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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盱眙古代刻书史，清代的“紫藤花馆”举足轻重。“紫藤花馆”作为盱眙城内林园的一处风景，同时又是盱眙王氏的私家读书斋、藏书楼和刻书坊。这里原是一直为盱眙人引为骄傲的清末史学家、诗词家、制迷家、藏书家、金石家王锡元的家产。关于“紫藤花馆”和王氏家族的刻书情况，本文将给您以简要介绍。
自西汉武帝年间，孔子第十一世孙孔安国自博士迁任临淮太守来到盱眙，便建“先圣宴居殿”，始开尊孔、善学、建立学堂之先河。从古至今，盱眙崇学重教之风久盛不衰，历代盱眙籍文人雅士著书立说，刻印书籍蔚然成风，为我们留下许多文学瑰宝、史料典籍。其中列入《四库全书》题目的就有七人十四种一百一十五卷之多，作为一个山城小邑能有此成就，的确令世人赞叹。自清乾隆朝以后，盱眙刊刻印行的书籍更是多不胜数，如道光年间王荫槐所撰的《蠙庐诗钞》十卷，光绪年间王锡元所撰的《盱眙县志稿》十七卷和《梦影词》六卷，宣统年间的《偶园隐语》六卷等宏篇巨著，皆为“盱眙王氏紫藤花馆”刊刻印行。为了探求盱眙书籍刊刻印行的史脉，笔者曾多方求索，查找资料。现将探寻结果整理如下，与盱眙史学研究者们商榷。
一、紫藤花馆是盱眙清代的重要刻坊
盱眙的古籍缮本始刻于何代，旧志和史书均无明确记载。但在清代末期则有明确的记录，这就是“盱眙紫藤花馆”刻坊。
中国古籍缮本网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盱眙王氏紫藤花馆刻印了王荫槐所撰的《蠙庐诗抄》。清光绪七年(1881年)，紫藤花馆又重刻了这本书。
王荫槐是谁？我们在《盱眙县志稿》“卷九·人物·国朝”中查到了线索。志书中这样记道：“王荫槐，字子和，号味兰。嘉庆癸酉丹徒举人，以父铭贾于盱眙，遂移籍焉。王氏之入盱眙以道光六年始”（见卷九第64～65页）。并记道：“荫槐以诗学重侪偶，其诗意有所得，目空古人”，可见其诗风大气之至，时与邑人王效成并称“江左三王”、“盱眙二王”。
到了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王锡元主修编纂的《盱眙县志稿》也由盱眙紫藤花馆刊刻印行。这是自宋代以来，体例最为完备、内容最为丰富、叙述最为详细的一部县志。这部县志的印行，更加显示了盱眙紫藤花馆的刊刻印行的实力。到了清宣统元年（1909年），盱眙王氏紫藤花馆又刊刻印行了“盱眙王锡元撰”的《隅园隐语》六卷。此后，便再无紫藤花馆的相关信息。
在现代古籍拍卖或古本销售中，就有盱眙紫藤花馆刊刻印行的上述古籍缮本。如中国“古籍缮本网”中，“古籍图书信息展示”栏目就有关于王荫槐撰的《蠙庐诗抄》的道光22年的刻印本，并注明有光绪7年的重刻本。在“孔夫子旧书网”中，也有编号为“A12.1.3.016”，由“盱眙王锡元撰，盱眙王氏紫藤花馆刊”的《隅园隐语》四卷的清宣统元年的印本出售。
二、盱眙王氏紫藤花馆在城北偶园中
那么，紫藤花馆在盱眙的何处？何时建成？周边环境如何？是由谁人建设、谁家经营？这都还是个迷。经过探求查证，我们得到以下的资料：
在清代刊行的《鸿雪因缘图记》中提到了盱眙的“紫藤花馆”。《鸿雪因缘图记》是清道光年间身为两江总督的完颜麟庆所撰。完颜麟庆（1791－1846），满洲镶黄旗人，字伯余，别字振祥，号见亭。嘉庆十四年进士。道光间官江南河道总督十年，时常巡河于江淮，曾多次到盱眙指挥治淮防洪，在老子山西北挑砌石坝，修筑道路，建设码头，以便水师巡哨及民船停泊，治河安澜方面颇有建树，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河工器具图说》，对研究我国清代水利史有重要价值，另有著诗集《凝香室集》和考古游记名著《鸿雪因缘图记》等。他所作《汪园问花记》就详细叙述了盱眙“汪氏南园”的美丽景观。同时，他还记叙了盱眙“偶园”的情况。他写道：
