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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Yin, Weiwen. “Climate Shock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Nomadic Invasions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4, No.6 (2020): 1043-1069. 作者简介：尹伟文，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政治学系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博士后研究员。  气候变迁与政治暴力越来越受到了学者与决策者的关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检验气候变迁是否引发了战争。有些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迁的冲击下，如果一个地区的环境越脆弱，那么该地区就会越频繁并且越暴力地爆发内部与国际冲突。尽管传统看法认为恶劣的气候将导致更多的冲突（Hsiang, Burke,and Miguel 2013），但是近来的研究表明这一结论并不必然正确（Devlin and Hendrix 2014; Detges 2014; Landis 2014; Slettebak 2012）。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来一个条件理论——社会条件，更具体的说是制度条件，是气候冲击和战争爆发之间的调节标量（moderating variable）。因气候冲击而造成资源短缺的政体并不必然诉诸暴力。冲突发起方决定进攻与否不仅仅取决于诸如极端寒冷或者严重干旱等恶劣的气候条件，而是取决于统治精英能否动员足够的资源来支持战争。换言之，恶劣气候的冲击不仅影响了统治精英挑起冲突的意愿也影响了挑起冲突的可行性。即便在恶劣条件的冲击下，制度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政体也能有效地动员更多的资源，因此他们也更可能会在遭受气候冲击时而掠夺富裕邻国。在气候条件温和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度能帮助统治精英产生稳定的收入，因此他们没有意愿发动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可见，中央集权化的政体发起冲突的可能性随着气候冲击的严重程度而提高。另一方面，当遭受恶劣的气候冲击时，去中央集权化的政体不能够动员足够的资源以作为有效军事行动的支持，它们更不可能在恶劣的天气下发起进攻性的战争。相反，只有在气候条件温和并且更适合开展军事行动时，它们才会变得更加好战。简而言之，气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受到内部政治制度的调节。 气候与冲突 大量的文献认为恶劣天气的冲击导致了冲突，其中的逻辑简洁明了：气候冲击导致了资源稀缺问题，引发了所谓的资源战争（Homer-Dixon 1994）。为了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受不利气候条件影响的族群更有意愿去劫掠其富裕的邻居（Bai and Kung 2011）。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恶劣的气候冲击并不必然导致更多的暴力（Selby et al. 2017），比如一些研究发现丰富的水资源会导致更多的冲突，这是因为充足的降水能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并且创造出有利于发起军事攻击的战术环境（Detges 2014; Salehyan and Hendrix 2014）。另一方面，极端天气比如气温骤降，也能极大地阻遏军事行动的开展（Bu¨ntgen and Cosmo 2016; Devlin and Hendrix 2014; Slettebak 2012）。 因此，我们可以借助条件理论去解释上述的不同发现。既有的文献已经讨论了社会因素在环境—冲突联系之间的重要性（Akcinaroglu, DiCicco, and Radziszewski 2011; Burke, Hsiang, and Miguel 2015; Mach et al. 2019; Theisen, Holtermann, and Buhaug 2012），具而言之，因自然灾害或者气候冲击导致的资源短缺是否引发暴力取决于社会变量比如经济情况（Bretthauer 2015; Fjelde and von Uexkull 2012）、基础设施供给（Detges 2016）、相关族群的政治地位（Fjelde and von Uexkull 2012; von Uexkull et al. 2016）、政体类型（Flores and Smith 2013; Hendrix and Haggard 2015; Wood and Wright 2016）以及资源的分配规则等（Linke et al. 2018）。