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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 Ethnographic Heritage of 'Dian Yi Tu' 【作者简介】干小莉，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员。 “苗蛮图”“蛮夷图”“蕃社图”“职贡图”等，是以“中国（中原华夏）—四方（蛮夷戎狄）”为基本框架的中华“多元一体”的古代文明体系中，华夏社会视野下对边疆“非我族类”的图像表述，是王朝文明中心的边缘镜像。 滇、黔“苗图”“夷图”就是明清时期云贵高原“改土归流”历史背景下，形象、深刻描绘了西南非汉族群社会文化的一类图像民族志作品，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地志性、系统性，是中国古代苗蛮图像民族志的代表性作品。这里的“苗”“夷”是泛称，并非专指苗族或彝族，而是泛指区域性的所有非汉族群。迄今世界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收藏的传世的滇夷图有近三十种，分别冠以“滇夷图”“滇苗图”“云南苗图”“云南种人图”等名称，其创作源于明末，清代持续发展，内涵十分丰富，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边疆民族志遗产，滇、黔“苗图”“夷图”是民族学的“敦煌”，是研究、拓展云南乃至西南民族社会与文化发展史的极其珍贵的特殊史料。滇夷图的调查发掘、整理考证、历史研究是一项重大多学科的学术课题。 一、存世滇夷图的收藏概述 存世西南地区的滇、黔等苗（夷）图像资料版本繁多（接近百种），收藏分散。云南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省份，前人对滇夷图有过一定的关注与研究，但在版本源流、内涵演变等方面仍缺乏深入的考辨。笔者迄今收集的各地藏“滇夷图”近三十种，其中资料详实的有17种，包括刊本2种、石印本1种及境内外10余家学术机构收藏的手绘本。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滇苗图说》，1953年入藏，该馆网站可阅览全图文。该图一函两册，锦面装裱，每册有图18幅，共描绘种人36类，右图左文，文图相对。一册图一右下方款“丙申春日金门画史顾云臣制”，并加盖印章。  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滇夷图说》4册，墨书纸本并彩绘绢本，每册绘种人12幅，共描48类，除“缅僧”图外，余皆附说，文图相对，另有五幅地图。图册的图绘部分缩印于《华南边疆民族图录》，文字部分以点校形式刊印。  英国维尔康图书馆藏《云南营制苗蛮图册》一套6本（卷），线装，卷一含67页彩绘，展现了多种云南本土族群，该馆网站可查到部分图绘。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原东方部主任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介绍了所绘种人的条目，并陆续公布了11幅种人图及1幅舆图。以上图绘风格迥异，不可能如魏氏所说全部出自赵九州之手笔，虽均冠以《云南营制苗蛮图册》，但应分别出自《云南鹤丽镇营制总册》《云南广罗协营制总册》《云南开化镇营制总册》《云南元江营营制总册》，这明显是线装书分拆、整理、重装的结果。另据维尔康在线目录，《云南营制苗蛮图册》还包括《苗图》和《狑狪猺獞》两种贵州苗图。总之，魏氏目录所谓“云南营制苗蛮图册”的“一套六本”不是一整套书籍，甚至并非都是描绘云南种人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道光年《云南标下元江营营制总册》，线装两册，彩绘抄本，该馆网站可下载全图文，绘制“各种夷人”12幅，文图相对。所绘种人条目与上述维尔康图书馆藏《云南营制苗蛮图册》中的《云南元江营营制总册》完全相同。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云南永顺镇营制总册》全两册，线装，彩绘抄本，右图左文，共描绘种人16类，图册所见最晚纪年为乾隆三十二年，已有黑白影印本出版。  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藏《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一册，描绘种人44幅，右图左文。