同时又有偶园，邑人王荫槐所筑，在第一山之麓，较汪园为狭，而轩豁过之。前临后街，入门为铅山堂，堂之厢为半舫斋。循铅山堂西迤南行，左巨屋三楹，向北，辟南牖外为荷池。池上岩有松、桂、梅、竹、海棠、丁香，竹篱间之忍冬、锦带遍篱上。迂回曲折，石级十数，达延春门，门北向，已见淮流矣。又西南为紫藤花馆，绕以回廊，庭植紫藤一株，近百年物，绿阴蔽空，飞英积地皆尺许。由廊而东为春晖堂，迤东北为蠙庐。堂面山，石磴嶙峋，上为美哉亭。亭后山岩遍植牡丹，花时如锦绣。亭左右丛桂，古香袭人。由山石东转，又上为挹波台，园之最高处。由春晖堂循堤而西南，凿石为渠，曰霖红涧。有桥跨渠上，曰谷雨桥。两岸绯桃杨丝相掩映，榆柳参天数十株，皆合抱。桥南石屏高数丈，屏依岩，岩上遍植迎春，黄花下垂，数十武一色。由岩东拾级而上，历椿岩桐径，亦至美哉亭。登高俯视，市座鳞次，万瓦参差。东北危堤一线，红栏映水者，安乐桥也。琳宫巅立，高跨岩巅者，慈氏山也。天末一峰，若隐若现者，下龟山也。天光云影，一碧万顷者，万岁、塔影诸湖也。园大不过数十亩，而山川形胜，一览无余。苏轼诗云：“江山虽有馀，亭榭著难稳。登临不得要，万象各偃蹇。”斯园可谓登临得要矣。春秋佳日，觞咏无虚，寓公胜流，乡邦俊彦，咸萃于此。
在这里，麟庆指出偶园位于第一山之麓，前临后街，即今风坡岭下，而“紫藤花馆”即位于偶园之中，原为邑人王荫槐家的书斋，书斋庭院中有百岁紫藤一株，藤蔓绕以回廊，春来绿阴蔽空，花开香飘满院，花落飞英积地皆尺许，因而得斋名。
郁郁葱葱的百岁紫藤绕以回廊
在《盱眙县志稿》“卷九·人物”中，也有“紫藤花馆”的描述。在“王荫槐”的介绍内容里，记道：
家有偶园，在第一山麓，藏书数万卷，沉酣其中，杜门不出。……晚年目失明，而作诗尤富。时于偶园中之紫藤花馆分题斗韵，来游者多当世知名士。
曾任盱眙绩学的“江阴夏翼朝”在为王荫槐的《蠙庐诗抄》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到了“偶园”和“紫藤花馆”，他对偶园的环境大为赞赏，写道：
家有偶园，在第一山之麓，叠石疏池，莳花艺果，一丘一壑，无以过之。登高远眺，云树迷离；汀洲迂曲，水色湖光，一碧无际；渔舟贾舶，呜榔击楫之声与行歌相互答；远近诸峰，如螺如髻，皆环列几席间。……逍遥半舫之斋，偃仰紫藤之馆，与二三同志讲萟论德，听儿曹背诵经史。
从这些资料可以证实：其一，紫藤花馆在城北第一山下的偶园之中；其二，紫藤花馆是读书、藏书之斋，同时又是刻书之坊。其三，此紫藤花馆与偶园一样，均为王荫淮家的私产。
三、偶园是盱眙商贾王铭的私家花园
从上面的资料可见，偶园和紫藤花馆的主人是王荫淮，故而称为“盱眙王氏紫藤花馆”。至于王荫淮的资料，笔者查阅清光绪版《盱眙县志稿》时发现，在“卷九·人物·国朝人物”中记道：“王荫淮，字子和，号味兰。嘉庆癸酉丹徒举人，以父铭贾于盱眙，遂移籍焉。王氏之入盱眙以道光六年始”（见卷九第64页）。又在“卷八·贡举·国朝举人”中有这样的记载：“王锡元，荫槐子，同治甲子科”（见卷八第5页）。在“卷八·贡举·封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荫槐，以子锡元赠‘荣禄大夫’”（见卷八第12页）。这里的“嘉庆癸酉”即嘉庆十八年（1813年）；“道光六年”为1826年；“同治甲子”即为同治三年（1864年）。
至此，我们方才知道，王锡元的父亲原来就是名冠盱眙、名噪江左，号称“江左三王”、“盱眙二王”之一的著名大诗人王荫槐。王锡元的祖父、王荫淮的父亲即为在盱眙经商的王铭。
