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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络学说的文献，现存最早的记载当属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脉书》。另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脉法》一书，表明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了腧穴的概念。 而“经络”一词首见于2500年前的《黄帝内经》（《内经》）中的《灵枢·邪气脏腑病形》“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见《中国医学文化博览》）。《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标志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分为《素问》和《灵枢》（唐以前称《针经》）两部分，其中《灵枢》比较完整地论述了经络腧穴理论、刺灸方法和临床治疗等，为后世针灸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见沈雪勇《经络腧穴学》）。 成书于西汉末至东汉延平年间的《黄帝明堂经》，属第一部腧穴学专著，是对汉以前散在医书中的针灸腧穴文献的一次全面总结。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难经》（原称《黄帝八十一难》），首先提出“奇经八脉”和“八会穴”这一名称，完善了各经五输穴的五行配伍关系。东汉末的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运用六经辩证，是对经络理论的灵活应用。 魏晋时期皇普谧编集的《针灸甲乙经》（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书中记载经穴349个，有交会关系的84穴。该书于公元6世纪传至日本、朝鲜等国。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中均提到《明堂流注偃侧图》，简称明堂图，为经穴的前、侧、后图。 隋唐时期，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五色“明堂三人图”，首载阿是穴和指寸法。唐朝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及汇编《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对经络、腧穴已按气血流注次序排列，开创循经考穴的先河，对经络腧穴理论体系的完善有重要意义。 宋代早期官方编写《太平圣惠方》（其中含《明堂上经》和《明堂下经》两卷），后期编写《圣济总录》，按经排列腧穴。北宋翰林医官王惟一奉诏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共载354经穴。次年铸成“铜人”经穴模型2座，并以图经刻石，对统一经穴定位影响甚广。 金代何若愚写成《流注指微针赋》一篇，阎明广加以注释并扩展为《子午流注针经》一书，是子午流注法的初期著作。金末元初，窦默著有《针经指南》一书，提出络、横络、丝络、孙络这样经络体系的新观点。元代滑寿编著《十四经发挥》，将任督二脉和十二经并论，对后世循经考穴影响甚广。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高潮。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影响最大，内载经穴359个，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第三次总结。明代李时珍作《奇经八脉考》，对《十四经发挥》进行了补备。 清代吴谦《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载有经穴歌诀，首次将经脉图与经穴图分别绘制。李学川《针灸逢源》一书，共载有经穴361个，是对经穴的又一次总结，此经穴数被沿用至今。清代在药物归经和运用方面有所发展，严西亭等人的《得配本草》、赵观澜的《医学指归》及姚澜的《本草分经》，都将经络学说与药物结合起来，认为“何经之病，宜用何经之药”，为分经辩证用药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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