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12月，吕叔湘夫妇与江蓝生（右一）、侯精一（左一）在家中合影。 【学人剪影】 业师吕叔湘先生1998年4月故去，迄今已有18年了。正如一首歌词说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1978年，“文革”结束一年多后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很幸运地成为吕先生的入室弟子，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留恋的时光。先生时为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带动其他老先生带研究生，不顾自己已是73岁高龄，招了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英汉比较三个专业七名学生。先生通常在家中的客厅兼饭堂里授课，个别辅导时就在他的书房。 吕先生的书房不大，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的样子，三面是书柜，临窗一面是矮桌和凳子，上面放着一摞摞书刊。书桌在屋子的中央，左右两侧摆放着木凳，上面也是摞得高高的书刊。整个书房被书环绕着，虽显得拥挤却不杂乱。先生坐拥书城，对每一类书的位置所在都了然于心，每当需要哪本书时，他都能很快找到。他对面的椅子是供来访者坐的，我在1982—1985年给先生做助手期间，每两周到他家一次，就坐在那里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在做学问方面，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 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开始启动，吕先生发表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一文，阐述了语言研究如何处理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这几对的关系。 “中和外”—— 在对待“中和外”关系上，吕先生很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 “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吕先生批评了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或不结合中国实际，空讲、照搬外国学说的两种偏向，提出“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功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了。” 他在为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所作的序里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照搬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谈何容易”四字正道出了吕先生在这方面苦苦探索的艰辛。 “虚和实”—— “虚和实”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吕先生很重视理论研究，认为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人们去发现事实。在75岁高龄时仍亲自或指导学生翻译介绍国外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但是他说：“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如果没有感性知识作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就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吕先生用明代两位理学家关于散钱和钱串子哪个有用的争论作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洞大道理是毫无用处的。 个别人误以为吕先生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不想通过辛勤劳动就侈谈理论的路子，也就是那种用小本钱做大买卖，或是根本没本钱就想做大买卖的空头理论家。 “动和静”—— 吕先生说对语言进行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不应到此为止，应当重视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关注语言的动态变化。 他很重视口语的研究，认为偏重书面材料，忽视口头材料的倾向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 他鼓励研究人员做口语调查，动态地搜集口语里的新词新义。他说，为什么新词新义，特别是口语里的新词新义没有受到编词典的人重视呢？“第一，因为编词典的人是‘读书人’，对书本里的东西感兴趣，对生活中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不太感兴趣；对书斋中来的东西比较敏感，对市场上来的，车间里来的，田野里来的就不那么敏感。找词汇只在著名作家、著名作品里找，一般报刊就不大理会，至于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谈话都充分反映了吕先生动态的语言观。 “通和专”—— 吕先生看到我们读书过偏，经常提醒要抓紧补课，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 1982年1月13日，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他说：你研究生时期通过学习词汇史，读了一些古代和近代文献，学了一些版本目录知识和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打了一点国学的底子，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研究要有重点。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划在一个圈子里，这种现象很不健康。在先生的提醒下，我又补读了一些唐以前的文献，例如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东汉以后的汉译佛经等，使自己的阅读范围从纵横两方面都有所延伸。 记得在我开始语法史研究之前，先生说：“我给你出一个题目——‘历史语法的研究方法’。写这种文章有实践更好，但你把别人的文章总结一下，借写这篇文章做一番整理工作，找出一些规律来，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他让我着重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册、他自己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丁声树先生的几篇古汉语论文以及梅祖麟先生几篇语法史论文中体会研究方法。 我细心揣摩上述各家论著的精髓，一个月后把文章交给先生。他看后对我说：“该说的你都说到了，但是这篇文章不要发表，等你自己以后有了切身体会再说。”古人有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吕先生不仅把“金针”递给我，还指导我通过练手体悟针法，真是用心良苦啊！ 在一次谈话中他说道：中文系出身的要多学习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外文系出身的学生要读一些古书。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大学教员、研究人员专业分工过细，“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不利于进步”。同时他认为，教学跟研究分家，研究所跟大学分家，以及中文系跟外文系之间互不通气的现状有很多弊病，很难培养出大量合格的语言研究工作者。 吕先生自己则既是专家，又是知识广博的通家。 他自幼爱好读书，中学时代就阅读了大量中外优秀著作，在古文和外文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学时代虽主修外国文学，但他还选修过中文、历史、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在英国留学期间，先后修习人类学和图书馆学。 正确的思想方法、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风使他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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