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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和高攀龙是明末东林学派的创始人。这个派别因在东林书院讲学而得名，故而该派的成员又被称之为“东林党”，这个称呼特别响亮，然而却不是东林学派人所喜欢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于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但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嗟乎！此呓语也。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耶，其为讲院，亦不过一郡之内耳。昔绪山、二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可谓之标榜矣。东林无是也。京师首善之会，主之为南皋、少墟，与东林无与。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黄宗羲的这段话读来让人感到意外，原来大名鼎鼎的东林党竟然是当时攻击东林学派的小人杜撰出来的恶名。由于东林学派在明末声势浩大，故很多人都认为明朝的亡国跟东林党有很大的关系。黄宗羲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他说在东林书院讲学的有名学者不过几人而已，而其讲学的地点也仅在东林书院内，当时其他的学派讲学的范围极其影响力，不比东林党小，然而很多人把朝中的问题都跟东林党挂起钩来，比如立太子的事情、科场案事件以及攻击宦官事件等等，都说是东林党人所为。以至于让黄宗羲叹息道，把这么多事件都列名为东林党人所为，这是幸运呢还是不幸，最终，他的结论是，哪里有东林党这回事，不过是小人罗织罪名罢了。真实的情况是否确如黄宗羲所言呢？顾宪成在他的《小心斋札记》中记载了与弟弟顾允成的对话：“季时曰：‘今人讲学只是讲学。’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予曰：‘然则所讲者何？’曰：‘在缙绅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传食诸侯一句。’予为俛其首。” 
顾宪成撰《四书讲义》清同治十三年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书牌 
顾宪成撰《四书讲义》清同治十三年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卷首 顾允成对哥哥说，现在的人讲学，只是为了讲而讲。宪成问弟弟，这是什么意思。允成说，这些人除了讲课，哪怕是发生了天崩地裂这样的大事，他们也充耳不闻。于是宪成又问允成，那他们讲什么呢？弟弟称，当官的所有心思都用在了明哲保身，而老百姓就琢磨着从哪里弄口饭吃。宪成对弟弟的这句话大为赞赏。由此可知，顾宪成办起的东林书院，并不想只是为了教学而讲课，真正关心者，正如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于顾宪成在东林讲学的目的，四库馆臣倒说得很客观，《四库总目提要》对顾宪成《泾皋藏稿》所做的提要中有这样一段话：“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君国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沧胥，犹蔓延诟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恨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考宪成与高攀龙，初不过一二人相聚讲学，以砥砺节概为事。迨其后标榜日甚，攀附渐多，遂至流品混淆，上者或不免于好名，其下者遂至依托门墙，假借羽翼，用以快恩仇而急进取，非特不得比于宋之道学，并不得希踪于汉之党锢。故论者谓攻东林者多小人，而东林不必皆君子，亦公评也。足见聚徒立说，其流弊不可胜穷，非儒者暗修之正轨矣。唯宪成持身端洁，恬于名利，且立朝大节多有可观。其论说亦颇醇正，未尝挟私见以乱是非，尚非后来依草附木者比。”看来在明末，东林学派确实在社会上有着很大影响，他们团结在一起，与宦官等小人进行着殊死博斗，以致于后来在朝廷上影响数场轩然大波，而这件事的起因，却是跟顾宪成有关。四库馆臣也说，当年顾宪成和高攀龙最初的目的，也的确是为了聚众讲学，但是后来东林学派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想沾这个光，于是有一些恶棍们也混进了东林学派中，还有一些人其实根本不是东林学派人士，但他们假托名义，以此来达到个人目的，这也就给东林学派落下了口实。有人说东林学派中也有不少的小人，可见也是事实所在，故四库馆臣认为，这样的广泛讲学，确实是有弊端在，远不如一些大学者独自修身，才是正途所在。不过四库馆臣也承认，顾宪成是位高洁之士，他特别有气节，其言论也没有邪说，所以东林党的问题，坏就坏在那些冒东林之名的恶棍。
