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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两本教科书《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篇幅虽然不大，但概括了从古到今西方哲学的主要思想。这两本书化繁为简的风格被看好，因而被不少学校用作教材或参考书，从2001年到现在已重印三四十次。在这个讲座系列，这两本书的顺序，自述“简”是如何从“繁”中化出的 西方哲学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它和世界史、思想史是什么关系呢？从大到小，由外及内，去粗取精。世界史为哲学史提供社会历史背景，比如，雅典民主制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柏拉图哲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希腊化是斯多亚派的背景，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是早期近代哲学的背景，启蒙运动是后期近代哲学背景，不必多说。 思想史为哲学史提供时代的问题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科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思想，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我们经常说，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意思是：哲学提出了解决时代问题的方案。时代的问题不是哲学家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时代自身提出的问题，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儿，哲学家也不例外。可以说，思想史是哲学的外史。如何从思想史和相应的分支哲学中看到时代问题，这里大有学问。 哲学家的优势在于能够比平常人更敏锐地能捕捉到时代问题，能够用哲学的话语，把他身处的时代问题概括为时代精神，哲学家的特点是利用其他哲学家的资源，找到解决时代问题令人信服的方案。 我们以康德哲学为例，说明哲学史的三个特点：第一，康德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他的回答“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智”概括了启蒙时代精神，他把启蒙时代追求的人的自主、自由和尊严，提炼为“人是什么”的哲学问题。第二，哲学是一个说理的、论证的学问，要对哲学问题提出细致、严谨、周全的论证，康德针对“人是什么”的三个问题，分别建构了三大批判的体系。第三，哲学史不是史料的罗列和堆砌，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和方法和以前和以后的哲学体系和方法有连续性和贯通之处。康德的批判哲学和他此前的休谟、卢梭，以及此后的费希特、马克思，乃至新康德主义者，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哲学史发展线索，或者说，哲学内在的逻辑，即哲学内史。 在有限时间里，尽量多讲一些哲学内史的干货和硬核。今天先讲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西方哲学简史》前6章, 浓缩了国内外学者讨论的一些关键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古希腊文“to on”(Being)的意义和相应的逻辑演变线索。 前苏格拉底哲学是自然哲学，“自然”（physis）是事物的生成变化，希腊人的观念是，事物的“起源”（arche）贯穿在它们生成变化的全过程，因而决定了生成变化的本质。《简史》明确区分了“本原”的两层意义：最早哲学家的“水”、“气”、“火”指起源原状态，万物从中分化，又回归于它；稍后一些哲学家的“水、气、火、土”则是构成万物的“根”或“元素”的材料。起源意义上的本原是从整体到部分的分化，而材料意义上的本原是从部分到整体的构造，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成变化观。 卡普斯顿在他那著名的《哲学史》中，明确指出，“一”与“多”、“静”与“动”两对矛盾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线索，我用一个四方图表示早期自然哲学四个派别的异同。 可以自信地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比这一图式更简明、更有解释力的其他概括方式。这个四方图最有意义的是埃利亚派的巴门尼德和尼奥尼亚派的赫拉克利特的对立。讲授西哲史开始就会碰到一个难点：巴门尼德关于本原是“不变的一”的论辩。如果把他和赫拉克利特的本原（火）是“变化的一”的论述相对照，那么就可以化难为易了。 赫拉克利特格言的一般表达方式是“既是……又不是”，表达了“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宇宙观，这种表达方式不是辩证法，而表达了前逻辑的思维方式。希腊人用“是”作判断系词，在没有时态的判断式中，“既是A又不是A”是明显的矛盾。针对赫拉克利特的表达矛盾，巴门尼德提出了“是者为是，不是者为不是”的论辩。通常被搞得很烦琐的论证，不过表达了“A不是非A”的矛盾律。