在《盱眙县志稿》“卷九·人物”的第58～59页，发现了有关“王铭”的资料，志书中记载道：“王铭，字治堂，号省斋，监生。世居丹徒之顺江洲，家贫，弃儒习贾于盱眙。”再从“江阴夏翼朝”为王荫槐《蠙庐诗抄》所作的《序》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王家故籍的情况，夏翼朝在《序》中说：
江水发源岷山，汗漫数千里而至江南之润州，控金焦而绕北固，朝潮夕汐，波谲沦诡，蛟鼋出没，顷刻万变。沿流而东，四十里有洲，曰顺江，与圌山相对，其地土沃而俗酣，室芦稠密，竹木葱倩，皓月衔魄，涛声夜来，幽人逸士，往往卜筑于此。吾友王君味兰学博，祖宅在焉，维时柳树村”（见《盱眙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第27页）。
此处的“润州”即为镇江，“金焦”即为金山、焦山，“北固”即为北固山，而与“圌（chuí）山”相对的“顺江洲柳树村”即为今镇江市东边的丹徒县所属。
在《盱眙县志稿》卷八“贡举·封赠·国朝”的第12页，我们又查得王锡元的曾祖父为王尚聪，志书上这样记道：
王尚聪，以曾孙锡元赠“荣禄大夫”。
根据《盱眙县志稿》所载，王铭，字治堂，号省斋，世居丹徒之顺江洲。王铭的父亲王尚聪，是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当时家境一般，所以就供王铭读书，指望他读书成才、出人头地。王铭少年时为监生，后来因连遭灾荒、家贫辍学，只得弃儒习贾，奔跑各地，做点小生意，转辗来到盱眙。看到盱眙人兼容大度，讲究信用，为人真诚，生意也好做，便落脚下来。后来生意渐渐红火，就把自己的家眷和兄弟都接到盱眙，安顿下来，生活得还很不错。
王铭少年辍学，始终是他心中的隐痛，总是以自己不能读书为憾，所以让儿子读书学习，要求极其严格，对于他人弟子之能读书者极爱之。志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王铭到吴门做客，路上遇一学童，便故意把学童的书包高高举起，要学童背书，想试试学童是否能背诵出来，哪知这学童背诵如流，一字不误，王铭非常高兴，便和学童一起，边背书、边行走，不知不觉走了数里也未察觉。所以，每年的秋天，王铭总是倡导同仁凑钱，购买绵絮布匹，缝制绵袄，送给那些冬天缺少棉衣的学童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王铭不仅乐善好施，而且见义勇为，尤肯助人。志书上还记载了他在冰封淮河时从河中救出数十人的事迹。为此，当时盱眙官衙还上书奏恤，请将王铭作为“义烈”，并载入同治版《盱眙县志》（见《盱眙县志稿》卷九“人物·义烈”第87页）。王铭的妻子徐氏，也是治家俭肃，乐善好施，慷慨助人。乾隆丙午（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岁大饥，道馑相望”，徐氏就支锅于市，煮糜熬粥，供往来饥民食用。看到一饥民走投无路，欲卖女度日，就“佯为买婢，日招饥女，饱食之”。正是由于王氏积德，故而“厚德之报”。王铭活到八十七岁，在当时应该是特别的高寿了（见《盱眙县志稿》“卷九·人物·国朝”的第58～59页）。而且他的子孙都很出众，子荫淮堪称“江左三王”、“盱眙二王”之一；孙锡麟、锡元皆中举入第。
在盱眙经商发迹的王铭逐渐积累资金，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商户。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从二十多岁来到盱眙经商，与盱眙结下的深厚情缘，他不仅把全家接来盱眙，还把兄弟们接到盱眙安家。他想，自己小时因贫辍学，读书太少、识字不多，实为憾事，但不能再让后代这样下去，为了让儿孙们更好的读书成人，便在盱城置地建房，还在第一山麓修建了前临后街、后到凤坡岭山上的私家花园——偶园，在园中设雅斋、建书舍，购置了大量的图书典籍，供儿孙们阅读。这些，都为“盱眙紫藤花馆刻坊”和“盱眙王氏十四间藏书楼”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道光六年（1826年），八十七岁的王铭老人驾鹤西归了。临终之前，叮嘱儿子荫槐正式入籍盱眙。于是，就在这一年，王氏一家在寓居盱眙60多年后，正式入籍盱眙，成了地地道道的盱眙人。
