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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祥，八十年代中期，在《冶钢报》编辑文艺副刋，后调入冶钢党委办公室任党委秘书，诗歌作品曾收录于《冶金·诗歌卷》中。九十年代后期从事销售工作至今，搁笔二十余载，但始终感恩文字，去年初开始重拾旧笔。
小学的教学楼是一个U字形，二层楼，在山脚下面。山不高，梯田一层一层被校工垒到了半山腰，种了油菜、红薯和一些时令蔬菜。油菜花开了的时候，在金黄色阳光的照耀下，山上也是一片一片的金光闪闪，惹来了山脚下的小学生。
上学前后，有时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男同学们也往山上跑，跑到一半，剩下有气力的，还要吼几嗓子。在半山上能清楚地听到操场上课的铃声，便往山下俯冲。每天这样的上山下山，像走平地。有个同学叫小兵，住在学校附近，有次他爸爸拿根竹条打他，往他小腿肚子上抽，先开始一蹦一跳地忍了，忍不住，掉头就朝山上跑。他爸爸就在后面追，追着追着，就不行了，弯下腰喘气。小兵看他爸爸停下，他也停下。他爸爸直起身再追，他再跑，俩人总是相距十多米远，就是追不上。小兵站在高处，眼泪未干，嘴角却撇着，挑衅似地看着低处的爸爸。他爸爸也不追了，举着竹条干吼。这一幕，刚好被施老师看见，她在远处拍着手笑，哈哈哈！老鼠戏猫，小老鼠玩大花猫。
学校的操场边有一个水泥搭的大舞台，当时很气派，别的小学校好像没有。施老师是教音乐课的，二十三四岁，高鼻子大眼睛，天然的卷发，喜欢穿一件黑白相间的竖条子衫，天气稍热时，就挽起袖子，手臂上露出茸茸的汗毛。教我们班音乐课时，施老师常常把我们带出教室，怀里抱着手风琴站在舞台上，我们就排成几个纵队，站在舞台跟前，她拉着手风琴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台上台下的教歌学唱，像是赶一场排练演出，气氛好，我们学歌学得也快。施老师在台上把手风琴拉得热情奔放，更像演出。我们男同学都喜欢施老师，说她像个女演员，有的还说她像个狡猾的女特务，说“狡猾”两字时，小嘴唇咬着，听起来却没有狡猾的意思。女同学听了，有的不作声，有的扭过头来，脱口冲出一句，哪里像个女演员呀？虽说我们才是四五年级的学生，但对漂亮异性的喜欢却是天生的，同性间对另一方漂亮的排斥可能也是天生的。施老师是武汉人，谈了个武汉的男朋友，有次俩人在操场上散步时，被班上的男同学发现了，几个人凑一起，贼眉鼠眼地嘀咕，真丑！一脸的络腮胡子。
小学里有篇课文，讲的是施洋大律师如何领导工人罢工，和反动派作斗争，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有次，老师点一个男同学朗诵这篇课文，这男同学读着读着，竟把施洋念成了施老师，课堂上轰地笑了起来，老师瞪着眼，觉得奇怪。好多年前，在学校门口，听见一个小女孩和她老师的对话。小女孩也就三年级吧，她仰着头对她老师说，班上同学说我谈了男朋友，我哪里谈了呀！老师随口问，那你是真谈了没有呢？其实，做小孩子也是有心思的，现在回想起我的那些男同学们，他们中间，肯定有把施老师当作长大以后谈女朋友的标准的。
学校有个校工，比施老师年龄要大四五岁，他也是经常上舞台的，不过，却是学校开他的斗争会，挨全校师生的批斗。校工叫高老钟，高高的个子，偏瘦，肩膀却宽，因为低着头的原故，双肩总往上抬，显得有点“耸”，宽大的黑框眼镜遮住大半个黑黑的脸，这一遮，明显就比实际年龄大了，也老了许多。高老钟是有大名的。上课下课，紧急集合之类的都由他拎着铁锤小跑着去敲钟，那钟其实就是挂在树上的一块锈铁，被他敲得不紧不慢，却也柔和。高年级的学生就给他起了个高老钟的外号，我们也跟着他们学，追在高老钟屁股后面喊，他听见了，装没听见，有时也回过头来朝我们一笑。许多年后，回想起他的回头一笑，这一笑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心酸。除敲钟外，高老钟给学校的食堂养了几头猪，还兼做学校的一切杂七杂八的事情，比如掏粪坑、浇花等;山上的梯田，也多半是他一块石头加一块石头码起来的。事多，每天脚下的步伐就显得匆匆忙忙，仿佛一停下来，人就会倒下去。我们做小学生的也看得出来，高老钟是想用这样的来去匆匆，去忘记点什么。