巴门尼德的贡献是利用了“是”与“存在”的语义学联系，把哲学思考的对象固定为“存在”（to be），而不是变动不居的“生成”（coming to be）。 柏拉图熟悉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争论，在《理想国》中，关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分，有这样的论证： “知识在本性上与是者相对应”； 意见总是对于某些东西的意见，无知只能被当作无”。 结论：“意见的对象介于纯粹地、绝对地是一个东西和完全不是一个什么东西之间。” 柏拉图的区分调和了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矛盾。柏拉图同意巴门尼德的意见，真理必须为“是者”，非是者不是真实的。但他并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被认识的对象不能“既是又不是一个东西”。他同意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可感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可认识的。但他补充说，这种认识并不是知识，而是等而次之的意见。意见好像这样一个谜语：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看见又看不见，用一块不是石头的石头，打又没有打一只站在不是一根棍子的棍子上的不是鸟的鸟。柏拉图说：“这些东西具有含糊的两重性，使人不能明确地知道它们中任何一个是或不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们都是或都不是什么。”柏拉图的结论是：“知识所知道的存在的东西不同于意见所认识的东西”。就是说，可感领域是意见的对象，理智领域是知识对象。 《巴门尼德篇》被认为是从中期向晚期转变的枢纽，陈康为此写了详细的注释。弗拉斯托斯对柏拉图思想转变的原因的解释是，《巴门尼德篇》借巴门尼德之口，指出了柏拉图型相论不可解决的逻辑矛盾，晚期柏拉图于是放弃型相论，另辟蹊径。这一解释引起旷日持久争论。参考争论各家意见，我同意说，《巴门尼德篇》的主题既不是自我批评，也不是什么概念“游戏”，而是对型相论加以辩护。本篇上半部分，借用“老巴门尼德” “是者为一”的逻辑，对型相论提出批评，下半部分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用“是”、“一”和“它者”组成的8个假言判断说明，巴门尼德的逻辑，必将会导致自我否定的结果。 在《巴门尼德篇》的归谬法反驳之后，后期几个对话从正面解决型相论面临的困难。《智者篇》用“通种论”说明，“分有”不是可感的部分分享一个整体，而是通种之间相容或不相容的交叉关系。 上图中箭头表示相容，双箭头表示彼此相容。 动和静不相容，因为不能说动者静，静者动。 同和异相容，因为可以说，同者有差异的性质，异者有同一的性质。 静的不变是同的状态；而动的变化是异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同者是一，同时又不是他者；而异的东西是他者，同时不是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意见的可感对象“既是又不是”的原因。 《政治家篇》用“两分法”建立了知识和意见两个领域的联系，经过逐步下降的两分，“不可分割的型相”下降到可感事物的联系；比如，从“动物”的共相到“无毛的两足动物”（人）的殊相。但人是拔光了毛的鸡吗？那是智者的诡辩，用人工产物代替自然物。 无理数是数学型相吗？这是一个难题。《菲布利篇》解决了这个难题，无理数是1和2之间的无限可分系列的环节，犹如根号2，根号3等。但当时不可能有极限的概念，柏拉图用几何图形的线段表示无理数。《蒂迈欧篇》”用直角三角形和正多面体的关系，构造出火气水土和以太5种元素的图形，给出了“摹仿说”的创世论意义。 这些对话贯通了柏拉图中期和后期思想的逻辑。众人虽然不见得都会接受，但至少不能否认这是一以贯之、自圆其说、持之有故之言。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把柏拉图的型相论归结为分离学说，提出诸多批评，如分有说造成“第三者”的无穷倒退，分有、摹仿不过是“说空话，带有诗意的比喻”。亚里士多德好像不知道柏拉图后期对话已经发现并试图回答这些诘难，这使人怀疑，亚里士多德是否读过这些后期对话？亚里士多德也许不是柏拉图的好学生，却是一个和柏拉图比肩的独创性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逻辑的分歧。亚里士多德批判，“辩证法只是批判，哲学却要求知识”；两分法不过是一系列选言推理，比如，把动物分成可朽的和不可朽的，得不出人是不可朽的动物，除非事先已经肯定人有可朽的种差，因此，“两分法不能发现某类事物的种差”。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相互支持的体系。逻辑学的“主词”和形而上学的“主体”是同一个词，而谓词是表述主体的属性。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是哲学史家的噩梦，“说不清、理还乱”。我的处理方式是择其要者而梳理之，这个要者即“是”的意义。研究者都接受了欧文关于“是”有一个中心意义的观点，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亚里士多德有两个术语：“是这个”（tode ti）和“是其所是”（ti estin），两者都可被解释为“是”的中心意义，由此又出现了“两个第一实体”的说法。 