四、王荫槐为偶园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元素
王荫槐不负父亲王铭所望，用自己刻苦学习来弥补父辈辍学的遗憾，他不仅成就了学业，弱冠（20岁）之时便以其诗而名噪江左，成为有名的“江左三王”、“盱眙二王”之一。据《盱眙县志稿》载，王荫槐不仅认真读书，而且还是一个孝子。自嘉庆癸酉（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中举后，七上春官不第。直到道光丙戌（道光六年，1826年）大挑二等，改校官，选将录用，得中教职，但看到父母年老，身体有恙，故以亲老，乞停选，便请终养于家。父母去世后，他又结庐服丧，守孝三年。服阕，选授贵池不就。故后来徵辟赐举为“孝廉”，以示嘉奖。
王荫槐“生平重义节、喜奖掖后进，有以缓急告者，赴之若避水火”。县邑有大的政事，如修考棚、建书院、筑障淮堤、立棲流所等等，当事者必到荫槐处咨询问道，荫槐总是善意出谋划策，帮助解决，从来不尝以私情干谒，从而得到县吏、民众的赞誉。其学业邃于诗，“诗学重侪偶”，《盱眙县志稿》载，荫槐“年弱冠即以诗名噪江左。阮元《江浙诗存》、符葆森《正雅集》皆著录，王豫《群雅集》选刻尤多。时有‘江左三王’之目，谓豫与荫槐及王效成也。效成与荫槐同里，故诗又谓之‘盱眙二王’云”。江阴夏翼朝称其诗云：“意有所得，目空古人，拟诸少陵何庸多让。”武进李兆洛亦谓其：“智识器量，足以瞭然于古今，升降之大事物，蕃变之细，卓然可信，今而传后。”盱眙名臣大家汪云任赞荫槐之诗，“味兰少嗜为诗，老而益笃，上自三百篇楚骚，下迄宋明诸家，必慎取而精研之，而其为人负至性，居恒思济，物与人交，落落出肝肺一语，相订终身，不易故其诗，出入古大家之规裁，而自抒其性情，以与境物相往复，衡其所造，可追步裕之，上接浣花之法脉，此非摹拟得之，盖其所发，于天者厚也”。汪云任在广西知归顺州、摄思恩府时，浙江会稽王衍梅在汪处得其诗，拍案叫绝，故邮赠“五律八章”，推挹不遗余力。天长程虞卿亦称其“学有本原，不徒以诗鸣者”（见《盱眙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第26～30页）。在201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和上海嘉定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国科举文化展”中，就展出了一份清代的殿试试卷，作者王荫槐，中第二甲十四名进士。
清代的考生王荫槐中二甲十四名的殿试试卷
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年），两江总督陶澍陶文毅公巡淮河至盱眙下龟山，一路浏览湖光山色，作诵咏盱眙风光诗数十章，当时唱和者百余人，其中王荫槐的和作尤为文毅公所倾倒。后来，当王荫槐的《蠙庐诗抄》刻印时，陶澍专门为其作序，大肆赞扬：“孝廉少博学，负文誉，尤喜作诗，每遇名山大川，必浩然长歌，以抒其豪迈磊落之气；广交游，东南才望之士皆称孝廉为诗社长；生平好读忠孝事，激昂慷慨，有古人风。诗自风骚汉魏以迄于唐，靡不贯通，而格律于浣花为近，世之有目者当共辩之”。或许是因母遗传，荫槐亦病目，且成痼疾，以致后来失明。但尽管如此，荫槐“吟咏益豪，殆所谓盲于目而不盲于心者”。（见《盱眙县志稿》卷十二“艺文”第27页）