该书是Hermann Speck von Sternburg男爵任职德皇特使期间（1891-1896）在北京购买的，并于1909年由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购得，2003年Kathrin Hirth译为德文出版。  故宫博物院古籍特藏部收藏有一册苗图，旧函套题写“苗民图说”，今人新换函套上贴签“滇黔苗蛮民图说”。图册纸本彩绘，卷首有五页墨书序文，序文提到图册编绘了45类种人，但据赵荔论文附录，现仅存图40幅，右图左文。  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云南种人图说》共一册，纸本彩绘，绘制种人22类，右图左文,另以文字描述种人68类而无附图，2005年整理出版。“世昌”于“光绪十八年”“楚雄都阃府署”抄录康熙《山川考谕》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滇省夷人图说》，全两册，纸本彩绘，册页装，描绘种人108幅，每幅有简短文字，图后附跋。与之配套并存上、下两册《滇省與地图说》，收录云南舆图及图说22种，2009年影印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御制外苗图》全两册，纸本彩绘，册页装，共描绘种人104幅，2007年影印内部发行。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另藏有一册线装《云南风俗图》刊本，描绘种人46类，曾为民国金石学家陆和九所藏，盖有多方陆氏收藏章。这46幅种人刻绘全部来自道光《云南通志稿·南蛮志三·种人》，该书将嘉庆《伯麟图说》刊刻成版画，作为省志的插图（共96图）。陆氏未见该书，故于卷末题写：“右图不知刻于何处，自番至獠共四十六图，刻工精纯，神态活泼，可谓画风俗画之善本也。爰付装池，并志数语于卷尾。”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夷人图说目录》全两册，该馆网站可下载全图文。该书纸本彩绘，册页装，共描绘种人108幅，每图上方均写有简短的说明文字，每段文字末尾都盖一方收藏章，共3方，分别为“□步佳趣”“心有同然”“觉今是而昨非”。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苗蛮图说》一册，纸本彩绘，共绘种人54幅，每幅图绘的空白之处均题说明文字，该馆网站可下载全图文。卷首有锡少鹤的题识，称图册绘制于光绪辛卯年（1891），应为收藏者锡少鹤收藏并题识的年代。 云南省博物馆藏《普洱府图说》为纸本卷轴画，共有四个立轴，每轴有上、中、下三幅图，每幅图均有说明文字。该馆保管部熊丽芬认为其与国家博物馆藏《滇南夷情汇集》“无论画或跋几乎一致”，因而推测两者均出自李诂之手。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云南昭通镇标四营营制总册》，线装四册，彩绘抄本，该馆网站可下载全图文。此编对疆域形势、塘汎墩台、民风土俗等记载详备，附种人图13幅，有相应的说明文字，卷末落款道光二十五年。此外，云南省图书馆也藏《云南昭通镇标四营营制总册》彩绘抄本全两册，卷首文字记昭通镇中军游击印务参将王树芳奉总兵之命造修，光绪十四年是书中论及最晚纪年，其主体内容与美国国会馆藏同名者基本一致，应是在其基础上增补了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绪末年的情况。 民国云南省会高等学校图画教员董一道曾结合中西技法，以钢笔画的形式绘制《古滇土人图志》两册，绘民族习俗及人物形象共80幅。云贵总督李经羲等曾欲以公费刊印董氏画稿，后因辛亥重九起义而罢，民国二年云南崇文石印书馆刊行，近年重新影印。 除上述16种云南苗图资料详备外，尚有若干散见、残缺的云南苗图，在对比分析、断代分期基础之上，可大致获得云南苗图版本源流、内涵演变的概貌。 二、“滇夷图”发展谱系的初步整理 由于历史上“滇夷图”编绘的主体差异、复杂转贩、源流交叉、分散收藏等原因，迄今散落在世界不同学术机构“滇夷图”版本间的相互关系成为首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中外学界虽已开展了一系列分散的考证与个案苗（夷）图源流关系的研究，但距离将滇、黔苗图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化遗产或一类珍贵的传世图像文献整体的认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近年，我整理、研究“滇夷图”过程中，首先根据个案苗图的序跋、注文，另据各图内容、体例、画风之异同，在个案版本断代、考证的基础上，开展个案版本间的比较研究，包括同期苗（夷）图的横向比较与相互关联研究、不同时期苗图的纵向流变与内容交叉转贩的历史钩沉，把握原创版本、修订补充、转抄编辑、分合流通状况，初步建立起“滇夷图”发展演变的谱系，将它们划分为顺康、乾隆、嘉道、光绪民初四个阶段。 （一）早期（顺康年间）的“滇夷图”，包括乾隆之前的《滇苗图说》《滇夷图说》《滇省民族图说》三种。 哈燕藏《滇苗图说》署“丙申春日金门画史顾云臣制”，封底便笺摘抄自《画史汇传》，介绍了绘制者顾见龙的生平。顾见龙，字云臣、云程，别号金门画史、抱岩老人，江苏太仓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享寿八十三或以上，是明末清初职业画家，以人物画见长，兼擅山水、花鸟，顺治、康熙年间曾供奉内廷。故图中署款中“丙申年”应为1656年，即顺治十三年，哈燕编目系统将顾定为“明代内廷画师”有误。 此册《滇苗图说》可能只是道光摹本，非顾氏原作。顾氏在清初以人物画“名重京师”，从存世画作观察，他描绘人物细致传神，线条流畅飘逸、笔力劲健，画面设色晕染自然，注重人物的神气和动势。他还吸收了不少西洋画法，描绘人物面部比较注重阴阳向背，有铅笔素描的感觉。哈燕藏《滇苗图说》所绘人物比例有失协调，如第32图“地羊鬼”中右侧人物，人物动态、表情趋于僵硬，缺乏场面背景或草率带过，山石树木的画法均与顾氏画风不符，特别是设色晕染方面差距很大，题款笔迹也与传世画作顾氏真迹不同。顾氏《滇苗图说》应作于1656年，即顺治十三年，而哈燕藏《滇苗图说》出现晚于此时的地名建置，如第29图“喇记”提到了“开化府”（康熙六年，1667置）；又图说中“安宁”“宁州”“永宁”“顺宁”等多处“宁”字均避道光帝名讳，宝盖头下面的“心”字，变成一横一竖，也是晚出证据。 但该哈燕藏本还是一定程度反映了顾氏原画的基本内容，尤其是顾画所取材的明代中晚期云南“夷图”的基本内容与结构。云南苗图类文献始于明代中期，宣德辛亥年（1431）《云南诸夷图》（一卷），图说37种“云南夷”，万历乙未年（1595）《云南诸夷图说》上下二册绘36图，可能是为保持两册篇幅均等，减宣德图一幅所致。哈燕版《滇苗图说》两册描绘种人36类与之吻合。又，天启《滇志·卷30·羁縻志12·种人》曾取材于“黄公所采《民风图》，……又杂取献老所称述，就旧志区分而详核之……”。此处的旧志为万历《云南通志》，而黄公为嘉靖年间云南巡按黄中，字文卿，浙江遂昌人，编绘有《民风图》一种。顾见龙未曾深入滇中，其《滇苗图说》当取材于明代中晚期以来流行于世的《云南诸夷图》《云南诸夷图说》及黄中宇编绘的《民风图》等，哈佛藏本虽是道光仿本但仍保留了这些图的时代风格。 傅斯年馆藏《滇夷图说》，绘画技法上比哈燕版《滇苗图说》更接近顾见龙的传世原作。该图人物比例合理、动作自然，山石水树衔接流畅，画面设色浓厚，犹如山水画般。《滇夷图说》图文基本吻合，而《滇苗图说》则有图文不符，疑为流传、仿绘过程中册页散逸、次序错乱所致，因此《滇夷图说》较为接近原创，而《滇苗图说》则系后世仿品。如，两册“鲁屋”条的文字描述近乎完全相同：“持矛盾，性尤狰狞，好驰马纵猎”。《滇夷图说》“鲁屋”绘制了两名骑马男子，手握“长矛”，腰间佩刀，四目相对，似乎在讨论狩猎事宜。而《滇苗图说》表现的则是彝族毕摩仪式场景，与文字不符，却与《滇夷图说》“白猡猡”图如出一辙。这一情形亦见于另外四图，《滇苗图说》的“比苴”“拇鸡”“摩察”“喇记”均图文不符，却与《滇夷图说》“喇记”“缥人”“果葱”“哈喇”一一对应。 国博藏《滇省民族图说》与以上二图所依粉本相同，也可归入早期。《清代民族图志》公布的云南苗图可分为四组：一组是出自《滇省民族图说》的38幅图；家傈僳、小阿娼二图自成一组，与下文乾隆《云南永顺镇营制总册》出自同源；另两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滇省民族图说》中现知的38类种人与哈燕藏《滇苗图说》大面积重合，且全部可在傅斯年馆藏《滇夷图说》中找到相对应的图绘内容，图绘内容大同而小异。 从总体上说，清初苗图的绘制多效仿明代流行的相关夷图，种人条目及说明文字主要取自天启《滇志·羁縻志·种人》，所绘滇夷种类计有三、四十种，图绘与文字各占一页，图文相对。《滇夷图说》为绢本，绘画技法娴熟，画风工整细致，设色浓厚考究，具有院体画的风格，较为接近清初宫廷画师顾见龙的传世作品。《滇苗图说》绘制水准差强人意，为顾见龙作品的道光仿本，存在多处图文不符的地方。 （二）中期（乾隆年间）的“滇夷图”，包括《云南鹤丽镇营制总册》《云南广罗协营制总册》《云南开化镇营制总册》《云南元江营营制总册》《云南永顺镇营制总册》《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苗民图说》《云南种人图说》等。 按前述，维尔康藏《云南营制苗蛮图册》卷一是由鹤丽镇、元江营、广罗协和开化镇四地营制总册拆分重组而成，作为一类纪实性的原始档册，营制总册时效性较强，因而我们推测以上四册的绘制及重订年代均较为接近，约为乾隆早中期之际。 