我从系词三个逻辑功能入手说明“是”的实体意义：（1）、直称判断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判断，其形式是“S是P”，对应于实体和属性；（2）指称主词自身，其形式“S是”对应于个别实体（“是这个”（tode ti）；（3）、表示被定义的概念与定义的等同，形式是“S是Df”，对应于“是其所是”（ti estin）的本质。 正如系词的三个逻辑功能同等重要，“是”的这三个意义并行不悖，不能说“是”只有一个“中心意义”。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实体学说是否有矛盾，而在于本质究竟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正是这个问题才造成了实在论与唯名论、本质论与存在论的旷世之争。 “基督教哲学”是一个成问题的概念，海德格尔说，“基督教哲学”如同“木头铁”或“圆的方”[round square]）那样的自相矛盾。1928年，法国著名哲学史家伯里哀（M. Emile Bréhier）否定“基督教哲学”的合法性。新经院哲学的哲学史家吉尔松用信仰与理性的内在关系维护基督教哲学的合理合法性。直到最近，还有人在争论有无基督教哲学的问题。 我认为，关于基督教哲学的概念之争没有多大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把基督教思想当作中世纪哲学的外史，是它的信仰前提和神学形式。基督教思想从早期教父开始，始终面临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关系。在神学形式中，基督教思想家在不同时期，综合了希伯来宗教、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三种不同来源的思想，第一次开创出堪称西方文明的传统。 六、中世纪哲学的逻辑 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注释》中，提出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共相是否独立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如果它们是独立存在，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如果它们是无形的，它们究竟与感性事物相分离，还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并与之一致？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分成唯名论的否定和实在论肯定的对立。温和的唯名论和温和的实在论均肯定，共相是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的概念，或者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的本质。 托马斯作了个总结：如果把理智活动的对象称为共相，那么，共相既可以存在于有形事物之先，也可以存在于它们之中，还可以存在于它们之后。共相作为已获得的存在的本质，是独立的精神实体，存在于有形实体之先；共相作为与质料共同构成有形实体的形式，存在于有形实体之中；共相作为被人的理智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存在于有形事物之后。 14世纪的奥康，把托马斯总括的实在论称为老路线，他以新唯名论的现代路线取而代之。奥康的贡献在于，在唯名论的“旧瓶”里注入词项逻辑的“新酒”，解决过去老唯名论和实在论都不能解释的难题，克服老路线。 13世纪发展起来的词项逻辑，作出了 “指称”与“指代”的区分。符号是观念，有指称和指代两种不同的逻辑功能，如果符号意指（impositio / intending to）符号之外的东西，那就是“指称”如果符号代表命题中其他符号，那就是“指代”（suppositio / standing for）。有指称功能的符号也必有指代功能，具有指称和指代双重功能的符号是关于个别事物的名称，比如，“苏格拉底”这个词指称苏格拉底这个人，也有在命题“苏格拉底在跑”中指代“苏格拉底”这个符号。但是，有指代功能的符号不一定都有指称功能。从词项逻辑的观点看问题，殊相是专名，是对个别事物的指称或在命题中指代专名；而共相是对关于个别事物的专名和思想的指代。 科学总是通过普遍概念和一般判断来把握个别事物，其研究对象是共相及其组成的普遍命题，而不是个别事物。这个事实是老唯名论不能解释的。按照奥康的解释，在科学的命题之中，殊相被共相所指代，一方面，共相有指代殊相的逻辑功能，它归根到底是关于个别事物的自然符号。奥康说：“当科学被说成是以共相为对象时，人们应当这样理解：它是以能够指代事物的共相为对象的。”另一方面，科学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经验知识，只有通过感觉才能获得。这就促进了中世纪晚期经验科学的发展。 讨论交流（王希佳博士根据录音整理） 问题1，请问赵老师，在面向理工科大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史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回答：现在很多理工科大学都开设西方哲学史，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理工科的学生非常需要西方哲学史的思维的训练。但是理工科同学呢他有一个特点，他解题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学习西方哲学史时他总有一些困惑，说你讲了那么多西方哲学家，他们对问题都有不同的说法，并且他们好像每个人都说得很有理，那么标准答案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要区分西方哲学史与理工科不一样的地方。