王荫槐将父亲王铭所建的花园加以改造，增加了更多的文化元素。如增建了“铅山堂”、“半舫斋”、“春晖堂”等，还专门辟了一间自己读书写作的书房雅斋，取名“蠙庐”。“蠙”即“珠蚌”，能产珍珠的河蚌，盱眙位于淮河岸边，故而又称为“蠙城”。王荫槐为自己的书斋取名“蠙庐”，一是将书斋与邑城之名一致，更是取“陋蚌含珠”之意，喻陋蚌育珍珠，寒窗出人才，所以他后来出版的诗集也取名《蠙庐诗钞》。“王氏偶园”曾经以其规模与精致，堪与“汪氏南园”相媲美。江督麟庆曾游有记，赞之为“江北名园”（参见《盱眙县志稿》卷十七“杂记”第53～54页）。偶园之中有藏书楼，藏书数万卷，荫槐沉酣其中，杜门不出。
为了更好地读书、交流和传播文学作品，他又把紫藤花馆建成“书馆”，召集当世名士，交流作品，研学诗词。晚年眼疾严重、目盲失明，而作诗尤富。“时于偶园中之紫藤花馆分题斗韵，来游者多当世知名士”。同时又投入重金，购置了刻字印行的设备，聘请了刻字雕版的师傅，将紫藤花馆建成了刻印坊，刊刻印行书籍。首先就是将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成本，刊刻雕版，印行成书。王荫槐一生作诗无法胜数，便从中选辑成十卷，结集刻印行世，取书名《蠙庐诗钞》。在这套《蠙庐诗钞》中，有很多诗作是咏颂盱眙山水的，如与陶澍唱和的《和登第一山原韵》、《和盱眙览古原韵》、《和晚发盱眙望玻璃泉原韵》，还有《都梁四咏》、《宝积山怀古》、《东阳城怀古》、《访杏花园遗址》、《塔影湖》、《瑞岩观》、《白衣庵》、《棲云庵》、《重过岫云庵》、《过李忠端故里》等等。其中《会景亭登高即事题壁》诗，更是登高眺远、大气磅礴，耸入云霄，振聋发聩，读来让人身临其境。诗云：
长林啸鸾鹤，万里来金飙。杖履近青云，未觉龙山高。
回首塞雁飞，秋色秦关遥。慨然童丱游，素发俱飘萧。
茱萸插兄弟，何如节与旄。长淮织估帆，白日去滔滔。
天地比芥舟，杯水覆唐坳。妙理悟蒙叟，无为情郁陶。
明年吹帽风，孙盛还相嘲。短歌志佳日，聊用付诗瓢。
王荫槐与盱眙才子汪云任孟棠少年同学，一生相交，情深笃实。他很支持汪孟棠与张瑶娘相爱。后来瑶娘病逝，王荫槐即为瑶娘画像题诗四首，名曰《题云堂唤铁图》。后又作《重题张瑶娘遗像》诗二首。汪孟棠在外地任职，荫槐亦经常赋诗与其唱和（见《汪孟棠遗诗轶事》）。如《与孟棠游惠山》、《虎丘同孟棠游》、《水南村杂诗》十二首、《重九孟棠招同仁集乙未亭登高》、《雨后同孟棠孝廉夜登玻璃泉清心亭》、《重登玻璃泉清心亭寄怀汪孟棠方伯》、《法华洞同沈四星楼汪大孟棠》等等，都是唱和的诗作佳品。
五、紫藤花馆历经劫难后的艰难恢复
咸丰乙卯（咸丰五年，1855年），王荫槐病故，享年71岁。王氏家业便落到了时年32岁的王锡元肩上，偶园和紫藤花馆的打理职责也由王锡元担起。
王锡元，字兰生，道光甲申（道光四年，1824年）年生于盱眙。他秉承父辈风范，从小就喜好读书，谦恭好学，聪颖过人，出类拔萃。父亲王荫槐收藏的大量书本典籍，成了他的必读之书。少年时光，他经常在私家花园“偶园”中读书，尤其是到“紫藤花馆”听父辈们分题斗韵，看到父辈们你唱我和，也跟着学上几句。又到“十四间藏书楼”，翻阅收藏的书籍，游弋于书海之中。由于受到父辈文风的薰陶，故而锡元文学功底深厚，弱冠时便出口成章，诗词清丽，得到众人的喜爱。尤攻宋词长短句，在“清代诗词名家名录”中，王锡元名列其中，可见其诗词在整个大清也是有一定位置的。
