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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窗读记一束（二） 文 | 刘涛 金 源 近代叶昌炽《语石》卷一“南宋二则”其二云：“南渡以后，神州疆索，沦入金源。长淮大河以北，无赵家片石。” 疆索者，疆域也。语出《左传·定公四年》：“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杨伯峻注曰：“疆以周索，依周制画经界，分地理也。” 金源者，水名，元人代指金国。元朝脱脱《金史》卷二十四《地理上》载：“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路是金国行政区域之名，相当于现在的省。上京路是金代在中国东北地区所置的一路，治所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是国都所在地，也是金水（“按出虎水”）的源头所在，故后人以“金源”指金国。 《金史·章宗纪四》云：金章宗虽属“有志于治者”，而“婢宠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传授非人。向之所谓维持巩固于久远者，徒为文具，而不得为后世子孙一日之用，金源氏从此衰矣”。 兰亭之会的人数之谜  永和九年（三五三）暮春之初的“兰亭之会”，王羲之写下著名的《兰亭序》，传为千年佳话。参加这次聚会的人数，文献记载有异。 有关兰亭之会人数的记载，初见南朝《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叙》，说及“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于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凡四十一人，分两组。 唐朝何延之《兰亭记》也是记载四十一人，并提到其中十一人姓名：太原孙统、孙绰兄弟，广汉王彬之，陈郡谢安，高平郗昙，太原王蕴，释支遁，王羲之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  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跋《唐人书兰亭诗》后”云：“是时与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存者是指留下诗作的二十六人。 四十二人之说晚出。据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一所录赋诗二十六人姓名，不能赋诗十六人姓名，合四十二人；卷十引有南宋姚宽（令威）《西溪丛语》一段，亦称兰亭雅集为四十二人，多出的一人，也在不能赋诗的一组。  兰亭雅集到底有多少人，难以考证。唐朝《兰亭记》提到与会的支遁、操之，不在宋朝《兰亭考》所记四十二人名单之中，也难考索。 以情理度之，四十二人之说晚于四十一人之说几百年，难免有添枝加叶之嫌。所以，尽管桑世昌《兰亭考》详录四十二人姓名，而后世学者多取早出的四十一人之说。 颜 楷      滑动查看更多 颜真卿（七〇九至七八五）传世的楷书，见于碑刻墓志和摩崖，存世的数量多于唐朝其他书家。他三十三岁写的《王琳墓志》还比较稚嫩细弱，四十四岁写的《多宝塔碑》沉稳劲健，有欹侧之势，却类胥吏之书。五十岁之后，初具风格：笔画上，横画略细，竖画、捺画略粗。结字方正宽博，微有欹侧的意态。六十岁之后，笔势雄强，用笔结字变化“二王”以来之“古法”，苏轼许为“变法出新意”。例如六十三岁写的《大唐中兴颂》，用笔“有一掣万钧之力”，体势开张，尤为卓异。七十二岁书写的《颜氏家庙碑》，笔画饱满厚重，结字“有若篆籀者”，稳重健硕。 习颜楷，北宋已成风气，不仅因为他的书法独树一帜，还崇敬他刚直不阿的人品。元朝人从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中，看到一种气势，所谓“昂然有不可犯之色”。以这样的感受写颜楷，内心会升腾一股浩然之气。明朝书家主张，学楷书要先练大字，取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东方朔画像赞》为范本，今后“作题匾大字有法”（丰坊《童学书程》）。 后世书家写颜楷，往往突出两个特点：横向笔画是“多骨微肉”的劲利，纵向笔画粗壮，此其一。其二，结体取平正态势，堂堂正正。写颜楷而著名的书家，如清代钱沣，近代华世奎、谭延闿，莫不如此。 用笔千古不易 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秋九月，五十七岁的赵孟頫应召进京，偕夫人管道昇、长子赵亮自湖州乘舟北上。临发，独孤（淳朋）长老送行，示《定武兰亭》一卷，赵孟頫乞以自随。一月有余的旅程，他从容观赏《定武兰亭》，不时题写心得。这些题跋，后人称为“兰亭十三跋”。  九月二十八日舟至济宁，赵孟頫题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段话，后人常引用。但“用笔千古不易”招来质疑，谓“欧、虞、褚、薛笔法已是不同，试以褚书笔法为欧书结构，断难相合，安得谓千古不易乎？”这类声音至今不息。  清朝周星莲曾为赵氏辩护：“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所谓千古不易者，指笔之机理言之，非指笔之面目言之也。谓笔锋落纸，势如破竹，分肌劈理，因势利导。要在落笔之先，腾掷而起，飞行绝迹，不粘定纸上讲求生活。笔所未到气已吞，笔所已到气亦不尽。故能墨无旁瀋，肥不剩肉，瘦不露骨，魄力、气韵、风神皆于此出。书法要旨不外是也。”指出：“所谓千古不易者，要在善于弄翰，磬控纵送，锋芒不顿。如庖丁解牛，批郤导窾，迎刃而解，即所谓其中非尔力也。”（《临池管见》） 可知赵孟頫所谓“用笔千古不易”乃就“笔之机理言之”，“要在善于弄翰”。不明此旨，则厚诬前贤。 响搨还是向搨 古人复制书法名迹，有临有摹。 复制名迹的临写，既要形似，亦须笔势如古人，“非于书有深诣者，不能也”（李日华《竹懒书论》）。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临右军帖，虽好，却不如古摹本精细。 复制名迹的摹写，求逼真。南宋张世南《宦游纪闻》（卷五）将摹搨之法分为“摹、硬黄、响搨”三种：“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婉转用笔曰摹。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如鱼枕明角那般透明），毫厘毕见。响搨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牗间，映光摹之。” 明朝李日华《竹懒书论》说及复制之法，沿袭张世南之说而稍有发挥。但是，李日华将宋人所谓“响搨”名为“向搨”，他说：“向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悬纸与法书，映而取之，欲其透射毕见，以法书故缣，色沉暗，非此不澈也。” 同是向光摹搨，前人却有“响搨”与“向搨”两种名目，孰是孰非？按情理，既然是在暗室内向光映照的摹搨，应是“向搨”，称“响搨”则不通。当是向（嚮）、响（響）二字的繁体相近、发音相似而混淆。 “向搨”之法，须先用毛笔向光勾勒字画边廓，线如游丝，然后置于案几上填浓墨，故而又名“双钩廓填”。南朝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言及“摹填”，可能就是映光钩摹的向搨。 C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相关精彩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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