我一开始也讲，西方哲学史它是一个历史的学科，所以要放到时代的问题当中去理解。当然，理工科也有科学史，比如数学有数学史，物理学有物理学史，但是现在你学习数学、物理学，不一定或者说根本就不需要学数学史。但是学哲学就不一样，哲学必须要学哲学史，在哲学史当中我们讲，它的问题都有历史的背景，它都是从时代当中提出来的。哲学家的解决方案都是针对时代提出的问题给出的合理应对，所以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问题变了，那么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它提出的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对以前的哲学家提出一些批评，他也提出自己的一些论证。所以我想对理工科的学生讲哲学史，可以多讲一些思想史，可以从分析哲学来切入。比如你讲科学史，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当时的科学史提出的问题。比如古希腊的，就有很多是科学提出的问题。像柏拉图，是数学几何学提出的问题；比如近代，大家看我这个《西方哲学简史》，我专门有一章自然科学和新兴的哲学的相结盟；还有我刚才讲到了奥康，他的唯名论，后来也出现中世纪后期经验科学，以前人们对经验的解释并不是这样。当然当代分析哲学里面就更加明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对理工科讲西方哲学史，就是要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协调。在西方哲学史当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往往是不协调的。特别到现在还有一些反科学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少跟理工科学生讲，我们要讲协调的一面，让理工科的学生有更多人文的精神和关怀，在以后的科学发明、创造当中，更加有收获。 问题2，请问古希腊文化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回答：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资源。我们都讲过哲学家在提炼出时代的问题以后，他们都是要用以前的哲学的资源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个资源呢，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讲说从康德开始，在康德那里并不是太明显。但是到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特别在黑格尔那里，古希腊文化内容更广阔了，成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常显著的一个资源。可以说研究西方哲学重要的语言一个是古希腊文，一个是德文，黑格尔说我要让古希腊哲学讲德语。到了黑格尔之后，德国的古典学就非常发达，作出了很多成就。就是在黑格尔之后的一些哲学家，他利用古典学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代表人物就是尼采。 问题3，当代哲学家是否有超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可能呢？ 回答：近代哲学当中，希腊哲学并不是近代哲学所使用的主要的思想资源。那么在德国古典哲学当中，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资源，也不是柏拉图主义或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而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希腊文化的视野。包括后来的尼采，他是著名的古典学家，他讲的这个狄奥尼索斯精神、阿波罗精神，都是希腊文化的资源。他都是反柏拉图主义的，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也有很多批评。我们说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它都是一种资源，这个资源与时代背景、从时代中提炼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中世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他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超越的。 问题4，如何用哲学思想来解答当代学生心中的困惑呢？ 回答：我最近也有个讲座，题目就是《哲学不是无用的，也不是万能的》。事实上哲学这个学科它不能解决学生的所有困惑。比如说现在新冠肺炎的时期，哲学肯定不能解决新冠肺炎防御的问题等。那么哲学它的用途是什么呢？其实还是我们讲的“三观”，我们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讲重要的是生命的价值，人在世界当中的作用，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三观入手，来解决学生当下的困惑。