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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时期（1938-39）的张充和（摄于呈贡云龙庵）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卞之琳《断章》手稿（应是1980年的重滕稿） 这首小诗像是一阵清风，一滴甘露，给人们留下美好的瞬间享受，和悠长的哲思回味。 作为新月派诗人的代表，卞之琳的创作自然不少，但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诗人卞之琳就等于这一首《断章》，而《断章》就等于诗人卞之琳；卞之琳就是那个“在楼上看你”的人——那么，“你”是谁呢？如此拷问一首有着无限解读可能的抽象朦胧诗，往往大煞风景，亦难有确切正解，但是，偏偏这个“你”，有一个少有争议的参考答案。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 卞之琳年表简编》。许多事情卞之琳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你”就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老四张充和。 1929年卞之琳考进北京大学，幸运地受到“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等到1933年秋天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卞之琳已经在诗坛颇有声望，他后来曾用“少小知名翰墨场”来概括这段人生经历。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他在年轻人中间不写情诗，卞之琳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雕虫纪历〉自序》） “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 1933年，北平西城达子营28号沈从文家那棵槐树下，巴金、靳以、卞之琳在此小聚。碰巧，张家四姐妹中的小妹张充和从苏州赶来投靠新婚的姐姐（张兆和）、姐夫（沈从文）。她在考北大的时候数学是零分，但由于文章写得特别好，被北大破格录取。 张充和的曾祖是晚清名臣张树声，曾任两广总督。乃父是民国教育家张冀牖，曾以毁家创办苏州乐益女校，提倡新式教育而名噪一时。张家四姐妹俱是才貌双全，才学深厚。 叶圣陶曾说：
20世纪30年代，张家四姐妹与父亲张冀牖在苏州九如巷家中合影。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初次见面”，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 显然，时过境迁，也事过境迁，卞之琳的回忆显得克制内敛，无可奈何。 张充和和三个姐姐不同的是，在她11个月的时候就过继给虔诚信佛的叔祖母。叔祖母对她十分喜爱，自任启蒙老师，言传身教大家闺秀的风范。在张充和11岁时，特地从山东请来了吴昌硕的高足、著名考古学家朱谟钦先生，作为她的国学老师。 张充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4岁会背诗，6岁识字。如是10年，闭门苦读《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直至16岁时叔祖母过世。 十多年经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得充和举止文雅脱俗。同时，她继承了叔祖母留下的一大笔遗产,这使得她后来的生活衣食无忧。 当时张充和有一个外号叫“小红帽”，因为她特别喜欢在乌黑的秀发上别上一顶红色的帽子。有一次，张充和与卞之琳等人经过一家照相馆，她就转身跑进照相馆中，拍了张歪着脑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搞怪照片，也是够淘气了。后来她竟然还揣着这张照片到学校的游泳馆办理游泳证。 又有一次，卞之琳跟着张充和等人去戏院看昆曲表演。结束后，几个青年人走在北平的夜色中。那一夜，张充和在月色下款款唱着昆曲，而靳以在几辆洋车的前方缓缓走着。他们绕护城河而过，先把张充和送回沈从文家中，再各自回去。那一晚的月色，那一晚张充和的盈盈笑语，深深地铭刻在卞之琳的心中，一辈子都拂之不去。 卞之琳性格内向，不敢冒然开口，只是一趟趟地往达子营跑。 他给她写信，然而每每涉及感情，却又迟疑模糊起来了。 在深深眷恋的女神面前，他自卑，他孱弱。 他思前想后，最终只好把他绵密的感情写入诗中，以此暗喻他的爱情，并寄给张充和。这个痴情的诗人写了很多很多封，然而张充和一封都没有回。 有人暗恋自己，自己大概也会有所察觉。 但是，对方表白的态度不明晰，自己当然也不好断然表态。 万一是自己自作多情，也是蛮尴尬的。 大学毕业后，卞之琳离开北平，去了河北保定做代课老师。然而，那个她，一直在心中挥之不去。又因为不能时时相见，他的思念越发强烈起来。 这一年十月，他写了首诗给她。 诗中男子痴心倾慕一位女子，却又不敢表白，只敢站在远处的“楼上”偷偷看她，只敢在梦中追寻她的足迹，这首诗就是有名的《断章》。 可是，思念蚀骨，卞之琳难忍相思，一个学期后，他便辞职回了北平。回北平后，他常常邀请几位好友包括张充和在内一起小聚。可是，这种遮遮掩掩示爱的方式根本不对张充和的胃口。 她厌烦他的“婆婆妈妈”，“不够爽快”。 就张充和的性格，她更喜欢那种果断坚决的男子，爱与不爱，泾渭分明。 这样性格的女孩，更愿意接受的是直接的表白，热情的追求，就像她之后的丈夫傅汉思那般的火热。 或许，真正爱一个人便是如此吧。会自卑，会怯弱，会克制，会小心翼翼，在她面前，如同仰望女神，觉得自己哪哪都差强人意。 或许，正是因为卞之琳的优柔寡断和张充和的独立开朗相去甚远，才注定这份感情不会有结果吧。 正如塞林格在《破碎故事之心》中所说：
张充和搅乱了卞之琳的一池春水，带来了甜蜜，带来了烦恼，也带出了卞之琳的《无题》。 《无题三》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诗中有怅然的哀愁，说不尽，道不明。 沈从文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最终融化了张兆和顽固不爱他的心，徐志摩一篇篇缠绵甜腻到齁死人的文章赢得了陆小曼的心，但是啊，人比人气死人。 在卞之琳这么多浪漫诗歌的轰炸下，张充和还是顽固地不爱他。 二姐张允和看出了点端倪，便去试探张充和。卞之琳的心旌摇曳并没有得到张充和的回应。句芒在《民国风流》中给出了一些解释。卞之琳那些在诗坛颇受赞赏的诗歌，她觉得“缺乏深度”；他常常提到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和瓦雷里，显得“有点卖弄”。认为没有嚼头，难以引起共鸣。