在当时的同学们看来，他和其他校工、老师有太大的区别，没有亲人，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即使有同事，对面走过来，也是冷漠的。后来有消息灵通的同学议论，原来他的父母四九年去了台湾，不知什么原因他却留在了大陆，留在了山脚下的一所小学校里了，像只孤单的雏雁，眼望着自己的大雁往暖和的南方去了。那个年代，有海外关系是一个提心吊胆的事，何况他有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关系。有了这种关系，什么帽子都可以往高老钟头上扣，比如台湾特务、反革命份子等，但结果给他戴的，是一顶比较轻的坏份子的帽子，属于可以帮教的对象。和革命群众相比，坏份子无疑也是下等人，被周围人所蔑视的，没有一个作为正常人起码的正常工作和正常生活。高老钟是随时可以被开批斗会的，就像是一个被泄气被泄愤的道具，哪个人都可以搬来用一用，用完了，往角落一扔。实际上，他也是住在一楼的楼梯边，一个放扫把锄头等杂物的旮旯里。夏天天气燥热，有天傍晚，他去长江边游泳，被校领导知道后，认为他是偷练泳技，准备偷渡台湾。第二天放学后，学校广播就通知全校师生到操场集合，高老钟穿个到处是窟窿的破背心，站立在舞台上低着头，场上的气氛倒不是很热烈。经常的批斗与被批斗，多了，双方都没有了劲头，好像成了双方配合着完成的一场游戏。或许批斗的，内心也藏着一份善良，这也未尝不可能呢？七十年代后期，听小学同学说，高老钟已经离开了学校，是不是去了台湾？都不知道。只晓得他走出校门时，提了个带网眼的袋子。袋子，是那些年流行的用塑料绳编的网兜。
读三四年级时，正赶上学工学农。上学除了挎个书包外，还要带上一个铁箍和一把小锤子。铁箍，是用铁皮围成的圆圈，再安个木头柄，把石头放在铁箍里，用来锤石子的。下午上学时间学工，也就是到学校旁边的碎石场，砰砰砰地捶石子。捶石子的时候，我们不偷懒，都捶得起劲，量也多，几个月下来，堆一起，像座小山。当时一门到冶钢六门口正在修马路，这些石子恰好派上了用场。这段路开通公共汽车的头三天，特意停一辆公汽在冶钢六门口车站，让小学生免费乘坐，可以坐到一门，再掉头坐回来，随你怎么坐。有个黄姓同学，一连两天来来回回地坐，他奶奶晓得了，跑到车上去拽他回家，他不回，犟着说，非要把这三天的车都坐完，才过瘾。后来家长请李老师帮忙，才把这个同学弄回了家。
李老师的名字叫李慕莲，是我们班上的语文老师，四十多岁，头发有时剪成当时女性中流行的“包菜头”。冬天里，没有看见其他老师系围巾，她却把一条长长的围巾搭在脖子上，像当时黑白电影里的大知识分子。同学中传说，她过去是地主的女儿，家里有地有钱，读私塾过来的。那时社会上都讲家庭成份，在背后议论别人，包括老师的成份，都觉正常。有次，她带我们班去汪仁的一个村子里学农。去汪仁，是要翻过黄思湾后面的一座山才能到的，到了，还要步行好几公里才到目的地。去的时候，同学们排着队一路无恙，只是同学之间互相喊脚痛，李老师也停下来揉自己的脚。第二天按原路返回，翻过了山，眼见着黄思湾的街市了，一个姓商的男同学，这时从书包里抽出了一根金灿灿的稻穗，在队伍里蹦蹦跳跳着炫耀。李老师回头瞧见了，厉声问，你这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同学满不在乎地说，在田里头扯的呀！李老师听了几乎是吼起来，扯的？这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被你扯了？还把它带回来？你马上给我还回去。
一根稻穗，被李老师送回村子里去了。那个同学耷拉着头，跟着队伍下了山。
小学毕业，读初中的时候，街坊邻居的细伢也有读小学的，回来说，李老师经常在学校的舞台上讲大课，其它学校的老师还来观摩学习。再过了些时候，这些细伢回来又说，李老师当上了市里的优秀教师了呢！
十多年前，有次去小学校打篮球，感觉操场小了许多，舞台也小了，上面的水泥变得斑驳，有的地方还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四周的水渍印着绿苔藓。
不知道这些年都修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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