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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中华民族有如今的地盘和布局，要感谢先人们的浴血奋战和苦苦坚守。在贵州西南部，就有这样一个奋战和坚守的活标本---天龙屯堡。
天龙屯堡古镇位于安顺市平坝区，喀斯特地貌大山深处，距贵阳市72公里。这里地处西进云南的咽喉之地，明初朱元璋调北镇南，在这里大量屯兵。这些兵员来自江浙汉族，600年过去了，他们的后裔都自称“南京人”。
地处祖国大西南的云贵高原，山多林莽，河谷纵横，历来被统治者视为南蛮之地。据有史可考最早进入这片神奇土地的中原移民是战国后期的楚将军庄踽。庄踽的楚军一直打到滇池，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他欲还报楚君时，楚已为秦所灭，他只好率众回到云南，自立为滇王，不久便易其服而溶入了西南诸民族之中。之后秦汉都有记入史籍的征伐，但都收效甚微，直至唐宋元时，西南仍未得到什么实际意义的开发。元朝统治者虽使彝族、白族两个少数民族在云南进行过屯田，但西南仍是蛮荒一片。各民族部落各自为政，中央政令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道路交通状况也很落后，仅靠几条坎坷的驿道跟外界沟通，直到明朝洪武年间开始的屯田，才真正轰轰烈烈地拉开了“西南大开发”的序幕。 为了“永固江山”，朱元璋采取“屯田戍边”的政策，建立“卫所制度”，在滇黔古驿道两侧产粮区和关隘广设“屯堡”，派军士屯垦驻防，“三分操备七分种”。由于明朝政府的西南屯田，才使贵州健全了封建行政制度，奠基了建省的基础，贵州才能于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从此“独立”，不再隶属于云南、四川等省管辖。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艰难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明军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腊月十一日攻下普定之后，朱元璋命安陆侯吴复修建城池，次年建成了普定卫城。普定卫下设前后左中右5个千户所，每个干户所统兵1120名，长官称千户：每个千户所下设10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统兵112名，
长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设5个小旗，小旗领兵10兵，每个卫所总领兵额5600名。按照明军规定屯田将士带家眷，5600名军士就是5600个家庭，这些征南将士的家眷们自愿和被迫加入了屯田的行列，象这种以军士和军眷所建立的屯田形式称为军屯，是明朝西南屯田中最早的一种形式。   
军屯建立之后和云贵众多的少数民族土司势力相比较，仍处于弱势地位，不能“永固江山”。于是朱元璋把江南一带无土可耕的贫民、无业游民、犯罪的富尸尽数迁移入滇黔屯田，
由政府按规定分发给土地、种子和农具，种出的谷物除上缴政府的税粮而外，剩下的山屯田移民自己分配，这种屯田形式称为民屯。为了再扩大军队给养的来源，加快商品流通，特别是食盐贸易，朝廷又鼓励商人参加屯田，商人自己募人开荒种植，
用所收谷物向政府换取“官盐”用于经营，这种屯田形式称为商屯。朱元璋命令所有屯田军民加强团结，抵御控制当地少数民族土司势力，保证政令畅通，
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明代在西南大规模的屯田彻底的的改变了这片“蛮荒之地”，从洪武年问开始至明代中叶通过各种形式，上百万的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形成庞大的汉族移民群体，改变了西南“夷多汉少”的局面。明代中后期山于战乱和苛赋日越加重，屯田制度才逐渐步入了衰退。  
今日的贵州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汉家住街头，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这句话中的“汉家住街头”，反映出明代屯田多半是在交通要道两侧，这就保证了屯田的成功、邮务和经济动脉的畅通。沿驿道两侧的屯田把土司势力一分为二，使其不能联络，有效的分割了土司势力。现今在安顺市周边的屯堡仍能找到很多用于燃放烽火的烽火台遗址，在那时哨兵如发现土司有不轨动象，便燃放烽火发送信号，其它屯堡中的防备力量便快速聚集进行有效的防御和攻击。
屯堡文化自成一格，它既异于其他汉族文化，又不同于本土少数民族文化，它是相对封闭的明代文化遗存。屯堡人在语言、服饰、建设、宗教信仰等方面，保留和固守着六百年前的梦。屯堡人的语言多带卷舌音，发音快，透着军人的阳刚之气，它是明代的官话的孑遗，专家把它称为“安顺屯堡方言”。
在服饰方面，屯堡妇女保持祖制，依旧是宝蓝色的长衣大袖，精致的花边体现了江南刺绣的神韵；一双尖头的绣花鞋，透着屯堡妇女的才思，典雅而高贵。屯堡妇女的服饰已成为研究明代服饰的活标本。现在天龙屯堡街头仍有很多妇女在街上绣绣花鞋，边绣边买，即有收益也算是表演。 明代西南屯田有着伟大意义，它加强了中央集权和民族文化的交流，使少数民族从中学到了汉族移民先进的农耕文明和儒学文化。最初少数民族对“屯堡人”处于敌视状态，但随着交融与磨合，仇恨逐渐淡化，少数民族同胞向屯堡人学会种植各种谷物的先进方法，改变了当代刀耕火种的习惯。苗族至今仍把玉米叫做“那丢”，意思就是汉人的粮。朱元璋为了各少数民族向化儒学，强迫西南少数民族土司贵族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儒学文化，使他们“永奉正朔”，从儒学中步入文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文明的传播确实带有压迫性，但是明朝的征南屯田决不是一个简单意义的征伐占领，它是当时统一国家的必需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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