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理性的问题、共相问题

由迈蒙尼德和阿威罗伊处理的这个问题，即信仰与理性的问题，是一直困扰着整个中世纪哲学的问题。在基督教世界中，这个问题在 13 世纪从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得到了中世纪时期最完满的解决。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关系到在人们对实在的理解中，应该强调神圣启示的主张还是强调哲学的主张。在基督徒这两大阵营中都有一些极端分子。我们已经看到像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这样的哲学家只有纯粹概念的体系，其中似乎丝毫没有宗教信仰的任何空间。即使是圣安瑟尔谟的上帝似乎也主要是哲学意义上的，与《旧约》中的“严父”和“有仇必报的审判者”相去甚远。这两大阵营中的另一端是哲学的反对者德尔图良（169—220 年），他的一句名言是“因为荒谬，所以信仰”（我相信荒谬的事物），言外之意是他之所以相信它，正因为它是荒谬的。

这两派的争论达到很激烈的程度，提出了许多惊人的主张。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被归于拉丁阿威罗伊学派的观点“双重真理学说”。回想一下，根据这个学说，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真理，一种源于信仰，一种源于理性，但二者从各自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例如，从解剖学的角度看，人是器官的组合，器官停止作用，就会引起人的死亡；但从神学角度看，人是灵魂，在上帝的恩典下，灵魂不朽。

虽然这一理论在逻辑上难以令人满意，但从历史上看它的确在短时间内起到了一种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使科学得以发展，而不必处处按照神学术语来设想自己。

当时另外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是共相问题，这是关于语词所指的问题。奥古斯丁开启了对语言的关注，它一直主导着整个中世纪的哲学思想。我们记得，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上帝视其创造为永恒的当下——也就是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融为一体。如果语言是对实在的表现，而人类对实在的经验与上帝截然不同，那么真正的“上帝之言”也就根本不同于人类的语言，人是按照在有限空间里的时间序列来感知世界的。那么，人类语言肯定是上帝语言的一种降级。（我们要注意，此处也许是中世纪思想受到柏拉图线段比喻影响的又一个地方，在线段比喻中，存在的等级体系中的每一层次都是对它之上的那个层次的拙劣模仿。）既然人类的语言是上帝给的，它就渴望达到真理，所以神学关注必然与语言学关注重叠。波爱修斯引入了这个问题的具体形式，它后来困扰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哲学家们好几个世纪。波爱修斯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他曾将一篇由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232—304 年）所作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从希腊语翻译过来。波菲利对属和种的本体论地位提出了疑问。我们知道，存在着我们称为“鲸”的个别事物，但是须鲸属、鳍鲸种或蓝鲸种存在于自然中吗？或者，它们只是存在于心灵中的人造范畴？（同样的问题出现在“这条狗是棕色的”这个句子中。“狗”和“棕色”这两个词语仅仅指称个别事物呢？还是指称犬类和棕色事物的类呢？这些类是实在的还是人造的呢？）

当然，这场争论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理念”地位的争论类似，但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家们还没能看到古希腊的原著，他们花了 900 年时间才达到亚里士多德那一代人早就达到的水平。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达到极其混乱的地步，以至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115—1180 年）声称，那时有多少个脑袋，就有多少种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这场争论的一个极端以严格的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者（如今称为“夸大的实在论者”）为代表。他们认为“类”不但是实在的，而且远比个体更实在。安瑟尔谟本人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争论的另一极端以洛色林（Roscelin，1050—1120 年）和奥卡姆的威廉（1280—1349 年）为代表。他们的学说是唯名论（nominalism），这一术语源于“名称”一词的拉丁语词根 nom。唯名论认为，只有具体事物才是实在的，指称“类”的词语都只是名称而已。最终教会当局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在唯名论者看来，名称的系统所产生的差异和相似只在于说话者意识之中或是语言系统本身当中。

如果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亚马逊部落把蟾蜍、棕榈树和腋窝包含在同一“类”中（即由上部温暖干燥而底部潮湿黑暗的存在者组成的类），我们都会置之一笑。但唯名论者会问我们，这种分类是否比将鲸鱼、鼹鼠归为同一类（即有乳腺的存在者组成的“类”）更加任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