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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尚形，书法又是“形学”（清康有为），故结体突显重要。结体即汉字的分间布白，古人对于汉字的结体有很多理论成果，王羲之《书论》云：  欧阳询《结体三十六法》、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等。但这些理论都侧重于楷书，对于草书来说，其价值不大。实际上，对于草书的结体来说，是不能用法则来衡量的，遵循草法，草法正确的前提下，便可随着个人审美取向自由变化。赵孟云：  暂且不谈用笔是否千古不易，但是说结字“因时相易”则是完全正确的。清冯班《纯吟书要》中所云：  又云：“书法无他秘，只有用笔与结字耳”。张旭光说：“结体不过关，线条越丰富越乱”；可见，结字在书法中占有重要地位。用笔体现一个书家的综合功力，章法相对来讲宏观一些，审美思想和艺术学养是成正比的，唯有结体是最能体现书家的传统继承审美取向的，也最能体现书家的独特个性的差异。书风面貌的形成，结体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结体是因时、因人而异。对于大家来说，想让自己的面貌凸现出来，其结体必须独具匠心，异于他人。  草书中结体的可变性、随机性较强，邱振中《神居何所》云： 所以在研究二者的狂草结体相对来讲，有一定的难度。很难找到一个既定的规律和统一的程式，其字形和字势的变化都是偶然形成的，都是在一瞬间根据整体章法或布局的需要，而随机、即兴生成的。就张旭《古诗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结体本质上是不能与其章法分开单论；论不出其真正的价值。沃兴华《书法技法通论》中写道：  他将结体分成“整体”、“局部”两个层面来看；《古诗四帖》、《自叙帖》即是如此，二帖的结体与章法浑然一体，反映出二者的结体有其独立性，合乎草法要求和结体规律；而从整体上看，他们的结体又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把二者结体局部抽离出来，略显单调，但从整体章法来看，却是和谐、统一，恰到好处。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的结体是无章可循的，邱振中先生在其《书法技法训练》中提出一个“习惯动势”的概念，习惯动势便是他们的结体规律，不管他们的结体随作品需要如何变化，如何因时、因地制宜，但是这种习惯动势却是改变不了的。  张旭狂草中每个字的收笔刚好与下一字起笔顺势连接，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关系直接相通，线条连贯、流畅。张旭依赖长线条的连贯性和大量的牵丝连带将行气贯通起来，笔势顺势而下，连绵相属，故张旭狂草的结体无需做过多的体式上的变化，便可以达到气息通畅，连绵不断。  这导致张旭的结体具有稳健而端庄的特点，字形的倾侧姿态不明显，尤其在有些字中长横和长竖的笔画更是趋于水平和垂直，水平的横和垂直的竖在视觉上是静态的，字形稳健和端庄也是趋向静态的，这与他的奔放、舒展而连绵的线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静者愈静、动者愈动，也正因此，张旭字形虽以平稳为主，但却并没有破坏其整体的连贯性统一性。  结体特点是字形外紧内松。张旭结体大胆，开张大度，字形外紧内松，增加了旋转性和闭合性，这种方式书写起来，速度更加之快，运笔时线条更加自由流畅，线条运行的轨迹感更强。因此，尽管结体如何变化多端，始终没有打破线的组织和连贯性。使得作品纵向感特强烈，典型的“一笔书”。  张旭重视纵式的连贯，而怀素则更重视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动势变化，更强调字形的奇正。与张旭字形平稳异同的是，怀素字形左倾右摆，奇正相生，常随形就势，夸张变形，且善于造险，险中求美。   怀素也正是通过结体方式而使行气得到贯通，营造一种强烈的大气磅礴、变化莫测，及其夺人眼目的视觉效果。另外，二者结体外紧内松相同的，但怀素将这一特点进行了扩大。 怀素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怀素的结体简，大道至简，在不违背草法的基础上，进行简化，这里的简不是简单，是简约抽象，很多字形简的很模糊、很抽象，可以使人延迟审美，显得高古、恣肆、雅致。深刻体现出佛家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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