虽然这些研究逐渐摆脱了对气候影响的简单线性看法，并且揭示出了社会和政治变量的调节作用，但是它们没有明确指出气候冲击与实施战争可行性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 本文作者认为，中央集权化增强了国家的军事能力，中央集权化的水平可能决定了冲突参与方在遭受恶劣气候冲击下时选择和平还是暴力。此外，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精英能够通过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从人口中汲取足够的税收收入，因此中央集权化在没有恶劣气候冲击的前提下能降低冲突的倾向。接下来，我将提出在气候—冲突关系研究中与军事和汲取能力密切相关的政治制度调节作用的理论。 条件理论 中央集权化的程度决定了国家能力的两个维度——军事和汲取。它们与气候相交互，影响冲突发生的概率。首先，一个群体或政体是否发动攻击取决于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制度表现，特别是与军事效率和动员能力相关的制度。其次，在没有遭受恶劣气候冲击时，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气候温和时，中央集权制度帮助政治精英榨取的税收收入，从而抑制统治精英对外劫掠的冲动。 动员能力对冲突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影响战争结果的结果（Tarar 2013）。如果冲突参与方不能达到进行军事行动的最低动员水平，发起战争是不可行的。当遭受恶劣气候冲击后，受灾的群体会有意采取劫掠富裕地区的方式来克服资源短缺问题。然而，恶劣天气会对后勤保障和战术计划的实施造成极大的阻碍（Bu¨ntgen and Cosmo 2016; Salehyan and Hendrix 201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攻方必须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发起有效的攻击。对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权来说，这并非什么大问题，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在遭受恶劣气候冲击下如何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而非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行性。因此，发起战争的概率与气候冲击的严重程度（如气温骤降或降水短缺）呈正相关关系。然而，对动员能力较低的政权来说，无论对外掠夺多么诱人，在遭受严重的气候冲击时，发起攻击的可行性都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当没有遭受严重的气候冲击或者气候冲击并不严重时，要发起战争就只需要动员较少的人力物力。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能力较低的组织才可能主动发起攻击。 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集权化的程度（Brewer 2002; Gennaioli and Voth 2015; North 1990）。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政体能以更快的速度汲取必要的资源，因此可以抓住最佳的机会去发起攻击（比如当防守一方力量衰弱时）。因此，能动员更多资源的制度不可能是去中央集权化的：这样的制度至少具备科层制和领导的权威，下级官员会服从更高级官员的指令，并且有一个激励机制能做到赏罚分明（Olson 2009）。简而言之，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制的支持，潜在的冲突参与方就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战争动员。 中央集权制度不仅能影响一国或叛乱团体的军事能力，也能提高它们的税收能力。在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帮助下，统治精英首先能保护普通人并且给予他们强大的激励去进行投资和产出，其次精英能定期的从人口中汲取稳定的收入（Olson 1993）。在本文的实证案例中，中央集权化的满洲积极的保护汉族农民免受满族贵族的侵犯，并通过设立税收机构直接向汉族农民征税（Liu 2007, 164）。其结果是，在气候良好、生产产出稳定的时候，中央集权化政体几乎没有动机去劫掠富裕的地区。对去中央化的政体而言，即便在没有遭受恶劣气候冲击的情况下，其也不能像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那样保护生产和征收税收。因此，当气候条件变得温和的时候——也就是更适合他们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去中央集权化的政体就更可能诉诸劫掠来提高收入。换言之，中央集权制的有无不仅影响了冲突参与方在遭受气候冲击时如何回应，也影响了他们在温和气候条件下的作为。 因此，气候—冲突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中央集权化水平的调节。