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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我们知道，临摹几乎是学习书法篆刻等艺术的“不二法门”。篆刻学习时，临摹的对象无外乎秦汉印、战国古玺、明清名家印。因为“印宗秦汉”的概念长期在篆刻界占统治地位，于是，秦、汉印的临摹长期以来都是篆刻学习的主要对象。但近期的艺术界，由于篆刻在书画比赛、书画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端端正正，一本正经而单一的秦汉印印式作品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反倒是古玺印式的作品因其风格多样、样式活泼日益引起篆刻创作者及受众的青睐，市场引导学习方向，越来越多的篆刻学习者转入战国古玺的临摹，那么，我们在临摹古玺时，应该从一方古玺印里学到哪些东西呢？ 
这是一个难点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很早就说过：临摹秦汉印，得篆刻之“正”；临摹战国古玺，得篆刻之“奇”，临摹明清名家印，得篆刻之“雅”。既然是“奇”，就是奇异、奇诡、奇怪，就是“无法之法”，就是花样百出，就是无迹可循，真正要找出一个临摹古玺“一成不变”的规律，或者理出一个“不二法门”，实在难上加难。但困难并不代表我们无事可做，本文就结合一方楚玺“东国（域）觐（职）交（室）”的临摹来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然了，这方印的印面文字，存在争议。这就需要我们从头说起：一、从纷繁的战国文字入手中国的战国时期，是思想最自由，文化最多样化的时代，于是造成了《说文解字》所描述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的局面。神州之内，同一个天子治下，却有七国争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大家互不相属，各行其事。文字不统一，必然导致玺印的多种多样，于是，学习战国古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战国文字太过纷繁。好在战国文字虽然纷杂，但中国文字学领域，最早开始研究的文字，也是战国文字，相应可以检索的辞典资料也较多，只要用心，就不是问题。我们现在接触最多的篆书文字，是秦小篆，其实就是后来的秦摹印篆（就是秦印里的标准用字）、汉缪篆（就是汉印里的标准用字）的基础，如果有了汉印临摹基础，那么秦小篆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因为它们统一属于我们现行中国汉字的一脉，就是“秦系文字”。有了“秦系文字”的这个基础，我们就算拿到了进入战国文字其他系别大门的钥匙，因为秦系文字之外，不外乎另外四系：楚、齐、燕、三晋，这五系文字的样式是有可以相互参照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古玺越来越多了，因为出土物越来越多，当我们临摹这些玺印时，常用的文字会经常碰到，比如“玺”，比如“马”，比如“都”，比如“阳”，比如“印”。如果用心，这些常用字各国的不同写法，很快就可以掌握，甚至，我们很快就可以通过这些有标志性的文字判断一方玺印，它属于哪个系玺印体系。进而我们很快又会发现，文字发展是有迹可循的，比如“玺”字各种变体。
“玺”字的变化基本如此，但实际上，“玺”的的字形来源都有“法”可依，这个法，就是古文字的演变规律（有代表性的学说，就是《说文》的“六书”）：
所以，当我们沉下心来学习时，会发现，战国文字虽然变化多端，但仍然遵循古文字演变规律，所以只要细心分析，大部分文字都能读懂。好在，学篆刻毕竟不是学古文字学，就算有不认识的字，“比葫芦画瓢”总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比如我们要讨论的这方玺印：
对，这方印现在篆刻界并不能统一。曹锦炎的《古玺通论》释为：“东国织室”，但他也拿不准，也把后面二字“织室”释为“职交”；徐畅的《古玺印图典》释为：“东域（国）觐交”，但他自己主编的《先秦印风》一书中又释为“东国‘职’室”。认识这些字对研究学问很有价值，如果释字不同，这方印就有可能是外交官的印，也可能是纺织官的印。
好办，不用纠结它是什么字，临就是了。好在我们不是文字学家，篆刻虽然有学术性的成分，但其归根结底是艺术性的！谈到艺术，就必然绕不开审美，因为黑格尔说：“美只存于艺术，因此‘美’就等于艺术。”（黑格尔《美学》），虽然这并不完全对，因为还有“自然美”。二、古代匠人质朴的审美古代参与制玺的人，相对于一般民众，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篆写印稿的人是知识分子，亲手制玺的匠人是掌握了铸或凿工艺的人，他们具有一技之长。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相对于一般民众，是审美水准较高的一部分人，是“文化人”。于是，他们的审美必然呈现在印作里，比如：他们知道了均衡与平均美，将印面四个字相对均衡地布置在印面上：