就连“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青年男女之间生物电的瞬间反应容不得日常逻辑和行为规范来“摆事实讲道理”——而一旦你开始“摆事实讲道理”，无非是寻找往往是词不达意的借口罢了。 从1933年年底直到1935年4月卞之琳去日本京都之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卞之琳与张充和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两个人或多或少在沈从文的书房里碰过面的，两人的关系并无进展，但卞之琳的情绪和心态已经体现在创作风格的变化里了。 《断章》就作于1935年，此外还有1936年写的《鱼化石》一诗，也是这种爱意的曲折表达： 《鱼化石》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 你真象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断章》诗情画意，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痴痴凝望和转辗反侧，如梦如幻令人动容；《鱼化石》似乎更加炽烈，实则凌乱缥缈，备受压抑。卞之琳自己也承认，“人非木石，写实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我写诗，而且一直写的抒情诗，也总是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终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 张家四小姐会对一个“冷血动物”心有所属吗？ 张家四姐妹，左起：充和、兆和、允和、元和 1936年张充和厌倦了北京大学，找了个肺结核要养病的理由就从北大退学了。想进就进，想退就退，这放在今天都是难以想象的，可见张家风气之开明，子女的独立自主。 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卞之琳回江苏海门奔丧，料理完丧事之后去苏州探望张充和。可见，这三年来两人依旧有交往，而且关系不错，或者说，卞之琳的渴望之心战胜了诗人敏感的自尊。 关于这次见面，卞之琳在《<雕虫经历>自序》里也有提及，仍然委婉，“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来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一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到诗人的忐忑不安，瞬间的情绪变化。 卞之琳在苏州九如巷张家住了几天。或许是诗人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啥都是美妙的，将张充和地主之谊会错了意，或许是张充和对于这个崇拜者有意无意表达了某种好感，总之，让卞之琳的心绪如同过山车一样，“开始做起好梦”，然而很快又“预感到无望。” 《无题四》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 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最后一句无厘头的丧气话，像是苦闷的痴心汉自暴自弃，陡然发作撂了挑子。 爱与哀愁在诗人的内心激荡起巨大的波澜，他把自己的诗歌编成《装饰集》赠与她。很显然，这些诗都是为她而作，在扉页上还特地写上“献给张充和。”交给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但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这个计划搁浅了。直到1942年，这些诗才得以收编进入《十年诗草》中出版，是张充和为他题写的书名。 诗人张良沛曾经在文章中写道，“有次偶然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作者按：指卞之琳）提写的书名，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述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魅力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他那诗意的陶醉。我明白了，年轻诗人首次于爱的真诚投入，是永难忘怀，无法消退的。” 卞之琳苦恋张充和，和他同时代的人有记录。 西南联大时期，夏济安与卞之琳是同事，过从甚密，日记中颇多涉及卞、张之恋。 如1946年４月８日：
夏志清在他哥哥写的《夏济安日记》一书的前言中说：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详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诘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 （引自沈从文《二黑》，见《生之纪录-沈从文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照 1946年５月，卞之琳到上海，准备北返他所在的南开大学，他又一次见到了刚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的张充和，并到苏州张充和家过了中秋节。1947年临近暑假时，卞之琳又来到了南方，在苏州小住数日，与张充和话别。 张充和送他到巷口，和他说了再见，便转身离开。他望着她的背影，伫立在姑苏的迷蒙烟雨中，好久好久。 那天，张充和穿着一袭天青色的旗袍，如同一朵可望而不可及的幽兰，如此美丽，却又如此遥远。 张充和就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担任昆曲和书法教师，还是住在沈从文和张兆和家里，由此结识了在西语系任教的德裔犹太人傅汉思。 张充和与傅汉思一见如故，七个月后，便成了婚，34岁的“老姑娘”张充和与傅汉思举行了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1949年1月，张充和与夫君傅汉思去了美国，也就在这个月，从英国回来的卞之琳抵达了香港，两人擦肩而过。1955年，卞之琳结婚。 张充和的船儿穿越卞之琳的生命河流，留下了长长的尾迹。1953年，距离与张充和初识已经20年了，卞之琳再次到苏州，恰好被安排住进了张充和的旧居