顾宪成撰《泾皋藏稿》二十二卷，明刻本 从个人的经历来看，顾宪成早年倾心于程朱理学。然而容肇祖却认为：“顾宪成的思想，是调和于朱王之间，而以为二派都有流弊的。”（《明代思想史》）应该说，这是顾宪成成熟后的治学态度，容肇祖在该书中讲述了顾宪成的学业递传：“顾宪成之学，少师同邑张淇，长师武进薛应旂。张淇本为薛应旂的弟子，应旂师欧阳德，欧阳德为王守仁弟子，故此可以说顾宪成为王门的三传弟子了。”即此可知，顾宪成少年时候的老师是张淇，后来又拜薛应旂为师，而薛应旂本是张淇的老师，薛的老师又是欧阳德，而欧阳德则是王阳明的弟子，以此推论起来，顾宪成本应属王阳明的三传弟子。既然如此，那顾宪成为何又倾心程朱理学呢，这也跟薛应旂有关系。《明儒学案·薛应旂传》中称：“先生为考功时，实龙溪于察典，论者以为逢迎贵溪。其实龙溪言行不掩，先生盖借龙溪以正学术也。先生尝及南野之门，而一时诸儒不许其名王氏学者，以此节也。然东林之学，顾导源于此，岂可没哉！”原来，薛应旂因为没有跟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搞好关系，于是王门心学派就不承认薛为本派人物，虽然如此，但黄宗羲还是认为东林学派的观念跟薛应旂有很大关系，故将他视为导源之人。正因为这场争斗，使得薛应旂放弃了对心学的研究，转而信奉朱子的理学。薛到了晚年，开始重新修订《考亭渊源录》，而当顾宪成、顾允成兄弟拜他为师时，他就将这部书送给兄弟二人，同时他跟顾氏兄弟说：“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异日无忘老夫也。”由这些经历可以看出，顾宪成最初学的是王阳明的心学，而后在薛应旂的规劝下，他又转为程朱理学，因此容肇祖在《明代理学史》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可见顾宪成的思想的渊源，他的学说是调和于朱熹与王守仁之间，这和他的师承是很有关系的。”
顾宪成撰《唐荆川先生本传》 万历八年，顾宪成31岁，他考中了进士，开始在户部任职，而后他卷入了朝中的斗争，在万历二十二年五月时，四十五岁的顾宪成被革职罢官，于是他回到故乡无锡。因为他在社会上的影响，使得很多人都来拜他为师，当时镇上的祠堂、客栈等等都被求学之人住满，于是顾宪成就跟几个兄弟商量，在他家住宅南边建了几十间房屋，提供给求学的人们居住。然而他所建的地方，仍然不够用，于是顾宪成重新寻找他地。在无锡在宋代就有东林书院，是理学大家杨时所建，当年杨时在此讲学达十八年之久，他离开后，这里一直是著名的讲学之地，然而到了明晚期书院荒废了，于是顾宪成提出将东林书院重新修建起来，做为聚会讲学之所，这时的响应者就有高攀龙。高攀龙比顾宪成小12岁。高自称在他25岁的时候，就受到顾宪成的影响，有了向学之心。由于高后来也在东林书院内讲学，故在东林学派看来，高攀龙不仅是顾宪成最重要的弟子，也同样被视之为东林学派的创始人。而当年向政府部门提请恢复东林书院的倡议，就是顾、高二人共同提出者。在万历三十一年，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批准，于是顾宪成、顾允成及高攀龙等人共同捐款，将东林书院修建了起来。
《清閟阁全集》十二卷，清康熙五十二年曾培廉城书室刻本，顾宪成序言一 
《清閟阁全集》十二卷，清康熙五十二年曾培廉城书室刻本，顾宪成序言二 万历四十年，顾宪成病逝，享年63岁，而后接替他任东林书院山长者，正是高攀龙。明天启元年，高攀龙又返回了朝廷，此后东林书院才由他人掌管。在朝廷的斗争中，东林党所扶持的朱由校当上的皇帝，是为熹宗。而后东林党人大受重视，原本被赶出朝廷的东林党成员纷纷回到朝中任职，这就是所说的明末“东林大盛”的局面，可惜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打击了下去，而后魏忠贤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将东林党在朝中的重要人物逮捕处死，后来又罗致罪名，派人去拘捕高攀龙，高听到后，写下遗书，投湖自尽，时年65岁。从历史渊源看，杨时是二程的弟子，他所办起的东林书院，当然宣讲的是正统的理学，而顾宪成、高攀龙重新东林书院，当然有继承传统的意味，顾宪成在《请复东林书院公启》中说：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两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常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岁久旁落为东林庵，而书院废矣。距今五百年，俯仰顾盼，莫不喟然叹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与共图修复。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则道脉系焉；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所关重大。……九峰二泉之间，行将坐收濂洛关闽之胜，其大有造于吾锡，又当何如也！顾宪成在这里讲述了正统理学的师承，他当然是从杨时拜二程为师讲起，同时他说这样的传承才是理学正宗，而杨时所办的东林书院，到明末时已经有了五百年的历史，顾宪成为这个书院的荒废而感到叹息，他觉得应当将此恢复起来，同时要继承者，也正是濂洛关闽的正统理学体系。