游牧政体遭受恶劣气候冲击的回应是否暴力取决于其是否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在使用气温/降水作为测量气候条件的代理变量的基础上，我认为对去中央集权化的政体来说，他们发起冲突的可能性随着气温/降水量的升高而增加。相反，气温/降水量的提升对中央集权化政体发起战争的概率产生了抑制作用。 历史背景与假设 从近代早期（14-19世纪）游牧民族与中国和朝鲜的互动过程中可以发现政治制度在气候与冲突因果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我关注两大游牧民族——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蒙古和东北的满洲。相较于既有文献中广泛使用的跨国比较路径，关注更小的地理区域更适合探索气候冲击和冲突间的具体机制（Slettebak 2012）。蒙古和满洲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蒙古和满洲在衣食方面很大程度依赖于动物及其皮毛——这就使他们对气温变化十分敏感，在靠近汉地的地方也部分依赖于农业（Liu 2007, 121; Qu 2006, volume 8）。其次，中国北部和东北的气候条件十分相似，它们处于相似的纬度并且都受到东亚季风的影响。最后，蒙古和满洲都长期面临着农业区的敌人——明朝（AD 1368-1644）。1644年，清入主中原，成为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AD 1644-1911）。因此，除却政治制度上的发展，蒙古和满洲两大游牧民族/政权有许多重要的相似点，因此对两者之间进行比较是有意义的。 在1368年元为明所败后，蒙古人退回了其兴起的蒙古高原，重归游牧生活。尽管之后蒙古仍然是明朝的威胁，但是自从他们退回祖地后就再未能占领中原。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同于蒙古高原之前兴起的其他游牧民族，蒙古在1368年以后走向了大分裂。在14世纪晚期，元朝的继承者——北元分裂成数个小部落。尽管15世纪晚期达延汗曾重新统一了东蒙古的部落，但是他将帝国分给了他的子嗣和亲属管理，由此导致该区域变得高度去中央集权化（Wada 1984, 364）。换言之，此时的蒙古更像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而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成功地对北部喀尔喀蒙古、东南的察哈尔蒙古以及漠南蒙古进行了直接统治，然而他建立的政体仍然是不同部落间的松散联盟。后来，俺答汗的后代们丧失了对帝国大部分的控制，以至于当时很多部落领袖都宣称自己是蒙古草原的大汗（Wada 1984, 634-42）。 相比蒙古，在16、17世纪之交，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女真/满洲在建立中央集权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16世纪晚期努尔哈赤统一满洲各部落之前，满洲只是由一个个小部落或者以家庭为基础组成的部落联盟，并没有凌驾于在同一部落内部或者不同部落之上的科层结构，而满洲进行的战争也是以来自同一家族内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牛录进行。这些组织形态在努尔哈赤统政后发生了改变，努尔哈赤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样牛录中的成员便不再来自于同一个家族，有时甚至不是来自同一个部落，最后成为旗（满语：固山）这一集军事行政职能一体的组织基础，而努尔哈赤则位于这一金字塔结构的顶端，这种组织结构能帮助努尔哈赤保护农民的土地免受满洲贵族的侵占，鼓励发展农业，由此满洲也开始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的组织形态。之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将中原的官僚制引入了满洲，并且将儒家思想置于重要位置，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皇太极废除了满洲的部落民主制——共治国政，在其领域内建立了税收机构，确定军事将领的级别，发布成文法以及引入了大量蒙古不曾有过的统治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显著地提高了满洲的军事力量，使他们拥有在遭受恶劣气候冲击时也能劫掠农业政体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抑制了满洲在气候温和时攻击农业政体：通过建立中央集权制和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只要气候条件足够好、资源能源源不断地产出，满洲的首领就可以从治下的人口中定期汲取税负（Liu 2007, 241-43）。 既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治下的满洲能动员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行动，我认为与蒙古相比，当满洲遭受极端气候冲击时，他们更可能去劫掠农业区。