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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侠. 图：来自网络 1966年，我高小毕业，参加了升中学的考试。县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学校停课了，我上初中的事泡汤了，只能在家待着吧。 1968年春，各大队兴起了办学热，小学办戴帽中学，有条件的办，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办。俺大队属后者，创造条件办起了戴帽中学。教室是原先窑厂放砖坯子的撒子房，用砖块堵上，后墙安两个木窗户，前墙安一合老式木门， 门朝西开，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没有课桌凳，各人从家里自带，桌椅大小、高低都不相同，颜色各异。 教师是刚走出校门的老三届高中生，教语文的是位女老师，姓李。教数学的是位男老师，姓张。教语文的兼代政治、体育、唱歌，教数学的兼代其他所有副科。 两位老师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也都是本村人，学生大都是同村的孩子，师生之间熟儿吧唧。老师刚开始上台讲课十二分的不自然，学生们又在下面瞎起哄，有时半堂课也安静不下来。气得教数学的张老师拍桌子打板凳，气得教语文的李老师直掉眼泪。想想那时的我们也真是无法无天，不知轻重！ 教学工作逐渐走向正轨，我们听课、做作业，偶尔也上一堂唱歌课、体育课。上体育课，就是到附近二队的打麦场里跑几圈，然后男女生分开各玩各的。男生斗拐、砸纸壳,女生跳绳、丢手绢。唱歌课，张老师唱得很好听，可到了我们嘴里就跑调。老师反复纠正，我们反复跑调，把张老师气得脸红脖子粗。 麦收季节到了，大队不让我们放麦假，让我们组成几个小组，帮助生产队搂散落在地里的麦子。这下可苦了我们这群学生，早上大家排齐队搂，中午、下午排齐队拾麦穗。 麦子收完了，我们也该开学了。可是大队要求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帮助生产队插稻。每天上学都要带抓钩、铁锨、小板凳，以备整畦田、薅稻苗之用。有时课上到半拉处，生产队长一声招呼，立马放下书本走进农田。 记得一次我们几个女生給七队插稻苗，那天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连灌了水的稻田里都晒得冒水泡。我们弓着腰，撅着屁股倒退着插秧，快12点了，生产队长丝毫没有让我们收工的意思。 我们几个真的受不了啦，又不敢回家，只好顶着烈日坐在田埂上休息。队长看见了，气得大声嚷嚷着：干点活就嫌累，还想叫我给您写尖腚（鉴定），赶明都给您写个平腚（评定）。弄得我们几个哭笑不得。，只好怏怏地走进田里继续插稻。 由于学校一直不能做到以学为主，很多同学干脆就辍学回家帮家里干活挣工分去了。回忆一年多的学习，也没有多大的收获，语文会背诵“老三篇”，学了几首毛主席诗词；数学学了代数式和解方程。其他几门课浮光掠影地过去了。 深秋季节，酷霜一场接着一场，每天早晨起来四处远望，大地白茫茫的一片，寒气逼人。西北风肆无忌惮地怒吼着，撕扯着万物。棉花的叶子无论是绿的，还是黄的，都被酷霜打成了深褐色，干枯的叶子打着卷儿飘落在棉田里。棉棵上剩下一些半开、未开的棉桃儿，在狂风中瑟瑟地摇曳着。 这时，生产队长会一次又一次地找我们帮助拾棉花、摘棉桃。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无情地刮着我们的面部和手背，干枯的棉稞胡乱地撕拽着我们的衣服。我们挎着篮子、箢子满地里揪着剥着，手被划出一道道白印或血口子。 下雪了，我们冻得手发抖，不能在地里剥棉花了，老师让我们只在地里揪，各人揪来的棉桃儿带回学校，凑天晴时利用课余时间，坐在校园的避风处剥棉花。此时的我们最快乐，因为大家可以边剥棉花边聊天，甚至打打闹闹。 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初中学习生活，对书本知识一知半解，对农田劳作也没学到什么技巧。班级人数不断减少，没有人关心能不能领到初中毕业证。 1970年暑假，时兴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我和俺大队的21个同学被推荐上了高中。当时张寨中学招收十个高中班，两个初中班。推荐上高中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那就是七大八小，七拼八凑的大杂烩。我被分到六排（那时班级不叫班，叫排），由于我年龄小、个子矮，就坐在最前排。 高一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每天上课前先做“三件事”（那个年代过来的学生都知道）。讲一道数学应用题，先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向阳大队，修一条水渠，上底宽x米，下底宽x米，深x米，修这样一条水渠，需挖土多少立方米？）。 由于当时的学生有初三毕业的，有小学毕业的，有上过几天戴帽中学的，知识的差距，使得老师的教学工作很难进行。几何不知什么叫射线、角的平分线，更不知切线、割线为何物。 特别是学习英语更是难上加难。