偶园在王荫槐手中时就“藏书数万卷”，到了王锡元手中时，藏书规模进一步扩大。王锡元一生与书为友，与书结缘，乐与书卷共晨夕，每见好书，必购之收藏，加之父辈留下的大量书籍，久而久之藏书累积如山，故辟出家中的十四间楼房，作为藏书之所，起雅号“十四间藏书楼”。在王锡元收藏的书籍中，以古籍缮本居多，且以宋、明缮本为珍品。王锡元也成为清代著名的藏书家。锡元刊刻藏书钤印三枚，即“盱眙王锡元兰生收藏经籍金石文字”、“盱眙王氏十四间书楼藏书印”、“乐与共晨夕”，每藏一书，即盖上钤印，以示己藏。在他收藏的古代典籍中，几经转折，有些成为我国著名图书馆的藏品，也有的进入拍卖市场，有些则拍出天价。如所藏的宋代沈约所撰的《宋书列传》六十卷，在北京德宝拍卖公司2010年6月春拍中，以250万元的价格成交，可见其收藏宋版书之当今价值。同时，王锡元对于金石、字画的收藏也是行家，他的收藏钤印中就有一枚为“盱眙王锡元兰生收藏经籍金石文字”，而且，他曾专门编撰过一本《盱眙金石志稿》，由紫藤花馆刻印行世。
“盱眙王氏十四间藏书楼”藏书《宋书列传》
然而，就在王锡元接手偶园和紫藤花馆五年之后，紫藤花馆曾与偶园一起，经受了一次重大的劫难：
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军、捻军攻破盱城，不久撤走。次年（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为防太平军北上，朝廷派清军水师统领格洪额驻防盱城。格洪额打着“屯兵保卫盱眙、以防粤匪捻军”的幌子，大肆拆房毁屋，修建工事，“尽取民间器具列为营垒，肆毁民房供炊爨，屋材大者运他处贩卖，阻之则加以白刃”，连文庙都被拆毁，汪园荡为丘墟，偶园当然也在劫难逃。难怪时人赋文叹息道：“咸丰九年粤匪破县治，两园尚如故也。自格洪额驻盱眙，而汪园荡为丘墟，偶园亦仅存遗址，悲夫！”
由于此次劫难，“紫藤花馆”刻坊和“十四间藏书楼”遭到极大的破坏，虽然王锡元竭力救藏，转移藏匿了部分图书典籍，但是还是有数万册图书画卷、数千张刻印雕版和许多宝贵珍藏被穷凶极恶的清兵抢走，就连几座书斋厅堂也被拆毁，整个偶园一片狼藉。王锡元看到那些清兵将自己精心珍藏的名贵图书典籍扔进锅膛、毁之一炬，真是痛心疾首，然而他却无回天之力，只能饮泣流泪。也好天有报应。时隔不久，这位水师统领格洪额因与副将戈什争一名妓，被戈什怂人所杀。水师亦移师老子山驻防。
劫难之后，王锡元心想，好端端的偶园和紫藤花馆是祖辈传下来的，不能在我的手中毁于一旦。于是他发誓重建偶园，重振王氏雄风。虽然偶园破坏太重，难以恢复，但是重建紫藤花馆和十四间藏书楼还有可能。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王锡元在一边读书应考的同时，一边将破损的紫藤花馆和十四间藏书楼整修恢复，把救藏起来的图书典籍重新摆放到十四间藏书楼中，虽然图书数量较以前有所减少，但是仍然规模宏大，精品众多。王锡元便在这紫藤花馆和藏书楼中饱读书籍，温习课程，吟诗作词。同治甲子（同治三年，1864年）应试，中得举人，时年41岁。第二年（同治四年，1865年），王锡元赴京应试，得进士第，授吏部文选司主事之职，便入京为官。
紫藤花馆刻坊自道光年间刊刻印行了王荫槐的《蠙庐诗钞》十卷后，又陆续刻印了王效成的《伊蒿室文集》六卷、《王效成诗集》二卷、《轩霞词》一卷，王锡麟的《骈体诗词》等许多书籍。咸丰兵祸，紫藤花馆被毁，雕版被焚，刊刻印书之事便搁置下来。后来，王锡元赴京为官，也无暇顾及刻坊。直到光绪四年（1878年），王锡元移任淮安府里河同知，离家乡盱眙只百里之遥，这才又将恢复刻坊之事提上了议程。经过几年的准备和努力，刻坊终于恢复，并正式命名为“盱眙紫藤花馆”刻坊，藏书楼也命名为“盱眙王氏十四间藏书楼”。
刻坊恢复以后，王锡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刊刻一本质量较高的书籍。几经思考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诗词集。他从自己一生写下数千首诗词中精心挑选佳作、整理编撰，结集成册，由“紫藤花馆”刻印成《梦影词》六卷问世。《梦影词》印行面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争相索取、转抄，王锡元也因此名居“清代诗词名家名录”百人之列，