此时，他们已分别五年。 新中国各项运动轰轰烈烈，外面的世界也是纷纷扰扰，可她的字却依然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卞之琳于是将之取走，保存好，甚至于十年动乱也不曾损毁，终于在1980年访问美国与时任耶鲁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张充和重逢之时，将此稿“完璧归赵”。 这束字稿让人想起了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显然不是出自逻辑联系，而是源自一种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和伤感。 是不是也有许多人不无偏执地遐想：一个爱而无果，一个视而不见，“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如果卞之琳的脸皮更厚一些呢？沈从文娶走张兆和，一封接一封让人耳热心跳的情书功不可没；戴望舒一手握着安眠药水一手举着结婚戒指去求婚，近乎胁迫和绑架——卞之琳却是万万做不到的，他的个性如同他的诗一样，克制而理性，性格决定命运，自然也决定爱情。 张充和与傅汉思白首偕老，琴瑟和谐，活了102岁，民国淑女最后一朵玫瑰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她的诗句，恰是她一生的写照，是否也暗示了她与卞之琳的关系呢？老年的张充和谈及她与卞之琳的关系，在我看来，她“洒脱”得有些残忍。 在张充和的百岁口述史《天涯晚笛》中，采访人曾这样问她：“张先生，能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1929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她随之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 （“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着，“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采访人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纳耿严的年青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张充和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嗦的。” 采访人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嗦。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京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从延安出发的卞之琳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采访人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采访人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音、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小姐’，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 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姐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 如果卞之琳地下有灵，听到自己的一片痴情被如此轻描淡写，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为卞之琳心痛一秒钟。 1946年，张家四姐妹、六兄弟，顾志成（顾传玠）、 周有光、沈从文三连襟与周晓平、沈龙朱、沈虎雏在上海合影。 张家四姐妹光芒自带，而不是像月亮那样依赖夫婿的折射。 大姐张元和，精昆曲，嫁给名噪一时的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擅诗书格律，嫁给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名编辑，嫁给文学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才华最出众，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 、通音律，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四姐妹的光芒多少遮蔽了六兄弟的风采。合肥张家除了四个女儿，六个儿子也都出类拔萃、学贯中西，多是出自北大、清华的学者、艺术家。殷实的家庭，开明的氛围，张家儿郎从小幸运地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独立自主地走上了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 满门俊秀，一室芳华，张武龄作为父亲的自豪与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也只有宋耀如和梁启超可以媲美。 张家四个女儿分别为：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名字中“元”、“允”、“兆”、“充”都有一双大长腿——迈出闺阁，行走天下；六个儿子分别为：张宗和、张寅和、张定和、张宇和、张寰和、张宁和，名字里都有一个宝盖头——继承家声，光耀门楣，不管走多远、也要记得家。“腿儿”和宝盖头结合在一起，颇有“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的豪迈气魄。
新月派代表诗人、著名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卞之琳 致李-启-伦信札 一通一页附封（有关“冯文炳<废名>选集序”发表等事，附批改打印稿八页）HXTX187449点击上方图片查看此拍品详情  卞之琳 （1910－2000），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祖籍南京市溧水区，现当代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曾用笔名季陵、薛林等。1929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就学期间曾师从徐志摩，深受赏识，徐志摩不仅将卞之琳的诗歌在其编辑的《诗刊》上发表，还请沈从文先生写题记。因为这段经历，卞之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评论和翻译。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西语教授，并且在现代诗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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