《云南鹤丽镇营制总册》绘制种人12类，图绘公布完整的有鹤庆府僰夷、怒子、喇嘛及一幅舆图。康熙七年拆大鹤丽永镇分设鹤丽、永北二镇。图册出现了多处 “鹤庆府”字样，舆图中出现了“永北府”字样。据查，乾隆三十五年，鹤庆府降为鹤庆州。康熙三十七年，改北胜州置永北府，乾隆三十一年降永北府为直隶厅。图册署名人赵九州乾隆早期任鹤丽镇中营游击，综上，该书应绘制于乾隆早期。 《云南元江营营制总册》绘制种人12类，条目与国会馆藏道光《云南标下元江营营制总册》基本完全一致,两幅种人图绘得到完整公布，设色艳丽，笔触细致，从绘画风格、所绘内容看，前者明显早于后者。“猓猡”图绘有一男一女，各骑骏马奋蹄疾驰，这是苗图中描绘“猓猡”时的常见主题，见于《滇苗图说》《滇夷图说》等早期苗图，且延续至嘉庆前后的《御制外苗图》《滇省夷人图说》《夷人图说目录》《普洱府图说》中的相关页面。道光《云南标下元江营营制总册》的“猓猡”图则放弃了以上特征鲜明的绘画主题。 《云南广罗协营制总册》描绘种人12类，广罗协隶属于开化镇，下辖广南营，始设于康熙二十一年，设驻罗平，二十四年移驻广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广西州，四十七年，广罗协移驻楚雄，改为楚雄协。故该图册应绘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前。 《云南开化镇营制总册》描绘种人24类，仅公布了白猓猡的图绘资料。开化镇设置于康熙六年。图中一对老年夫妇席地而坐，各执一杯，前有碗筷，旁有男仆做端壶斟酒状，面前跪着一对年轻夫妇，老年夫妇及男仆形体大小正常，而作跪拜状的年轻夫妇则明显偏小，大约表现了一种长幼尊卑的秩序。 中安太平（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秋季拍卖会上的《苗蛮图》（一册12幅）亦属该期，其与乾隆早期的《云南鹤丽镇营制总册》所依粉本具有一定相似性。对比《云南鹤丽镇营制总册》僰夷、怒子、喇嘛三图与《苗蛮图》相应图绘，发现三幅图绘均对调了两个主体人物的相对位置及活动内容。 国图藏乾隆中期《云南永顺镇营制总册》绘制种人16类，每幅标注种人名称，但除五类种人外，大部分图文不符，另见两类种人撒马都（白猓猡）和戛鸠，无图。以上现象说明，该图册或其所本册页存在页面丢失散乱、重新装订等情况，原来至少绘制了十八类种人。图册中有四个种人名称罕见于其它云南苗图和地方志，分别是白儿子、井子、波竜子和戛鸠。该图册的许多内容不见于其它文献，具有原创性，应予以重视。如，“蒲蛮图”绘制的“执兽牌忭舞”，“猓猡图”绘制的“跌以为戏”，“摆夷图”的“鸡卦”法器等。 莱比锡藏《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附序，为“乾隆五十三年”“三楚贺长庚”作，全一册，描绘种人44类，而据云大藏《云南种人图说》抄录本图册前半部分22类种人的情形，推测该图册可能有一种拆分成上下两册的抄本。贺长庚湖北钟祥人，长期主政滇西南、滇南基层，他出于“守土者之责”而“体访治夷之情”，描绘夷人44种，图说新见许多种人称谓，图文高度匹配。 故宫藏《苗民图说》描绘种人40类，据该图序，清代名将杨遇春为“治安而抚驭之”“有助于治术”，并师法古人左图右史的传统，搜集种人素材，指定画师绘辑图画。落款为“时斋杨遇春书于普洱军次”。有研究者以杨驻扎普洱为由，并据序文“汇得四十五种，外域不与焉”是指图册所绘种人仅限于普洱府境内，故将该图定名为《普洱夷人图说》。实际上，“外域不与焉”不应特指普洱，更可能是杨序“每叹滇黔苗蛮之俗性，不甚相远也”，而该图说确实也包括了若干普洱府周边及滇西北的种人。另云南省博物馆《普洱府图说》绘制种人12类，也与本图条目相去甚远。 云大藏《云南种人图说》抄录康熙《山川考谕》为序，以昭“边外诸番悉归王化”，图册含图文兼备的种人22类，有文无图的种人62类，仅列条目无图文6类，各有来源。其中，图文相配的22类种人，基本都源自上述莱比锡藏《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的上半部分。另外，有文无图的62类，应全部源自乾隆《云南通志·卷24·种人》，仅有目次颠倒和笔误各一处，另有六条种人条目内容有所删减。仅列条目的6类，“此六种照旧志，其种类俱无考。”旧志应指康熙《云南通志》，今查除缺“喇鲁”一条外，其余文字及种人次序均与志同，这一叙事格式源自天启《滇志》，雍正及其以后的云南省志已不再沿用。 乾隆时期，清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完成了大规模改土归流，绿营兵建置的触角已深入西南边陲的诸多地方，《皇清职贡图》的编绘带动了苗图类文献绘制的热潮，绿营兵营制总册中出现了诸多原创苗图的内容。该期云南苗图所绘种人数量仍然不多，单本营制总册所录种人多为12类。