这来自于他们朴素的审美：把日常遇到的事物如食物、衣服、农具……摆放整齐、分割均匀，是好看的；把田地分割成大小同的地块是好看的；人们排队时，列队整齐是好看的……这是最朴素的审美。
我们在古玺里经常见到文字不规整，排列不整齐的玺印，这当然并不代表匠人们不知道均衡之美，而是他们还没有将“均衡法则”主观运用到玺印之中，印面文字自由，文字占地大小也自由，反倒产生了自由从容的“乱石铺街”之美，如这方“行士之玺”：
文字字形大，就占较大的印面面积，印面字形小，就占较小的印面面积，似乎不假思索，摆到印面上就可以了。但后来这些玺印匠人们很快发现，均衡之后的印面布排更像一方印章，因此，到秦玺，再到汉印，印面文字完全规整了，平均分配印面，像是码排整齐的活字版，十足规矩。
当然，汉印的规整另有一种美，但美从来都是相对的，在获得端正、平整、均衡之美的同时，玺印也同时失去了自由、从容、活泼之美，发展到极致就是“死板”，就是“呆滞”（到明清“九叠篆”印时，已经“呆滞”的只剩下工艺之美了）。
是的，汉印太一本正经了，太严肃了，这也正是近几年，人们开始到古玺印式里“透气”的原因之一，因为人们在展览中看够了汉印，汉印太端正，太古板，太憋闷了。但一定要认清，是古人的朴素审美，一步步将自由活泼的古玺推向整齐与均衡的，他们在主动寻求“规矩”，汉印审美的负面效果，只不过是物极必反的产物。当然，求平整的审美表现还不仅仅是均衡分布印面文字，还有一个动作，是将字形不规整的字“圈”在边框之内。
对，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古玺印，都有边框，这当然也是匠人们最朴素的审美在求“整齐”，求得玺印“形式上”的端正之美。因为如果任由这些文字摆在印面上，不加边框约束，显然太“刺眼”了，因为它像个“刺猬”，我们试着将印的边框去掉，结果是这样的：
是不是有些“扎眼”，像荆棘丛，像“刺头”，规矩全失之后的印面除了方印形面带来的“整齐”之外，“乱”得很，不“美”，所以，匠人们加这个边框是他们的审美在起作用，虽然，这种审美很朴素，很简单，但很管用，这也是三晋的“宽边细朱”印一定有一个粗重的“宽边”的原因。三、“偶然巧合”还是“人为”？因为美是多元的，也是主观的，因此解析古印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两难问题：解析的深入了，会有人提醒：古人根本没有想这么多，你想多了；解析的简单了，会有人提醒：这方印的妙处远不止于此，还有很多古人想到的你没有想到！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在古玺印里呈现出来的那些符合现代审美的东西，到底是“偶然巧合”还是古代匠人们“人为”的结果？没有标准答案，要说标准答案，只能是：不用管古人怎么想，它看上去美，就足够了。这些美，足够值得我们去临摹、体会。比如这方印里，印面四个字，存在明显的“三疏一密”：
“三疏一密”和“三密一疏”都是“峻拔一角”的对比之美，因为对比强烈，所以美，但这种结果是古人有刻意“操作”的结果吗？为什么呢？因为其它三个字明显字形相对简单，如果古人不强调这个“觐（或职）”字，那这个字为什么会呈现相对较粗的笔画，凑巧吗，不一定。不过，这不重要，只要我们在临摹的时候，观察到了这一点，并且“临”出来了，知道它的特别之美，就足够了。又比如，这方印明显还有对角呼应的元素：“国”和“觐（或职）”明显都有一个“戈”部（蓝色），呼应是明显的；而“东”和“交（室）”则同时都有左右向下的弧线（黄色），字形上也有呼应的因素：
如图所示，这显然是对角呼应，是“巧合”吗？就是“恰巧”因为是这四个字才有了这种呼应效果，还是有古代匠人的“设计”思想和朴素审美在内（因为文字可以变形，可以移位），无从得知！同样，这也不重要，因为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样很美，这样使印面四个字的松散关系在视觉上团聚起来了，它们像“一家子”了，这就足够了，是不是古人“人为”的，还重要吗？不重要了，我们临习时，临出来、体会到就可以了。总结综上所述，当我们要临摹一方古玺印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认识玺印文字，理解汉字本身所带来的稚、拙之美（象形、会意之美）。同时进一步深刻理解汉字的演变规律，尽可能地记忆这些玺印文字，并慢慢积累，获得一定的战国文字识别能力；2、理解古玺匠人朴素审美，诸如求均衡，加边框等最基础的审美追求，并在临摹时尽可能效仿；3、以临摹者自己的审美去理解一方战国古玺所存在的审美因素，边临摹，边体会，边思考。如果古玺临摹，每一方印都能充分做到以上三点，这方战国古玺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就能真正内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帮助我们提高审美能力，并进一步服务于以后的创作，临摹是“见识”的深化，是审美能力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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