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永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1985年创作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评论、舞台剧本、电影剧本等作品4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机》《红绳索，黑绳索》，中篇小说集《什么都别说》，散文随笔集《灵魂呓语》《岁月凭证》《游食笔谭》《舌尖上的美味》《谷子里的村庄》等。编剧的电影《刘伦堂》已在全国播出。小说、散文多次被收入等多种选本。曾获得全国冰心散文奖、首届蒲松林散文一等奖、当代散文奖、全国戏剧文化奖大型剧本奖、首届黄石文艺奖等。 《读柯尔山》（组诗）
张贤亮于我而言，本来就不遥远。他的曾祖张康年坟茔和墓碑就在与我们朝夕相伴的西塞山半山腰。1999年8月27日，他寻根问祖到了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朗朗的笑声…… 曾祖父葬在西塞山
2008年9月底，我买了一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张贤亮散文精选集》。这本书里有篇《老照片》，表达了张贤亮寻找自己根脉的强烈愿望。 1994年，张贤亮受邀参加武汉图书展览会，抽空请他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他“寻根”。他的外祖父与清末的江夏有关联，是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他的母亲出生在县衙内。岁月递进，江夏府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寻找未果。后来，刘富道写了一篇陪同张贤亮寻根的短文《张贤亮寻根》，刊登在1995年7月9日《黄石日报·星期天》上。 有意思的是，居住在黄石西塞山乡道士洑村一组的张庆平，读到富道先生的短文，“依嘿”一声，他明白这个名响中国的大作家张贤亮，就是未出五服的本家叔叔。具体地说，张庆平的父亲张贤才与张贤亮是堂兄弟关系，共有同一个曾祖父、曾祖母。 确信无疑。 张贤亮曾祖父曾祖母坟茔我去拜谒过。在西塞山半山腰草丛中，一块墓碑掩没其中，一边是“清封武功将军显考张公讳康年号省垒之墓”，一边是“皇清诰封恭人原配张母章老恭人之墓”，竖排，字写得漂亮，在潇洒中不失威严，在威严中凸显敦厚，是一种真正的书法，与张康年的身份似乎很相称。 西塞山不是张康年的祖坟山，他的祖茔在江苏省盱眙县古桑树乡。在有着根深蒂固宗法观念的旧中国，埋骨需选桑梓地。但张公偏偏有违古训，看中了西塞山。 当然，他有资格踞守着这块坟地。他曾担任过长江水师的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连他夫人也是“皇清诰封恭人”。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长江流域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鏖战的战区。整个长江水道无一不悬挂着湘军的旗帜。“湘旗”飘飘，“满旗”惶惶。 在数次争辩、较量中，同治7年（公元1868年），长江水师以湘军为班底，正式成为国家经制之师，按照绿营建制，分段巡缉江面，查拿走私，缉捕盗贼，保护商旅，担负长江治安之责。从巴河到武穴江段，以西塞山分界，上为汉阳镇右营，营在巴河；下为汉阳镇前营，营在田家镇。张康年曾先后任过长江水师田家镇营前哨一队千总、后哨守备与管带等职，官从五品，官级相当于如今的厅级。道士洑是他经常落脚之地，在清朝，这里是繁华商埠，比起田家镇来，这里起居方便、通联快捷。他就把家安在这里。 张康年的家越来越趋于道士洑镇这个群体性的互渗，他就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了。若干年后，生命之灯熄灭在这里，尸骨就埋葬在西塞山。 张贤亮的“湖北黄石人”一说
1889年生于道士洑的张树铭，是张康年的第五个儿子，号鼎丞。张康年很有远见，将张树铭送进新式的以培养政治人才为目标的安徽法政学堂。毕业后，张树铭远渡重洋，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在日本东京，他更名为张铭，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时张铭任湖北都督府外交秘书、外交部参事，1913年任驻美公使馆参赞，1917年任总统府外交秘书，1920年任安徽天长县知事（即县长），后历任安徽省政府全省水利局局长、外交部参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1955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一直活到1977年去世，享年88岁。 上面这些文字事关个人履历部分，是安庆市根亲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所说。有人说，张铭曾担任过大冶县县长一职。但是，张博士没有提到此事。 县长为一县之最高行政长官。假如张铭有“曾担任过大冶县县长”这段履历，我相信张博士不会疏漏。实际上，我翻阅了1990年版《大冶县志》，载录其中的民国大冶县县长名单，只有“张明”而非“张铭”，且“张明”排在首位。“名”“铭”同音，此“名”非彼“铭”。民国元年是1912年，张铭23岁，在湖北都督府为官。可见，张铭“曾担任过大冶县县长”是误读。 然而，张贤亮在《老照片》中写道：“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参观了大学图书馆……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辞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中靠右的年长者。但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 这个诘问，吐纳了张贤亮的心事：他不认可祖籍是湖北这件事。 