比如在一些问题上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不要因为一点人生曲折就想不开，像失恋之类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嘛，不要那么悲观。 问题5，赵老师能否对您的教学方法进行简单介绍，以便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能够借鉴一下。 回答：其实我们今天的听众都是大学老师，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只要是行之有效的就好，你们不一定要听我的。就我的教学经验来讲，我就是讲对本科生讲西方哲学史这门课，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你不能在课堂上放羊。你不能说我就随便讲几条，照本宣科，然后你们讨论，这样时间就浪费了。当然教师他不是“满堂灌”，教师讲课要少而精，比如社会历史的背景可以少讲一点，你把哲学问题他是怎么提出的、怎么解决的，他的发展逻辑是什么要讲清楚，然后肯定有一些问题会有课堂讨论，教师你要主导课堂讨论，你要提出问题，要看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他有哪些合理性呢？这个时候你不能放羊完全让学生无章法地发表意见，你要讲出你自己的答案。这个就是在教会学生怎么样发现问题、怎么样解决问题，这就起到一个示范作用。另外还要要求学生预习，预习了之后你才能讲得少而精，哪些内容书上或者参考材料上已经有了，我就不多讲了，才能讲重点。那么还得要求复习，预习和复习需要兼顾也是要监督的，你可以布置一些思考题，在课前提问一下看看学生的掌握情况。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因材施教，因为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学校里面学生的兴趣、性格、知识储备情况都不一样，要因材施教。现在我们北大有一个大班授课、小半讨论的形式，另外还要求定期写小论文。西方哲学史起码一个学期要交两三篇小论文，老师认真批改，看看学生的长处和弱点。当然这样做的成本比较高，因为现在老师也都比较忙，除了教学还有科研，但我想在教学上付出这样一些成本是值得的。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在与学生的讨论当中我也受到一些启发，从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小论文当中受到启发，这样也促进我的科研工作。 问题6，有评价说柏拉图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西方哲学要么是柏拉图的要么是反柏拉图的，不可能是非柏拉图的，请问赵老师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 回答：这种说法也很多了，如果你选择一个参照点的话，对康德也可以有同样的说法，就说你可以不同意康德，但是不能超越康德，就看你选的参照点是谁。那你选亚里士多德也可以啊，黑格尔也可以，甚至马克思也可以啊。这个就是专和博的关系。我们学西方哲学史，如果你是把它当专业的话，你就要术有所攻、学有所专，那么专了之后，你就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判断其他的哲学家。但是我想我们不要限制学生，学生他在学习的时候，不要限制他的思想，一开始就把这个参照点给他。不能说我就是讲柏拉图《理想国》的，就把柏拉图夸大为唯一的参照点，像怀特海那样讲全部的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一系列的注脚。 问题7，如何让哲学知识改善人际关系、创造、理解和合作的能力呢？ 回答：我想这个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哲学的素养、哲学的能力是体现在什么地方？一个是写，一定要会写、会讲理；第二个呢，还要会说、会说理，这两个能力和理工科不太一样，他们做实验，我讲哲学也有实验室，哲学的实验室就是书房，在书房里读文本，把文本转变为写作的、说理的论证，论辩的，这种能力，并且能够非常有条理地表达清楚，来说服你周围的人，这就是一种哲学的实践。我想这点对改善、处理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8，赵老师可不可以再阐述一下“指称”和“指代”的区别？ 回答：我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很简单。“指称”和“指代”，我在下周三的第三讲里会讲到，弗雷格做出了一个“指称”（Bedeutung,reference）和“意谓”（Sinn,sense）的区别，“指称”是事物、是对象，而“意谓”就是思想。所以为什么讲“指代”，它要在命题当中，是一种词项在命题中的功能，一个名词的单独的功能。比如讲一个名词，我讲一个苹果，我用手一指，你们就知道我讲的是苹果。如果我讲苹果是红的、苹果是香的、苹果是有营养的，就是表达了一种思想。词项逻辑现在研究的人比较少，到现在也没有说清。可以找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好好研究一下。 问题9，赵老师在刚才的讲座中提到的亚里士多德说的“辩证法只是批判，而哲学却要求知识。”在古代通过辩证法所获得的不能算知识吗？古代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什么不同呢？ 回答：当然是知识。因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有些片面性。他自己讲辩证法就是dialogue, 就是对话。