苗图图绘与文字仍然各占一页，但部分苗图已出现种人名称写于图绘之上的现象。 （三）晚期（嘉道年间）的“滇夷图”，包括《滇省夷人图说》《御制外苗图》《夷人图说目录》《滇南夷情汇集》《苗蛮图说》《普洱府图说》《云南通志稿·南蛮志·种人》《云南风俗图》《云南昭通镇标四营营制总册》《云南标下元江营营制总册》等。 社科院民族所藏《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绘制种人108类、舆图22种，所附跋文书写工整严谨，具有官方书写风格，有学者曾将之与道光《云南通志稿·卷208·艺文志4》所载伯麟《进云南种人图说》相比，认定该跋文就是伯麟向清帝进送“图绘”所附“奏章”。伯麟，满洲正黄旗瑚锡哈哩氏，嘉庆年间任云贵总督，奉旨绘制云南苗图，命嘉道间昆明职业书画家李诂协助，承担具体的绘制工作，绘有108类滇省夷人，后世习称《伯麟图说》。道光《云南通志稿》将嘉庆《伯麟图说》刊刻成版画，作为省志的插图（共96图），后引《伯麟图说》者，多据此。《伯麟图说》因之成为云南苗图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流传广泛。中央民大藏《云南风俗图》，原为民国金石学家陆和九藏书，刊云南种人图46幅，对比道光《云南通志稿》，可知全部来自后者。可见道光《云南通志稿》的种人插图部分曾以刻本的形式单独流传于世。 除《滇省夷人图说》外，传世与《伯麟图说》有关的同期苗图手绘本还有中央民大藏《御制外苗图》、哈燕藏《夷人图说目录》与《苗蛮图说》、宋兆麟录《滇南夷情汇集》，计5种苗图，以及国图藏有文无图的《夷人图说》。研究者认为，《滇省夷人图说》是《伯麟图说》副本或改绘本，《御制外苗图》为改绘本，《夷人图说》保留了文字部分的原貌。 哈燕藏《夷人图说目录》和《苗蛮图说》，后者的54幅种人条目及其次序与前者上册完全一致，二图均应为依据同一粉本的《伯麟图说》的不同抄绘本。另外，《夷人图说目录》抄录字体有三种，分别盖有不同的印章，笔触粗狂有力的盖“□步佳趣”，笔触纤细婉转的盖“觉今是而昨非”，居两者之中的盖“心有同然”，据此判定文字部分应该是由三个人分别抄录的。这说明此类篇幅较大的图册，有可能是集体协作的成果。前述《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亦有类似情况。 《滇南夷情汇集》见录于宋兆麟先生的研究，原为彩绘册页，共描绘种人图绘108幅，分上下两册。宋先生逐条介绍了种人图及相关跋文，并附4幅种人图局部，认为李诂“观察民情、就地取材”，绘成此“清代民族风俗画集大成者”，观之“宛如入民族居住之山村”。对比《滇省夷人图说》，发现二者所绘种人条目一致，种人图绘相似度极高，构图布局、故事场景、人物形象、动作神态均相一致，仅在局部服饰配色、发饰安排等次要环节有些许出入，因此也应是《伯麟图说》的不同抄绘本。 云南省博藏《普洱府图说》绘有种人12类，有人将之与宋兆麟录《滇南夷情汇集》相比，认为也出自李诂之手。与民族所藏《滇省夷人图说》对比，相应图绘相似度极高，必然依照同一个粉本。换句话说，《普洱府图说》亦为《伯麟图说》的一个节选抄绘本。 《云南昭通镇标四营营制总册》（国会馆及云南省图均有收藏）和《云南标下元江营营制总册》（国会馆藏）已在本文第一部分有所交代，兹不赘述。 该期苗图所绘滇夷种类显著增加，多者可达108幅。从体例看，除种人名称外，相应的说明文字也被写到了图绘空白处，不再另占一页，文字已成为图绘有机的组成部分。从绘画风格看，《滇省夷人图说》最接近李诂擅长的大青绿画法，用笔工整，勾勒精细，墨色兼用，皴擦多重，整体设色清淡明妍，具有一种苍茫烟润的艺术效果。图册为李诂的授命之作，并非单纯的艺人作品，因而不予落款署名，但图上文字绝非李诂笔迹，应出自专业抄工，有少量脱字。另有舆图、奏章与图册相互配套，最为接近《伯麟图说》原本。《御制外苗图》以墨为主，小青绿点缀，背景单纯简约，整体设色较为素雅，有水墨画的神韵。仅“交人”“古宗”两幅可归为大青绿之列。《夷人图说目录》大青绿及水墨山水兼而有之，可能由于图册系两名画师合力摹绘的缘故。 （四）末期（清末民初）的“滇夷图”，仅见崇文石印书馆刊行董一道《古滇土人图志》一种。 该书上册绘12幅风俗场景和34类种人形象，下册绘18幅风俗和16类种人。作者调查考证的参照资料是《滇志》，图绘内容以当时风尚为准，另外还选译了两幅民族文字。该图在绘制思想、编排体例及绘画技法等方面均有创新，作者将风俗场景及种人形象分别绘制后合编成册的作法不同于此前苗图，可能是受了苗图及《皇清职贡图》的双重影响。董一道在《古滇土人图志》自序中对图册绘制之原委自作阐述，可知董氏深受清末民初欧风美雨的影响，不光在图册立意上效仿西方人种学实地调查之方法，而且他特别推崇西式立体钢笔绘画技法，称中式传统平面绘法为“画虎类犬”，对以此类画法名扬画界者，忿忿不平，欲以之一较高下。 （五）“滇夷图”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 通过对“滇夷图”的初步分期及对各期内涵、特点的分析，我们可对清代云南苗图发展、流变的基本情况做一总结。 首先“滇夷图”所绘“夷人”“种人”等族群数量从早期的三四十种，增加至晚期的百余种。这应是伴随改土归流的大规模展开，化外之地日渐纳入清代版图，华夏对西南族群的了解和认识逐步深入，族群类别得到了更为精准细致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单本营制总册通常绘制种人12类，而整套夷（苗）图绘制种人数量多为12的倍数，如36、48、96、108。 与早期夷图相比，晚期新增的“夷人”“种人”类别大多来自改土归流后的土司故地。如，早期《滇夷图说》描绘“夷人”48类，晚期苗图《滇省夷人图说》绘制“夷人”“种人”108类，新增包括聶素、舍武、阿繋、白喇雞、山车、普列、阿戛、阿猓、花土獠、水百彝、黑土獠、旱百彝、普剽、交人、白獛喇、阿度、腊歌、孟乌、普岔、腊欲、腊兎（以上属开化府），苦葱、阿卡、艮子、莽子、三作毛、黑濮、黑窝泥、龙人、花百彝、戈罗、老挝、长头发、☐子（以上属普洱府），乾人、披沙猓玀（以上属东川府），花苗、羿子（以上属昭通府），卡瓦、大猡黑、蒙化彝、猡黑、利米、小列密（以上属顺宁府），白窝泥、野古宗（以上属镇沅州），糯比、山苏、卡惰、黑铺（以上属元江州）等。 开化府、普洱府均设于清代早期，镇沅州、元江州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改土归流，晚期苗图相应地大量增加了以上区域的“夷人”、“种人”类别。康熙初年，滇东南大小土司联合起事，吴三桂将之镇压后，在教化、王弄山、八寨、维摩等土司的原领地内设置了开化府。雍正年间，鄂尔泰平麻布朋之变后，在澜沧江以东的普腾、勐腊、思茅、勐捧、勐乌、整董六个版纳设置普洱府。乾隆年间勐缅改土归流后，改名缅宁（厅），属顺宁府分防。晚期苗图新增的顺宁府境内的“夷人”“种人”类别多来自缅宁边外之地，嘉庆初年以上诸夷还侵扰过缅宁厅。东川府、昭通府则是雍正年间因建制调整，从四川划归云南的。 其次，在“滇夷图”的发展过程中，注文逐渐成为“夷人”、“种人”图绘的一个部分，图内注文取代了文图相对、各占一页的早期体例。早期夷图图绘与文字各占一页，图绘上不写任何文字。中期图绘与文字仍然各占一页，但部分苗图已开始将“夷人”“种人”名称写于图绘之上。晚期夷图将种人名称和说明文字都写在图绘空白处，文字已成为图绘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反映了绘制者及受众群越来越重视图绘内容，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册页翻阅过程中显现的实际缺陷所致。不同于线装书，册页经多次翻阅容易开裂，从而出现次序错乱甚至页面丢失的情况。这从《滇苗图说》《云南永顺镇营制总册》等图文不符、或有缺页的现象中可一窥端倪，将说明文字直接写于图绘之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再次，图绘内容日趋世俗化、日常化，取代了早期苗图流于猎奇的做法。早期夷图《滇夷图说》中的“蒲人”图，右侧男子“带弓弩长牌，饰以丝漆，上插孔雀尾”，肩扛锄头，腰系箭囊，插满短箭。最接近晚期夷图代表作《伯麟图说》原本的抄绘本《滇省夷人图说》所绘“蒲人”场景构图、人物动作均与前者类似，但男子仅扛一锄头，不再绘制饰有丝漆、插有翎尾的弓弩和长牌，而这一细节在嘉靖《南诏野史》、天启《滇志》、雍正《阿迷州志》等清代中期以前的方志文献中均有记载。“白猡猡”图在《滇夷图说》中展现的是毕摩祭祀的场景，《滇省夷人图说》中则为男女二人，负柴过桥。“野人”“首戴骨圈，插鸡毛，缠红藤”，《滇省夷人图说》所绘野人头上鸡毛亦比《滇夷图说》来得简短规整，风格含蓄。中期夷图《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中的“卡瓦”图描绘的是猎人头、祈丰收的祭祀场面，而《滇省夷人图说》中则是两名男子，山间耕作。“三作毛”图中男子肩上所扛猎物由中期的孔雀变为晚期的“袍子”。中期夷图所绘“糯比”图是采摘槟郎的场景，而到了晚期则变成屋前饮酒的娱乐场面。 最后一点，“滇夷图”的绘制日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清代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日趋侵淫，夷图的绘制也受到影响。西方人种学实地调研的方法、钢笔立体绘画等多样化的技法逐渐被运用到夷图的绘制之中。早中期夷图多平面入画，较少立体刻画的成分，但绘制于光绪年间的《云南种人图说》等已普遍运用线条勾勒、阴影渲染的手段对人物面部和肌肉骨骼等进行立体化处理，这明显是师法西方画技的结果。