍校楼有天壤之别。宾合小学也不例外，只不过有点幸运，就办在部队的驻地营房里。听说这个营房是当时为了解放海南岛的南下大军建起来的，后来部队撤走了，就留下来给村里办学校了。 当时的老营房，后来的学校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除了二三栋并列的营房，就是打水的轱辘井了。前面有一片开阔地，上供部队操练用的，现在成了学生的操场加球场。校园面积到底有多大，你无法计算。旁边就是坡地，种满茂密的榕树及高大的桉树。再下面就是村民的住宅区。 开学的第一天，如果不是一件事让我伤心的话，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教室空间很宽敞，还有敷满杉木的天花板。还有统一崭新的课桌，只是配上高低新旧不一的坐椅，当时学校所有椅子凳子都是学生自带的。课本是新的，作业本是新的，书包也是新的，还有什么令我不开心呢？ 这就是蒲草织成的装书笔的草包 不开心是比较出来的。因我发现我的书包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书包是用布制作的，我的是母亲用蒲草织成的，说难听一点它不叫书包叫“草包”。我放学后就哭着回家去，缠着母亲给我换书包。当时母亲正在树下织草席，立马站起来问我什么原因，我就说不要草包。我当时怎么知道布书包是属于奢侈品呢？母亲努力地劝慰我好久，说哥哥都是用这种书包装书，并答应我等有钱了就给我买个好看的布包，我才用五指指背抹了抹鼻涕，止住哭声。 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符任农，这个头有点秃的校长给我最深刻的就是背书（背诵课文）和留堂（饥饿体罚）。 给他教过的学生，几乎都是多次留过堂的，而我唯一只有给他留过一次。当时的语文课本都是政治运动的内容为止，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我身体不是很好，可我智力还可以。虽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至少多读几遍就能记住念出来。 当我依时回家吃饭时，邻居阿伯问我，怎么不见阿兆回来呢？阿兆是我同班同学，他是经常让符老师留堂的。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背不出来，如果背不出来，必须继续念书，直到背出来为止。我幸灾乐祸地回答说“阿兆让符老师留堂了。” 很多家长都为此到学校求情，说： “符老师，先让我孩子回家吃饭好不好？” 此时，符老师也许是在走廊中临时搭建起来的三脚灶上煮饭做菜，也许正捧起大磁碗往口中拨着米饭。他瞪了对方一眼，反问道： “你想你孩子乖还是不乖？” “当然想乖啦！” “那想不想他肚子里有料？” “那还用说？” “那就对了，不背完书，肚子里能有料吗？” 符老师从来不松口，就是村干部来求情都没用。背不出来决不让你回家，那怕拖到下午。 我是经常得意洋洋的，见到背不出书的同学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很骄傲。因为我基本上总是第一个背出来的。可是，有一次，就在其他同学都背完后，想不到符老师又叫我再背。我说符老师我已经背了呀。他说，我知道，背了再背。我没想到他会杀回马枪，根本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有点紧张。我只好再次站着大声诵读：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 太阳。。 ”背着诵着，我再也背不下去了。 “留堂”他铁面无情地当众宣布，我的脸当即像火烤了似的红了起来。更可气的是，当我背熟后去找他考核时，他竟然借口要睡觉，叫我等一个小时后再来。 远去的煤油灯 从此，我在符老师面前，再也不敢怠慢了。就是晚上了，背不好书，完成不了作业，也要点亮一盏玻璃制成的葫芦形煤油灯，在朦胧的灯光下，把书背好，把作业写完，才放心睡觉。 上图的那种煤油灯，正是陪我走完宾合小学读书的山路。那时，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要回校参加晚上自修了。大家各自提着灯走着，然后在各自的桌子上停放妥当。这情景，远看起来，像荧火虫一样，沿着山路，慢慢地飞到教室里，发出橙黄色的柔和的光，煞是美丽。 当然，那个时代读书，只是图个名声。像这种给符老师教书传授管教的机会很少。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比不上在外面活动的时间多。我们经常放下课本，到野外参加劳动，美名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是帮助生产队，或是在学校的种植园里。要么是插秧，要么是施肥，要么是收割，要么是积肥等等。总之有干不完的农家活。除了农忙假，其他时间只要学校接到通知，课说停就停。还有列队去参加各种斗争大会，审判大会，电影播放宣传，我们学生都要去凑热闹。实际上，我们在学校里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 年轮转到了公元一九七九年，国家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实施了闻名中外震撼后人的改革开放。不再实行集体生产了，而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这个不知道怎么也影响到教育。总之，学生人数比较少的农村，撤走了“戴帽”初中。我刚读完初一，就得自谋门路，找学校继续读书去。后来我在大哥的帮助下，转到县城雷州市第三小学（当时称海康县革命小学）。因为担心赶不上初二课程，初一又没有转学指标，只好倒插五年级，再次回炉读书。 我转到县城后，再也没有见到符任农老师了。他的印象，仍永远留在我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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