当气候适宜时，拥有中央集权制的满洲就没有什么动力去劫掠农业区。但是这种可能性仅存在于1583年满洲建立中央集权制后。不仅如此，中央集权化随着国家建构的推进而不断强化，气候—进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应该更加明显。而对蒙古而言，当遭受恶劣气候冲击时，他们即便有劫掠农业政体的意愿也无法付诸实施。相反，当气温或者降水量升高时，由于他们缺乏中央集权制和稳定的产出，他们就更可能对农业政体发起进攻。 据此，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去中央集权化的政体）：蒙古进犯农业区的可能性与气温/降水呈正相关。 假设2（中央集权化的政体）：满洲进犯的可能性同气温/降水负相关，但是这一关系仅存在于满洲实现中央集权化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气温/降水对发起冲突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 研究设计与结论 在这一部分中，我检验了中央集权化程度能否调节气候条件和冲突产生之间的关系。我将满洲和蒙古分开作为样本，以年为单位对基准结果进行测算。 数据与变量 我选用的因变量是蒙古和满洲对农业政体的进犯，其中1代表有游牧民族，0则代表其他。我选用的数据来自Kang, Shaw和Fu（2016）建立的关于早起现代东亚战争的数据库（下文简述为EAW），这一数据库包括了1368-1840年之间东亚游牧民族和农业政体之间的冲突信息，在这一时期，中国先后经历了明清两代统治，朝鲜半岛则长期处于李朝的统治之下（1392-1910）。在1368-1840年之间，蒙古的对农业政体的进犯达114年，在明清易代之前，满洲的侵略则累计有110年。游牧民族经常隔年挑起冲突，因此我对因变量采用了二分测量方法。 本文的第一个主要自变量是气温。对此，我采用的是Shi, Yang和Gunten （2012）对过去1000年以来中国年度气温的记录数据库。另外一个影响游牧民族入侵可能性的是降水量。对此，我使用Yi等（2012）建立的记录自公元1470年以来中国年度夏季降水量指标的数据库。 此外，我将明朝、1644年以后清朝以及朝鲜对游牧政体发起的攻击作为控制变量。因为这些农业政体发起的进攻也和气候条件密切相关，遗漏这一变量可能导致预测上的不一致（Bai and Kung 2011）。为了将其操作化，我将农业政体对游牧政体发起的攻击设为1，其余则设为0。   表1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1是气温/降水量与游牧民族入侵的对应关系。左上图表明蒙古入侵更可能发生在气温上升时（比如1540-1570年之间），右上图则表明满洲入侵主要发生在17世纪的前50年内，并且是当气温持续下降时。这就与我的理论预期相符。而左下和右下两张图并没有明显的反映出降水量与游牧民族入侵之间的关系，因此接下来我将使用统计方法来检视两大游牧民族对待气候变化的差异。 蒙古入侵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因此我使用了logit模型，同时也对时间做了立方处理以解决自相关的问题，回归结果如表2和图2所示。模型1覆盖的时间范围是1470-1840年，而模型2覆盖的时间则截止到满洲入主中原之前。这两个模型都显示在95%的置信区间中气温与蒙古的入侵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当遭受恶劣天气冲击时，蒙古并不愿意劫掠中原，反而是在气候适宜的时候更有意愿南下进犯，因此假设1得以成立。这也表明去中央集权化政体挑起冲突的意愿随着气候恶劣程度的加重而下降。另一方面，降水量并不对蒙古入侵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蒙古能向水源地移动来克服降水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无法克服气温骤降的问题。   此外，蒙古入侵的可能性与农业政体发起攻击成显著负相关。换言之，如果当年农业政体进攻蒙古，那么蒙古在同一年度内就不可能再对农业政体发起攻击，而能对蒙古发起进攻也意味着农业政体的强大与稳定。 满洲入侵 我在这一部分对气候冲击与满洲入侵之间的关系做了检验，我期待看到气候冲击对满洲中央集权化前后产生的不同效应，以及这一效应与蒙古的区别。我对作为调节变量的制度做了两种测量。首先是二分测量——虚拟变量，我将1583年以来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并且建国，极大地提升了中央集权水平——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设为1，之前设为0，这一可以帮助确认满洲建国是否是外生事件。 然而，国家建构通常是一个长时段进程，因此我对中央集权化水平采取了连续性测量。我使用的代理变量是旗的数量。从努尔哈赤建立黑旗开始到皇太极在位期间形成满洲八旗再到随着蒙古和汉军的加入，至1642年，后金已经拥有了24旗。旗的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后金国家的复杂化和中央集权化。因此，旗的数量可以作为测量后金中央集权水平的代理变量。 此外，国家建构还有许多其他的内生因素，比如国家可能采用中央集权化的措施来应对外部威胁，但是内生性问题并不必然对推断产生干扰。