《梁溪倪氏宗谱》二十六卷，民国四年带经堂木活字本，高攀龙题赞 而后，高攀龙在其所写的《东林原志序》中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龟山杨先生上承洛统，下开闽传，其栖止于晋陵梁溪间，浮云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学不畔洛闽，不忍曲学阿世，于是见先生之精神大而远也。先生于梁溪东林，东林之废久矣，屡有复者而未竟。顾泾阳先生始率同志告于当道而一新之，使吾锡之士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高攀龙也在这里讲述了，自杨时以来的正统理学，而后他讲到了顾宪成恢复东林书院，其目的就是要继承正统理学的传统。顾、高二人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一者是因为顾宪成认为自周敦颐以来，一直到朱熹的这个传承，才是真正的儒学斯文所在：“孔孟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一周元公，结局得一朱晦翁。而二程及张、邵、罗、李诸先生复相与后先主持于其间，天实命之以斯文之寄，非偶然也。”（《小心斋札记》卷一）同时在顾宪成的观念中，他认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最值得佩服：“明道见处极高，便有玄语；伊川见处极正，便有拙语；横渠见处极深，便有艰语；康节见处极超，便有玩语；晦翁见处极实，便有滞语；象山见处极径，便有狂语。唯元公其不可及也。”（《小心斋札记》卷一）
东林广场上的雕像 顾宪成称，程颢的见识很高，但他在极高处就会说出来玄语；而程颐的见识很正，然而他却也有拙语；张载的见识很深，但他有时也会说艰语；而邵雍的见解极其高超，但他也会说出玩语；朱熹的见解极其扎实，而他的所言也有滞语；而陆九渊的见解很直接，但他有时也会出现狂语。这些大儒中，唯有周敦颐，他挑不出毛病来。顾宪成的这段见解与前人不同，虽然说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人物，但他却远没有此后的那些位大师极的人物所做出的贡献大。那为何顾宪成要如此推崇周敦颐呢？汤一介、李中华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明代卷为张学智先生所著，张先生在文中分析了顾宪成如此说法的用意，而后总结道：“顾宪成之表彰周敦颐，还有一个重要用意，就是纠正当时学弊，返回理学开创初期平正深刻、不拘不荡的规模。他认为周敦颐之学代表了此种平正深刻，而朱子和阳明都有所偏。”看来，顾宪成是有意而为之，他是想以此来纠正当时学界的弊端，虽然说顾宪成对那些前贤们各指出了一些弊端，而其真实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纠正王学末流在社会上所造成的流弊。
终于看到了跟东林书院有关的痕迹 前面提到过顾宪成的学问功底本是出于王学，而王阳明的学说正是为了纠正明代中期社会上固守程朱之学而形成的沉闷局面，而王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原本良知的概念只是对圣人的要求，经过王阳明的解说，他认为良知人人皆有：“良知只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这样的思想大大的解放了人们的观念，而他的学说又是如此的简单，于是王学弟子遍天下。顾宪成对此评论称：“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然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小心斋札记》卷三）看来王阳明的这个学说，真正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任何事情有其利，也必有其弊，王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也有内在的矛盾，王阳明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子就为一些观念的不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比如他的两大弟子，一定要让他解释，“四句教”的真实含意，这才有了著名的“天泉论道”。然而直到王阳明去世，王学内部的分歧都未能达到统一。不仅如此，王学还分化出了不同的派别，比如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而后这一派随着发展已经远远脱离了王阳明学说的本质。泰州学派发展到何心隐、李贽的时段，其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为更被社会视为异端。