紫藤花馆清光绪年印行的王锡元《梦影词》
六、紫藤花馆成为王锡元秉承家风的基石
在查阅历史资料时，我们发现“盱眙紫藤花馆”在清光绪年间刊行了王锡元的《梦影集》六卷、《盱眙县志稿》十七卷和《盱眙金石志》一卷。这三套书为盱眙紫藤花馆的再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宣统元年，紫藤花馆又刊行了《隅园隐语》六卷，其中前四卷即为王锡元的谜语集。
王锡元的词清新淡雅、委婉动人，略带凄楚、令人遐思。王锡元在《梦影词》每卷的首页，都清清楚楚地写上“盱眙 王锡元 兰生”的字样，以显示对家乡的热爱与深情，实在令人钦佩。
光绪九年（1883年），当汪孟棠的孙女、都梁女史汪藕裳的弹词巨著《子虚记》历经二十年的艰辛创作搁笔杀青之时，王锡元作为同乡、长辈、知名的文学大家，也为她的才华和执着所折服，特意前来为其祝福，还专门为她作了一首《金缕曲·汪藕裳女史<子虚记>题词》（图7）。词云：
似此生花笔，分应居，蓬山阆苑，摹天绘日。纵说兰闺难奋起，尚有词坛片席，与咏絮、吟椒为敌。底事雕虫耽小技，俾闺娃无故添歌泣。吾甚为，此才惜。
寻思别有超群识，叹从来名章隽句，几人动色。未若兹编通雅俗，好语穿珠一一，宛云锦、织来无迹。在昔才人多作达，谱弹词同此劳心力。披读竟，异香袭。
王锡元为汪藕裳作的《金缕曲》收录于《梦影词》卷四中
同治甲子（同治三年，1864年），王锡元应试中举，第二年乙丑（同治四年，1865年），又赴京应试，得进士第，授吏部文选司主事（《盱眙县志稿》卷八第5页）。从此，锡元便离开家乡盱眙，到京城为官。因官居吏部文选司主事，更多的接触到大量的古籍文献，从而萌生了为家乡盱眙修撰一部县志的想法，便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他从皇家书苑借阅大量典籍，将有关盱眙的记载摘录下来，以便为以后修志做准备。如他在考证南唐刘仁瞻的事迹时，就将陆游的《南唐书》和马令的《南唐书》相互比较，相互映证，取其共识，使其资料得以充实。光绪四年（1878年），王锡元又移任淮安府里河同知（清光绪十年版《淮安府志》卷十二“秩官”第31页载），从京城来到淮安府任职。《淮安府志》中记道：“王锡元，盱眙人，进士，（光绪）四年任。”据志载，所谓“里河同知”即原“淮安府同知”，于“咸丰十年裁撤，河员旋以里河管理山、清两岸长堤工段险要修守，不可偏伤”。可见，里河同知的职责就是山阳、清河的河道堤防，同时还兼管漕运、堰守等事务。
王锡元在淮安为官期间，结识了淮安名人、光绪《淮安府志》的主修高延第，并结为知己，他们经常相互交流，谈天说地，很是融洽。王锡元便将自己准备为家乡盱眙修撰县志的想法告知高延第，并告诉他，自己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收集资料，参阅典籍，研究旧志，“时历十稔，草经数易”，还草拟了县志的初稿（见《盱眙县志稿》序），但始终没有正式成稿。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锡元67岁时，他已年近古稀、告老还乡，回到家乡盱眙时，总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自顾衰年，恐一旦并此失之”而终生遗憾，故而自己倾囊，诚邀高延第等前来相助。高延第欣然应邀，带着山阳的徐嘉、李钟骏、程钟、杨嘉谷、李鸿年、段朝端和盐城的陈玉树等，前来盱眙，与王锡元在盱眙相邀的同仁们一起，花了一年的时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撰成付梓。王锡元亲自为这本志书作序，并定名为《盱眙县志稿》。