对一个由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组成的交互项而言，可以不使用工具变量来测量其系数。这就是外生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边际效应（Bun and Harrison 2018）。我们主要关注交互项和气温对不同水平中央集权化产生的边际效应——外生的系数，政治制度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会妨碍我们检验其是否是气候—冲突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 我将满洲样本的结束时间设定为1644年。，排除了1644年及其之后满洲为巩固政权和忠于前明武装之间发生的全部战争。此外1644年后，类似吴三桂的汉军首领加入了满洲，其主要力量也并非八旗士兵，而且绿营在传统农业区招募士兵（Luo 1984, 2, 62）。因此在1644年满洲入主中原后，其后发生的战争就不能算作游牧政体和农业政体之间的战争了。 表3显示了对满洲入侵的回归结果，如果因变量中是满洲攻击明朝或者朝鲜，则将其记为1，反之则为0。在模型3中，我采用二分测量，因为1583年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建国，极大地提高了中央集权化的水平，因此我将1583年之后满洲发起的攻击标记为1。从模型3中可知，在99%的置信区间内，可以认为制度与气温之间的交互对满洲战争起到了显著地抑制作用，这就表明政治制度确实调节了气候冲击对满洲发起战争的作用：随着中央集权化程度的提高，气温带来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在模型4中，我对中央集权化程度采用了连续测量方式——旗的数量，其结果显示在99%的置信区间内，制度和气温的交互项对满洲的进攻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随着中央集权化程度的提高，气温的边际效应递减。   图3分别显示了气温对不同中央集权化程度产生的影响。图3左半部分的模型3表示，在长期存在中央集权化制度时，气温显著降低了满洲进犯农业区的可能性。换言之，当中央集权化制度缺位时，气温就会对满洲的入侵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右半部分的模型4表明了类似的范式：随着中央集权化程度的提高，气温产生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两幅图都表明实现中央集权化之前的满洲甚至在气温升高时也不愿意发起攻击。这可能源自满洲的经济形式是以狩猎和采摘为基础——比依赖畜牧业的蒙古更为落后——更碎片化的组织形态阻止了他们对农业政体发起攻击，即便是在没有恶劣气候条件冲击的时候。 降水量对满洲发起战争并没有产生独立的影响。进一步，其对不同中央集权化程度的影响也不显著。与蒙古一样，满洲对降雨量的变化并不敏感。这是因为满洲生活在松花江和嫩江流域之间的平原，因此水资源短缺并非满洲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与蒙古不同，明朝发起的攻击与满洲南下侵略之间的可能性成正相关。而朝鲜发起的攻击并不能显著增强满洲入侵的概率。换言之，与蒙古不同，当满洲遭到农业政体发起的进攻时，其也经常采取军事反击。在1582年努尔哈赤统政后，在接下来的6年内，明对其发起了大战，但是同年就遭到了努尔哈赤的报复。这可以解释为满洲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因此，满洲能发起对农业政体的反击，对此去中央集权化的蒙古却无能为力。因此，满洲的案例支持了假设2。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蒙古和满洲的检验分别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成立。 稳健性检验 我使用了混合样本、替代模型、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不同测量以及反向因果来检验结果的敏感性，都显示前面所得结论是稳健的。 混合样本。在分析单元中，我用国家—年份（比如蒙古—1470）取代了年份用以检验政治制度的调节效应，游牧民族的固定效应包括了未观察到的不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异质性，结果如表4所示，我在模型5和模型7中对中央集权化程度使用了二分测量，在模型6和8中则使用了连续测量。我在模型5和模型6中纳入了从1470—1644年之间的所有战争，分别是175场蒙古—年份战争，175场满洲—年份战争。我在模型7和模型8中将对蒙古的观察值扩大到1840年，换言之，在模型7和模型8中，有371场蒙古—年份战争和175场满洲—年份战争。  在4个模型中，在95%的置信区间内，气温和中央集权化的交互项都对满洲进犯农业政体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确认了中央集权化程度是气候—冲突关系间的调节变量：气温对游牧民族入侵可能性的影响随着游牧民族中央集权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其次，在4个模型中，降水量都不是一个好的解释变量。