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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勒在《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教师始终是专制的，那么他们总是谈话的发起者，而学生始终被淹没在他们言论中。他们对学生说话，为学生而说话，谈论学生。他们从头到尾，对其正确性与真实性确信无疑。即使在与学生交谈时，也好想是恩赐给学生的，强调他们自己意见的重要性与力量”。弗雷勒认为“这不是民主的教师与学生的交谈方式，甚至不是他们向学生讲述时的方式”。反之，“如果教师是放任的，采取‘任其发展，以观其变’的立场，则放任了学生，结果既没有向他们讲述什么，也没有与他们交谈”（P119-120）。 用弗雷勒的话来说就是“反对专制并不意味着不要纪律，不受法律的约束也并不意味着”“推崇专制”。作为教者和学者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并不是另一个人的对立面”（P119）。也就是说民主不等于不要法律，自由不等于不要纪律。相反“我们越是接受纪律，我们克服对其威胁的能力及其有效学习的能力就越强”（P50）。弗雷勒在这里所说的纪律其实与我们所说的“纪律”在内涵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所说的纪律，大多是着眼与管束与压制的，譬如军事化管理下的“铁的纪律”就是我们主张的“纪律”的典型。而弗雷勒则认为“学习的威胁之一是，不允许使用字典、百科全书之类的辅助工具。我们必须时常将运用这些工具书的习惯融入我们的知性纪律中，认识到，如果没有运用工具，学习会困难重重”（P50）。要将使用工具书、运用网络技术自我检索等必须的学习习惯的培养，以及掌握各科学习的基本方法视为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和学生。这样的纪律是着眼于学生的学的。 另一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弗雷勒认为教学双方的发言权，是要有道德的约束的，否则就会滑向荒谬。站在“专制主义”和“放任主义”的立场来看，“倾听学生和被学生倾听”对于“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参与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民主的教师”总是会在言说与倾听中不断地缩小差距，并“不断地为被学生倾听而做准备”；同时“学习者在课堂上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以免在无纪律中丧失权利”（P121）。因为滥用发言权在许多时候会歪曲真相、说谎、欺骗他人、扭曲事实。 所以，“使学校成为形成特定民主氛围的地方，比如倾听他人——不是作为恩赐，而是作为义务——和尊重他人，维护多数人形成的决定而不否认任何人表达其不赞成意见的权利，质疑、批评和辩论，重视在我们中被当成私人问题对待、但作为私人问题又得不到重视的公共问题，已成为必要而迫切的目标”（P122）。这特定的“民主氛围”是建立在特定的教学关系中的，在教学中，师生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对话、相互倾听的关系。相互间讨论交流的问题，既是公共问题，又是私人问题。它需要的是理智，是尊重。这当中还需要纪律的约束。 “如果教师是民主的，且其言行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那么“他们与学生的双向交流虽然困难，但还是有可能又充满快乐的”（P120），“如果我们梦想自由，让我们为能与学生双向交流的学校而日夜奋斗，倾听学生，让他们倾听我们”（P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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