《县志稿》的结构乃为王锡元设计，志稿中最重要的部分，即“考沿革之分合，订旧志之讹误”，皆王锡元一人之力，是他前后历时十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该志稿卷首有盱眙全境图、山川图、县治图、街市图、县署图、文庙图、试院图、社仓图、敬一书院图、盱眙十景图等19幅。内容共分十七卷，卷一为疆域，卷二为山川，卷三为建置，卷四为田赋，卷五为学校，卷六为军制，卷七为秩官，卷八为贡举，卷九为人物，卷十为烈女，卷十一为古迹，卷十二为艺文，卷十三为金石，卷十四为祥祲，卷十五为蠲振，卷十六为兵事，卷十七为杂记，另附有勘误。全志总约46万字，“较《康熙志》增十之八九，《乾隆志》增十之三四，《同治志》增十之六七”，它是我县旧志中一部内容广泛、资料丰富的志书。其中在“艺文”卷中所收录的“盱眙历代志序跋”，为研究修志源流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淮安市志》也认为，光绪《盱眙县志稿》“考证较详，颇具特色”。可见王锡元不只是一个一般参与修志的官员，而是整个志书的总体设计、全面协调、历史考证、旧志订正、最终统稿，还是修志工作的组织者、资金费用的承担者，其贡献非同一般。成书之后，王锡元亲自安排自家的“紫藤花馆”加班刻板刊印，很快就使这套《盱眙县志稿》刊行面世。
王锡元不仅是修志史家、词作大家，还是制谜高手，他一生制作的灯谜隐语数量惊人。宣统己酉年（即宣统元年，1909年），在他诞辰86周年的时候，由盱眙紫藤花馆刊刻印行了灯谜专集《隅园隐语》，一套共六卷，是由罗阶平等人在王锡元自制的一万五千余则隐迷中，择选约五千则合编而成前四卷。这不仅是淮扬灯谜交流的一件实例，也是后来在扬州等地研究“广陵十八格”时的重要依据，故而在淮扬灯谜的乃至全国灯谜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有资料证明，王锡元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盱眙县志稿》付梓成书之后，不就便离开盱眙，迁居宝应，这从方尔谦为盱眙县志局再版刻印的《盱眙县志稿》的序言中得到印证。再版序言说：“丁酉春，余在安宜见盱眙王公兰生”。“安宜”便是今宝应县城所在地，“丁酉”即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方尔谦在安宜见到了王锡元公时，王锡元已经74岁。而六年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盱眙县志稿》再版时，王公已经80岁了。
紫藤花馆印行的王锡元修撰的清光绪版《盱眙县志稿》
可见，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盱眙紫藤花馆仍然处于运营之中。至于王锡元离开盱眙移居宝应之后，曾在名噪一时的“盱眙王氏十四间藏书楼”和数以万计的藏书何去何从？“盱眙王氏紫藤花馆”刻坊后来的情况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寻研究。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盱眙王氏紫藤花馆作为清代盱眙的重要刻书坊，曾经辉煌一时，为盱眙图书典籍的出版传播起到过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将载入盱眙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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