东林书院正门 而顾宪成正是面对这种情况，想尽自己的能力来改变社会上思想体系的混乱，而他的纠弊之点就放到了王学末流的头上。然而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思潮，那就要首先从王阳明的学说中找出纰漏，而顾宪成的下手之处，正是王阳明所说的那著名的“四句教”。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阳明先生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立言岂不最精密哉？而犹不免于弊，何也？本体功夫，原来合一。夫既无善无恶矣，且得为善去恶乎？夫既为善去恶矣，且得无善无恶乎？然则本体功夫，一乎？二乎？将无自相矛盾耶？是故无善无恶之说伸，则为善去恶之说必屈；为善去恶之论屈，则其以亲、义、序、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伸。虽圣人复起，亦无知之何矣，尚可得为救正耶？”他首先夸赞王阳明的“四句教”说得十分精密，尽管如此，顾还是认为这四句话有弊端。他认为这四句教的起首一句已经说过了无善无恶，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四句教中还会提到“为善去恶”，他认为这是自相矛盾。 标志性的石牌坊为什么王阳明的“四句教”有问题呢？顾宪成在《证性编·罪言上》又作了如下的剖析：“谓之无善，则恶矣，却又曰无恶；谓之无恶，则善矣，却又说无善。只此两转，多少曲折，多少含蕴，一切笼罩包裹、假借弥缝、逃匿周罗、推移迁就、回护闪烁，哪样不从这里播弄出来。阳明先生曰‘无善无恶，谓之至善’，苟究极流弊，虽曰‘无善无恶，谓之至恶’亦宜。”顾认为，既然说无善无恶，那么没有善，自然就是恶了，那为什么还要说无恶呢？如果是强调无恶，既然没有恶，那也就是善了，所以“无善无恶”这句话，无论从正反两方面解释，都是矛盾的，所以他觉得王阳明所称“无善无恶，谓之至善”，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顾宪成为什么要痛批王阳明的这几句话呢？其在《还经录》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了为君子；小人一生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着此四字，便乐得做小人。语云：埋藏君子，出脱小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膏肓之病也。”顾宪成说，“无善无恶”这四个字最害人，因为君子一生都兢兢业业的做好事，如果没有了善，那么这些君子的善行岂不都被埋没了，而小人干尽坏事，他们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概括自己的行为，岂不是做小人也没有什么丢人的了。顾宪成总结道，“无善无恶”这四个字，其目的就是要埋没好人、解脱小人。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也对“无善无恶”进行了批判：“无善无恶，本病只是一个‘空’字，末病只是一个‘混’字。故始也，见为无一之可有；究也，且无一不可有。始也，等善于恶；究也，且混恶于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为至恶也。”（《小辨斋偶存》卷三）顾允成认为“无善无恶”这四个字的主要毛病其实就是“空”，而其次要毛病主是一个“混”，其实他是认为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脱胎于佛教观念，而这种做法就混淆了善与恶。顾宪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小心斋札记》卷十中说：“或问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试阅七佛偈便自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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