本来，他的祖籍就不在湖北，他的曾祖张康年在宣统元年修订的家谱中，开宗明义他们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 不过，让人云里雾里，倒是张贤亮先生所言的“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且一会儿“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一会儿“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中国名人录》。这是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中英文混排，记载当时社会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均附有照片的一本工具书。密勒氏评论报是美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周刊，1917年为密氏创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1950年起改为月刊，1953年停办。从我掌握的资料看，1931年、1936年均出版了《中国名人录》，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一年或几年编辑一本？ 仔细想想，张贤亮先生的“湖北黄石人”一说，也许是笔误，也许是用今日之“黄石”替换旧时的“大冶”亦或“道士洑”。 祖父张铭专程到西塞山扫墓
其实，民国年间有一次成立“黄石市”的绝好机会。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华钢筹备处在上报给行政院的《黄石市市政建筑纲要》中提出：“拟将黄石港、石灰窑改组为市，并命名为黄石市。”这份《纲要》中规划的市政建设规模，即市区人口规模、道路规划和路幅宽度、行政区域的规划等，都与现今黄石市的惊人相似。然而，国民党收拾残局心力不足，哪来精力将黄石港、石灰窑改组为黄石市？《纲要》是美妙的，却无法落实终成一纸空文，有识之士良苦用心付之东流。不过，此事“雷声”挺大，敏锐的记者或许知道。但不争的事实是：民国年间，“黄石”还没有出生，那时有西塞山、道士洑，均为大冶辖地。 《中国名人录》的编辑是美国人，很难一一核实入编者，把张贤亮祖父张铭的籍贯注为“湖北”不足为奇，毕竟张铭出生在湖北的道士洑，毕竟他出道之初在湖北都督府任职了。或者编辑误将《纲要》之设想当成事实，注为“湖北黄石”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张贤亮的祖父张铭“顽固地坚持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意想不到的是，1957年，这位倔强的老人79岁高龄还跋涉千里，专程到西塞山扫过墓；临终遗嘱，竟然要把自己的遗骨安葬在西塞山父母的身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台湾的妹妹祖葆返回大陆探亲，遵他遗命，将其骨殖移葬到西塞山，了却了心愿。 “生前未尽孝，死后伴左右”。一个人一辈子有无数个选择，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父母。因此，张铭没有把自己的入土之地选在常领风气之先的上海，也没有选在民风古朴的祖籍地张家庄，而是他的出生地、父母的安葬地——黄石的西塞山。 这就对了。张康年的身旁不能少了儿子张铭。少了他，也就构不成传承的链条。现在够了，一边是父母，工作于斯、安息于斯，一边是儿子，出生于斯、陪伴于斯。都在望着长江，年年岁岁、日日夜夜……
父亲任张学良英文秘书
张贤亮的父亲张国珍，是张铭的长子，从小跟随父亲辗转南北，到过许多地方。中学毕业后，父亲送他到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商学院深造。“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一腔热血的张国珍不顾父亲的反对，中断学业，回国参战。 1985年，张贤亮在哈佛大学讲演的开场白中说到：“30年代初期，我父亲曾在这条查尔斯河畔漫步。当时，抗日的烽火已经弥漫了中国，我父亲在几次漫步之后，终于毅然地放弃了在哈佛商学院就读的机会，回到祖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回国后，张学良聘请他为英文秘书。张贤亮的母亲陈勤宜年轻时在燕京大学读家政专业，绝对的美人儿，与张国珍结婚后几个月，丈夫就随张学良回到了西安，而她已经有了身孕。“西安事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囚禁了张学良，张国珍一怒之下弃政从商。 张国珍善于交际，与许多国民党党政要员包括戴笠在内的特务头子都有密切的联系，经常在一起狎游。他凭借在官场上广泛的人脉，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工厂、办公司，大把大把地捞钱，挥金如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百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游行，在黄浦江的码头，乘船离开上海的商人，纷纷登上了甲板，而此时张贤亮的父亲却坚决地留了下来。1951年去世。 张国珍的人生轨迹与西塞山、道士洑没有交集。他短暂的一生，驮着背着，行走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行走在华夏文明发祥地西安、行走在官场、商海，走出一条买办资本家的人生之路。
浸淫在血骨里的“贵族精神”