柏拉图的对话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对话，苏格拉底他自称是无知的，在早期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他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定义。但是在他中期和晚期就不一样了，他是有知识的，他通过对话找到了确定的知识，这个是有的。而亚里士多德他就把柏拉图的辩证法转化成一个“辩证推理”，这个辩证推理和演绎推理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正题反题，在正题反题当中确定何者为真——或者正题为真或者反题为真，后来的经验哲学他的大学，就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建立起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一样了，下星期一我会讲到。黑格尔讲的“正反合”，不止正题反题，它有一个“合题”，黑格尔的辩证法要丰富得多。他和柏拉图的辩证法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采取对话的形式，它是采取论证的形式。在正反题当中，就是非此即彼，亦此亦彼，怎么从非此即彼到亦此亦彼呢，它有些环节有些论证。他讲辩证法，他不是全否定，他也是肯定的。今天先简单说一下，周一再讲。 问题10，我不是不是哲学专业的老师，但对西方的价值哲学和价值判断问题很感兴趣。赵老师能否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籍？ 回答：如果不是哲学专业毕业的又对哲学感兴趣，我觉得可以先看中文的。我们有些学者就写过价值论，我记得李德顺老师就写过《价值论》，你们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好像袁贵仁老师也写过，价值论价值哲学，他们著作里谈到了西方哲学，讲到西方哲学的价值哲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还有中国哲学的价值判断。这样的书很多，我是觉得你不要直接从英语的文献入手，因为他们的专业化太强，在中国的语境中可以先看看中国学者的讨论，他们对西方哲学也会提到很多观点和他们自己的看法。 问题11，古希腊哲学对“自然”作何理解？ 回答：“自然”的问题我在我的《西方哲学简史》当中讲到了，“自然”这个词和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界”不一样。自然界是所有事物分门别类的集合，它叫自然界。古希腊讲的“自然”他是讲到了一种秩序，就是万物生成变化的秩序，这个自然它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它就是一种本质，就是万事万物的一个本质。所以秩序，本质，这个生成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自然“nature”这个词，可以讲是自然界，也可以讲是“本性”。本性从哪里来的呢？本性有人讲从起源而来，有的讲是从构造而来，构造不就是一个材料的嘛，后来变成材料的意义，这个本性是和规范相对立的。就是“nomos”，它研究事物的本质，它的本性，它起源时候的本性啊，是由于我们人制定的一些规则、人制定的规律决定的，自然的秩序和它的本质。像康德讲的那样，人为自然界立法，这个就是典型的“nomos”的说法。 问题12，请教赵老师，虽然“反科学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内容，但是您认为“反科学主义”是否有一种合理的成分呢？ 回答：合理的成分当然有，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夸大。为什么是“反科学主义”不是“反科学主义精神”呢？他们讲科学一家独大，科学精神排斥了人文精神，这个叫“科学主义”，所以我要“反”科学主义，关键在于“主义”。我们看现在的问题，究竟是科学对我们人类的威胁大，还是其他的一些非科学的东西对我们人类的危害大呢？科学是讲理性的，科学的理性归根到底是和哲学的理性相沟通的。但是现在关键在于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甚嚣尘上，夸大了科学的一些副作用。反正我们讲科学发展观，现在有环境污染等世界问题、原子弹足以毁灭地球多少次，好像都是科学发展造成的。但是正是靠这种科学的理性的相互制约，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出原子弹毁灭人类的前景，所以我是觉得散布这种对科学的恐惧心理，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警惕，现在我们讲这个高科技，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它是对我们人的威胁大呢还是帮助大呢？如果站在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就应该对其进行质疑、限制、批判，当然质疑、限制、批判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夸大。我不是完全否定反科学主义，而是觉得现在的倾向来看，反科学主义太过分了。现在有人说我不是反科学主义，我就是反科学，那如果走到了这一步那就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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