我们都没有英语基础，从26个字母学起，朗读字母总和汉语里的拼音混淆，学习单词和句子，同学们读得油腔滑调，面目全非。教英语的尤老师是上海人，她扎着两条小辫子，干瘦干瘦的，课堂上，不知被同学们气哭多少回。 教语文的张老师就特别懂得和学生打成一片。一天，张老师正在讲课，班里的孔庆东同学，家里来人喊他去相亲，这下教室里热闹啦，男生有的忙着给他脱褂子，有的给他扔帽子。张老师一点也不生气，忙帮他穿戴好，并叮嘱他好好说话。你说好笑不好笑? 文化课我们学得不咋样，大批判倒是搞得热火朝天。班级的大批判专栏一星期一换，班级的批判会一星期召开一次。同学们都积极踊跃地参加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去，既要写好出专栏的稿子，又要准备大会发言。各班都组建了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在学校演，下到农村去演。忙得不亦乐乎！ 遵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还要学军”的五、七指示精神。我们高中十个班，每学期都要轮流到沛县机械厂和旗杆学农基地去劳动锻炼半个月，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那里和工人、贫下中农吃住在一起，学习机械操作和劳动技术。同时，我们学校也建了翻砂厂，各班都要轮流到沛县机械厂去拉铁砂，男同学负责冶炼，铸造成铁球球（我们叫它毛蛋）向外出售。学工学农真是大见成效！ 记得在旗杆大队六队劳动时，晚上，生产队干部和贫农王大娘在生产队的牛屋里请我们吃忆苦饭，听王大娘忆苦思甜。那红芋叶子糊糊真是太难喝了，我们几个都喝不下去，原来烧饭的饲养员六爷把点灯的煤油当豆油倒在了锅里。 我们一边掉着眼泪听王大娘诉说着苦难家史，一边捏着鼻子小口喝着难以下咽的糊糊，也不敢说难喝。后来生产队长喝了一口，才帮我们解了围。 军事拉练时，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每人都要背上被子、水壶和一杆自制的长杆大木枪。虽然不要翻越崇山峻岭，跨过长江黄河。，但漆黑的夜晚，在青纱帐里穿行，在小树林里露宿，望着黑漆漆的夜色，听着远处传来凄厉的鸦鸣，也会令人毛骨悚然，感觉风声鹤唳。 1972年的冬季，学校遵照上级精神，缩减班级，我们学校从十个高中班缩减到四个班。学校召开动员会后，各班班主任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开始动员大部分学生提前毕业。年龄大的、结过婚的、成绩差的首当其冲。说起来好笑，我们班的一个叫易安的男生，班主任赵老师动员他提前毕业，他说什么也不愿意。 赵老师就笑着说：易安，你坚持要继续读书，我考考你，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三哪一个大？易安竟答不上来，可他死活不愿意提前毕业，最后老师也拿他没办法。一斑窥豹，由此一例便可知，当时学生的文化知识是怎样的良莠不齐。 1972年寒假后，高二保留了四个班，我被编排到高二（2）排。留下的同学多数是成绩好些的，年龄较小的，但也不乏照顾对象（如军烈属、干部子女）。 新的学期开始了，学校不再组织我们开批判会，走出学校学工学农。开设的课程除语、数、外、物理、化学还有农业基础知识。数学主要学习画各种零件的三视图，其次是学习函数知识，解析几何，画各种抛物线。 那时的老师，还是心有余悸的，教学中谨小慎微，唯恐说错一句话，轻易不敢批评学生。即使有的学生做的事很出格，老师也是轻描淡写地点到为止。 教我们语文的徐老师在教学《红沟人》一文后，要求我们仿写一篇作文，写一位大队支书或生产队长带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改造农田的事。 俺组的张亮想拿组长赵世俊开涮，就把《红沟人》文中的大队支部书记黄忠敬的事迹改写成：大队党支部书记赵世俊白天带领贫下中农战严寒、抗风雪深翻土地，开荒造田，虎口震裂了不叫疼，手掌磨出了老茧不叫苦。晚上，她和妻子美可观在煤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有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文章…… 就张亮写的这文章，评讲课上徐老师还拿来当范文读，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 同学们听着笑破了肚子，组长赵世俊羞得脸通红，下课后追着张亮骂他不是东西。是不是太搞笑啦？ 1973年寒假，接上级指示，暑假毕业又改成寒假毕业。朝令夕改的教育改革方案，一下把我们推出了高中的大门。 看看现在的孩子，都能在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师资雄厚的校园里安心读书，真是羡慕不已！不过，一切事情都要向前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得都挺好。偶尔回味起中学时代的生活片段，难免各种情愫一起涌上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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