张贤亮的故事，浓缩起来线条比较清晰，19岁从北京移民，落脚在宁夏贺兰县通义乡的黄河滩边；1957年底，已当上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语文教员的张贤亮因发表《大风歌》被打成“右派”，投入监狱、劳改农场，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此后的22年，贯穿了张贤亮的22岁到44岁，最年富力强的年华，他在西湖农场和南梁农场之间辗转，前者是劳改，后者是劳动。名义不同，自由度不同，但工作内容大同小异。他历经种种磨难，备偿人间艰辛，但从来没有绝望过。没有别的书读，他20多年如一日翻来复去地苦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三卷《资本论》早已烂熟于心，从中汲取文化与思想的滋养，也许为他后来创业成功奠定了基础。 1979年9月，他获得平反，重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小说开创新的人生，写下了《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20余部小说，其中有9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发行。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张贤亮在新时期文坛创作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写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突破“性禁区”的小说；第一个写饥饿，《绿化树》男主人公拿废罐头盒盛稀饭，利用炊事员的视觉误差，每次可以多得一些稀饭的细节举世罕见；第一个写早恋，《早安，朋友》出版后很多教师强烈抗议，作品一时间被搁置而暂未发行；第一个写劳改队，他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在劳改、管制、监禁中度过，但他却能把苦难变得芬芳，把伤痕变得美丽；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男人的风格》再现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道德风貌。 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狮子桥旁梅溪山庄别墅的张贤亮，不止一次地说，给他一生带来最大影响的并非长达22年的劳改生活，而是他绝对“贵族”的童年经历。 张贤亮出于官僚贵族家庭，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中学时广泛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这就在他内心植下了高贵的火种，这火种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燃烧成了一种巨大的精神信念。这种精神信念无疑就是浸淫在知识分子血骨里的那种“贵族精神”。 无怪乎，在他后期的散文随笔和访谈中，不止一次地写到谈到雨果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中的一个细节——那个火场逃难的贵族，折返回去施救农户的小孩，来证明贵族的气节。“有的贵族虽然失去了财富，但不会失去贵族的气度”。 我忽然明白，张贤亮身上的矛盾和复杂性，不仅在作品里，也存在于真实的人生中。生存的现实与理想的精神世界，在他心里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吃够了时代的苦，他当然懂得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成为实用主义者，可潜藏的、他常常炫耀的“贵族精神”那根傲骨，却又不能轻易拔掉。 1993年，年近60岁张贤亮在“贵族精神”的驱使下，开始新的创业，构造他更加立体的文学作品——镇北堡西部影城、老银川一条街。当他在文坛极盛时期华丽转身开始从商，许多粉丝和文化人士都表示不解。他淡淡一笑，名曰“出卖荒凉”。其实西部影视城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它充满了奇巧的构思和深刻的思想，在朴实与荒凉中，隐隐透出一丝江南的婉约与灵秀。如今即使他已离去，在那里你依然可以与他对话，聆听他的思想和经历，就如同读他的作品。
1999年8月27日回西塞山寻祖
“精神贵族”之张贤亮，与安庆渊源深厚，但他没有到过他母亲的祖籍望江和他祖父工作过的地方安庆。安庆人说，这是极大的遗憾。 “精神贵族”之张贤亮与黄石的西塞山、道士洑有断不了的情缘，但没有留下遗憾，他终归是来了。 1999年8月，湖北电视台《往事》栏目邀请张贤亮先生作嘉宾。闲暇时，他提出去黄石的西塞山寻祖。电视台的朋友来电话，请黄石市作家柯秉刚促成此事。柯时任黄石市政府办调研员，鼎立而为。 8月27日，张贤亮驱车到了西塞山乡道士洑村，并很快通过熟人找来了与他同宗的年轻人张庆平。叔侄第一次相见，有道不完的家常。而后，在张庆平带领下，在西塞山半山腰青草丛中，张贤亮看到他的曾祖张康年的墓碑。他立马虔诚地弯下腰去，用手轻轻地拂摸着，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曾祖的墓碑，也是他笫一次亲身和黄石的祖辈、亲人联系上。张先生对西塞山情有独钟，当他围着山脚转了大半个圈后，饶有兴趣地说：“按堪舆学观点，西塞山的确是一处风水宝地！”下山后，也是分手时，他嘱咐张庆平，要管好曾祖父的坟茔。庆平则请他放心：“养儿孙，守坟墩，这是我们孙辈的本分！” 如今，张贤亮没睡在西塞山，而是睡在镇北堡西部影城，那里有他的“坟墩”。 “坟墩”的石头上刻着6个字：“他来了，又走了。”这是他交代给儿子写到他墓碑上的话，也是他留给世人的告别语。 前半句，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当年将他打成“右派”的诗歌《大风歌》的开头“我来了”，那可是他人生第一次亮相； 后半句，似乎是对他极力崇尚的“贵族精神”作了最精短的阐释，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话别。
附录：
在我的笔记中，关于《绿化树》还有这样一段“睡坟墩”的摘抄：“我很早就对死有一种莫名的迷恋，和酷爱生一样酷爱死。因为那是一个我活着永远不能知道，并且也是一个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永恒的谜就是永恒的诱惑。”张贤亮在其作品中幻想了无数遍的永恒的东西，终于敞开怀抱接纳了他。我相信，睡在“坟墩”里的他真地进入了天堂。他说过“超越自己就是天堂”，而他是一个真正超越了自己的人。 人世间，再无寻根西塞的“精神贵族”张贤亮。 他获得了另一种快乐，成为理想中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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