最后，在模型5和模型7中，农业政体发起攻击的负相关、中央集权化和农业政体发起进攻交互项的正相关也揭示了蒙古和满洲对待农业政体进攻的不同选择：中央集权制度保证了满洲在遭受明朝的攻击时能做出有效反击。 替代模型。考虑到气候冲击对和农业政体攻击的滞后效应，我在对满洲和混合样本分析中增加了气温、降水、农业政体进攻和与当时中央集权化交互的一阶时间滞后效应。在对蒙古的分析中我也纳入了降水和温度产生的时间滞后效应，分析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游牧民族入侵可能与气候变量之间并非存在线性关系，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我将温度和降水量的二次项作为预测因子。在对蒙古的分析中，在99%的置信区间内，气温的二次项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虽然温和的温度确实有助于去中央集权化的蒙古人对农业政体发起军事进攻，但这种可能性并不超过一定的阈值。当气温极端高时，蒙古就不可能去攻击农业政体。温度与蒙古进犯农业政体概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一定能推翻假设1。首先，这一结果表明，由于缺乏足够的动员能力，相比气温适合，当气温变得更恶劣时，蒙古更不可能对农业政体发起攻击。其次，图表表明，由于缺少足够的观察值，预测蒙古入侵的概率对高温范围具有较大的置信区间。我也将气温和降水的二次项用于对满洲进犯农业政体的分析，主要发现是在中央集权化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温度的效应递减并且最终成为负效应。此外需要重申的是，降水量及其平方项都不是好的预测指标。 最后，我使用了具有动态规范的线性概率模型，其方法类似使用连续因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其发现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 替代测量。我也检验了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替代测量。首先，对于满洲进犯农业政体的分析，我采用了新的因变量测量方法，我只将满洲对明发起的攻击计为1，其余的都计为0，结果依然是稳健的。其次，我对中央集权化变量的二分测量进行了其他编码，我将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类似汉人定居政权的后金计为1。AME图显示了在1616年之前，温度与满洲进犯明朝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95%置信区间内），而1616年之后气温对满洲进犯的效应则为负（在99%的置信区间内）。最后，我在分析中对降水量也采用了不同的测量。参照白营和龚启圣（Bai and Kung 2011）的做法，我使用了虚拟变量，所有的结论都与我的理论假设相符，与之前得出的结论也并无重大差异。 反向因果。为了强调外部冲击同时影响满洲国家建构的过程，我使用了旗的数量的滞后效应来代替测量中央集权化的程度。我通过使用一阶、二阶以及三阶滞后变量产生了与基准线一致的结果：随着中央集权化程度的提高，气温对满洲进犯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并最终变为负值。因此，中央集权制度调节了气温对游牧民族进犯农业政体的影响，但是降水导致的效应却影响不大。 气候与冲突 本文结论表明当遭受恶劣气候冲击时，易受环境影响的政体比如游牧政体就会劫掠富裕的农业政体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但是这取决于他们的动员能力，而动员能力也受到中央集权化水平的影响。因此，当遭受恶劣气候的冲击时，缺乏动员能力的政体就不能运用军事手段即便他们很渴望发起攻击。除了动员能力，在遭受恶劣气候冲击时，中央集权制度能保证统治精英从治下人口中获得稳定的收入。其结果是当气候温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政体就很少有动机去进攻，而没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政体就会更可能对农业政体发起进攻，本文对蒙古和满洲两个游牧政体的检验分别验证了上述机制。 本文致力于将东亚历史同当代国际研究的理论联系起来，这也表明东亚历史数据能被运用到建构和检验政治制度与冲突行为关系的中观理论中去，未来学界也可以使用东亚历史数据来研究国家建构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与长期经济发展的关系（Dell, Lane, and Querubin 2018）。 参考文献略 正在办理版权手续，译文全文将在购买版权后由相关刊物正式刊出 编译：杨端程 审校：尹伟文 编辑：康张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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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dandong819 > 《环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