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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课外书

 荣辉有约 2020-08-02

(摄影:彭荣辉)

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杂费只有四元多一点儿。所以说学杂费,而不说学费,实在是因为届时杂七八糟的东西有太多。但让人欣喜的是,这费用还包含买薄本和铅笔、橡皮的钱。这么一说,似乎就赚大了。其实,赚得何止大了,事实是大了去了。因为这种状况,基本一直持续到五年级毕业那年。当然,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水涨船高,一年涨一点,一年涨一点,但及至毕业那年,学杂费也才十二元多一些。

这么一说,你便完全可以想象,那时候如果有课外书可读,将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儿。不怕你笑话,真的是裤子都没的穿的。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想想,一个连正常穿戴都困难的年代,又怎么可能有闲钱去买什么课外书。所以,关于读书这样的事,在那样一个物质资源极度贫乏的时代,除了日常教科书,一般的乡村娃儿几乎是想也不敢想的。

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例外,让这世界显得丰富多彩。譬如我。印象中,我对文字这东西有了兴趣之后,就一直有书可读。不奇怪,因为父亲读书。

父亲高小文化。起初,我并不理解“高小”的意思。甚至,截至今日,也是懵懂。但父亲每每说起,总有备注。什么个概念呢?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水平。但让人惊奇的是,父亲一直坚持读书。并且,也不知他哪来的书。我所能知道的,打记事起,他的床头柜上总是放着一本厚厚的大部头书。有时是《隋唐演义》,有时是《薛仁贵征西》,有时又是《三侠五义》或是《薛刚反唐》,诸如此类。父亲读书很慢。我想这与他终日忙碌相关,也与他的文化程度相关。但每个晚上,他总会翻上几页。也正因为慢,父亲的书也就成了我的书。识字不多没有关系,反正有的是时间。乡村娃儿,没有那么多的课业负担。兼着家务活忙完了,便全是时间。

有趣的是,家里有个三叔,他也喜欢读书。较之于父亲,三叔似乎更喜欢现代些的,譬如金庸、古龙和梁羽生所著居多。如我之后知道《绝代双娇》《倚天屠龙记》和《雪山飞狐》之类,便全是三叔的功劳。其实,大人们是不允许小孩子家读这类书的。所以,我多是偷偷地读。每次饭都吃得飞快,尤其是中餐和晚餐,以便瞅个空就可以溜到墙角开始勤奋。上茅厕的时候,也总可以手不释卷。只是,虽然做得隐蔽,但也偶有露馅的时候。怎么办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保持警惕。要不,就是充分发挥打游击的优势。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当然,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不管谁谁,反正总以为看这些玩意儿不务正业,但又毕业是在读书,所以,总是嬉笑着来抓。这一笑不打紧,必然有声音。于是,我便闻风而动。人从东边来,我便往西边跑。人从西边来,我便往东边跑。当然,还有南北两个方向。只是,最怕的是被堵在屋子里,而门只有一扇,跑也无处跑。没办法,只好藏。人不好藏,就藏书。反正屋子里东西多,随便塞个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不被发现就成。即便发现了,眼疾手快,只要届时没被看到书还被抓在手里就成。所谓“人赃俱获”,才为铁证。既然无法验证“赃物”与“人”之间的必然联系,便可以抵赖。反正是小孩子,何况又并非什么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所以,赖也就赖了。而那个来“抓赃”的人,说说笑笑,再吓唬吓唬几句,也就过去。

谁都知道,还会故技重演。但偶尔不慎,看得正入迷,然后被抓个正着,也没啥紧要。大不了,书被没收。哈哈,收也就收了,反正不是自己的。也没有办法藏。因为无论父亲,还是三叔,总还得看。只要看,有意无意之间,便可以露出破绽。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不是么?天天防着我,也累,对吧?于是,一个不小心,书便又轻轻悄悄回到我的手中。更何况,大白天的,他们还有各自的许多事情要忙。下地的,下地;上学的,上学。而不像我,我小娃儿一个,家门口上学,上得迟,放得早。回了家呢,扫扫抹抹,喂喂鸡鸭,也就歇工啦。是了,偶尔放个牛啥的,那更是惬意。一手牵根牛绳,一手握本大书,边走边看,真是好不自在。

幸运的是,哥哥上学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读书。因为他节衣缩食买来的《青年科学》《辽宁青年》《故事大王》之类,大人从不干涉。就这样,耳濡目染,我渐渐养成阅读的习惯。之后无论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到底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也该是所读并不太多,而又总喜欢翻来覆去的缘故,以至多少年过去,今番说起过往,仍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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