末期《古滇土人图志》更如作者董一道在自序中所说“原西人钢笔描法立体入画之意，摩绘土人五十种，风俗三十图，其装饰名称概依今尚。” 三、“滇夷图”的内涵与学术价值 图像边疆民族志是自史、汉以来四方“戎狄蛮夷”列传肇始的华夏、汉人话语下的边疆民族志发展的新阶段，始于六朝，续于唐宋时期，重点是四方“番夷”向中原华夏王朝的朝贡使者形象。传世最早的职贡图是南朝萧绎的《番客入朝图》（又称《王会图》，现存宋人摹本），逐一描绘了十二位使者朝贡时的形象。此后唐朝阎立本、周昉，元朝任伯温，明朝无名氏，清朝金廷标、谢遂、门庆安等均绘有职贡图，以图说的形式描述了各地进贡使者的特点，其体例为明清苗、夷图所借用。明清时期伴随着夷夏民族融合的加强、多元一体格局深化，在中央政府“改土归流”政策背景下，为了强化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重点民族地区的统治和有效管理，掀起了“夷（苗）图”编绘的一个高潮，滇、黔“苗图”“夷图”是这一时空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的真实映照，被冠以民族学的“敦煌”，在民族史、文化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1、“滇夷图”内涵的文化史属性 作为明清王朝“改土归流”新政策下加强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有效治理的措施之一，滇、黔苗（夷）图形象、系统地展示滇中地区少数民族衣冠状貌、的区域形态，既展示“輸誠向化”“昭王㑹之盛”，又可对许多在“改土归流”背景下受到直接统治的边疆族群“知彼知己”’“裨于司牧”，做到有效管控。 《皇清职贡图》开篇载有乾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之谕旨一道，“大學士忠勇公臣傅恒奉上諭，我朝統一區宇内外苗夷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著沿邉各督撫，於所屬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畨衆，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彚齊呈覽，以昭王㑹之盛，各該督撫於接壤處俟公務徃來乗便圖冩，不必特派専員，可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欽此。”此类图册的绘制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导向与官府色彩，而且强调“亲眼所及”的社会文化真实再现，具有鲜明的地方志、民族志色彩，绝非画家的个人艺术创作。 明清时期包括“滇夷图”在内的西南地区各类夷（苗）图的创作也有类似的使用功能，清代在云南边去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相继废除西南地区的众多族群原有的土司自治制度，纳入了中央政府任命官员直接治理的流官制度，新来的外地文、武官员面对复杂多样又陌生的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需要有文字和图画来识别自己管辖的不同族群的人民，“滇夷图”便应运而生，除了“昭王会之盛”外，还对官府对民族地区的日常有效管理多有裨益，目的“知彼知己”，有效对付，正如《滇省夷人图说》所附伯麟奏章中所明示：“客見而誚之曰，……今畫苗蠻圖，於世無補，只可供人玩好而已，奚足取。余曰，……黔省自入版圖以來，苗蠻屢滋事矣，蒞茲土者，苟不悉其風俗好尚，而欲思患預防，不亦難乎？此余之畫苗蠻圖所亟亟也 。客又曰，若然，市中畫工已先為之，何庸再事？余曰，彼畫工家，考核不精，所作猓苗犵狆各種服飾，大概相同。其服色皆隨意而施，所畫率本黔人張某所作八十二種苗蠻詩記，其中有狆混為苗者，有苗混為獠者，有一種二名而分畫者，甚至如古州地方苗狆猺獞雜處，大寨稱爺頭，小寨名洞崽，竟以爺頭、洞崽偽為二種，所住地方，亦多錯訛。余今所畫，大都親眼所及，非畫工家所可同語。余自咸豐戊午 從事黔軍營十有餘年，歷遍上下游，所至苗疆，查看山川形勢，採訪苗民風俗，以及性情之順逆，好尚之美惡，服飾、飲食 、屋宇一一筆之於冊，以備他日乘乏苗疆，不無小補。今春賦閑如故，虛度歲月，乃出而與黔志、黔書及黔南識略等書校對，大都相符，共得八十六種，並詳考各種之由來，古今之叛服，各敘其說，並繪以圖，乃三易稿乃成。俾人之閱是圖者，不啻親歷苗疆，不惟不失索象於圖，索理於書之義，亦庶有裨于司牧其地者……”。这段文字清晰地道明了“滇夷图”绘制的目的是“悉其風俗好尚，而欲思患預防”，以“裨于司牧”。 “滇夷图”一般通过图像描绘配以少量文字，以“夷人”“种人”等各个族群为独立叙事单元，对其族称、分布、形貌、服饰、生计、居所、器用、乐舞、婚育、丧葬、信仰等进行描述，是这一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比较真实的映照，具有鲜明的文化史属性。 2、“滇夷图”的内涵与学术价值 滇、黔“苗图”“夷图”是明清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景观的他者立场的观察与记录，是明清时期云南地区夏夷关系背景下、汉人视野下少数民族社会的重要镜像，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原华夏集团的民族观和边疆观，是中国民族学的“敦煌”。这座宝藏吸引学者从版本文献学、民族史、社会史、古代史与民族考古学等方面展开了多视角研究。其中，从历史文献学和民族考古学角度，梳理“滇夷图”的源流，探索其包含的民族文化史内涵及其反映的华夏他者观念的变迁，这对于丰富明清苗图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深化拓展云南乃至西南民族文化史的复原研究，探索图像民族志的思想史及图像文献的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方面，滇、黔苗（夷）图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边疆民族志遗产，是考察、研究西南民族社会与文化发展史的特殊史料，苗（夷）图的调查发掘、整理考证、历史研究是一项重大多学科的学术课题。目前学界研究多集中于资料丰富的贵州苗图，而对史料价值更胜一筹的“滇夷图”却关注较少。云南自身在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资料体系上也有其独特优势，是我们挖掘苗图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参照。对“滇夷图”的系统整理研究，是苗图文献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可以开阔苗图的研究视野，有助于促进对“苗蛮”图像历史民族志发展史的深入认识。 另一方面，“滇夷图”的研究是认识西南民族史、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是我国民族文化最复杂、丰富的省份，云南古今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与内涵的复杂性是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典型标本，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者在云南乃至西南民族文化史的调查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但是，云南苗（夷）图的民族志特殊性与独特的民族志形态，为进一步深化、拓展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供独特的视角。 另外，云南苗图的整理研究，有助于是拓展图像民族志的思想史认识和图像文献的研究方法。现阶段学界以图像材料为主开展的夏、夷跨文化思想史研究仍然很少，通过云南苗（夷）图的内涵，考察夷夏关系史背景下的云南民族社会文化内涵，对于认识先秦以来中原华夏的他者观念的发展变迁，纠正学界对图像文献的偏见和忽视，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云南苗（夷）图的整体研究，考察苗图的成书过程，对于探索图像文献不同于文字文献的研究手段，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总之，“滇夷图”的全面整理、源流梳理是古代图像民族志与边疆民族文献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滇夷图”包含的族群信息、社会经济与文化信息钩沉与多学科民族考古学比较研究，是西南民族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史研究的独特而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秦雨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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