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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一共只出现过三种官僚选拔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察举制始于西汉。在此之前，夏商周三朝，从奴隶制到贵族世袭制。秦国创立军爵制度，打破了贵族和贱民的界限，配合商鞅变法，使国力大涨，最终一统天下。秦始皇创立天下之时，传统的封建制度已被推翻，只有皇室一家是世袭的，用钱穆的话来说，“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僚多以儒家经术起家，察举制应运而生。所谓察举制，指的是由地方官员考察、选拔人才，上报中央，再由中央考核后任命官职。 到三国时，曹魏新创立“九品中正制”，设立中正官，对人才进行九品评级，将官吏任免权归收中央。曹家在三国中占据优势，并最终由司马家得了天下，这个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普通人打开了仕途之路，给官僚体系输送了许多的人才，与僵化腐朽的世袭制相比，更能支持社会的发展。 可是，日子久了，制度就会变坏。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魏晋以下门阀制度和士族体系的起因，就要追溯到西汉的察举制度。 地方士族和官员在此制度中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被选举者的身份、家族、关系，成了是否被推荐的关键因素，荐人唯亲、唯财、唯势，大量优秀的平民无法得到推荐资格，权门士族如滚雪球般不断膨胀。 王莽新朝篡汉，试图恢复古制，以军爵制替代察举制，为的就是打击士族势力。 然而，士族早已坐大，王莽无力回天，新朝须臾即亡。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依靠地方士族的支持登上了皇位，自然再也无力打压对士族的庞大势力。 刘秀以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科举制出现之前，再无强权帝王。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以门阀政治和士族体系为核心的官商勾结和官僚资本时代。 东晋，是门阀政治的巅峰期，终其一朝，贯彻始终。 田余庆老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 东晋的门阀政治，从琅邪王氏开始，到高平郗氏、颍川庾氏，再到谯国桓氏、陈郡谢氏，最后在太原王氏时代落幕。  东晋向来有“王与马，共天下”一说。马即皇室司马氏，王则有两个王氏家族。琅琊王氏，佐东晋以兴；太原王氏，伴东晋而灭。前者开门阀政治之端，后者附门阀政治之尾。 之所以说东晋是门阀政治的巅峰期，是因为门阀士族的权力，已到了足以颠覆皇权的地步。这是在之前数朝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西晋自武帝篡魏以来，士族名士仍算是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到了东晋，地位颠倒，皇权开始成为门阀士族权利的装饰品。 皇权依附于门阀政治，这是由东晋初年的大环境决定的，个中有三大原因。一是西晋愍帝龟缩于长安一隅，民族矛盾尖锐，晋室南迁势在必行；二是琅琊王司马睿在皇权传承中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愍的皇统疏而又疏，皇权已丧失了权威，仅余一些号召力；三是门阀士族的社会阶层早已成熟，且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形成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所必需的这三大原因，缺一不可。司马睿别无选择，必须仰仗于门阀士族，才可以撇下在长安的晋室正朔而南迁，才可以增强自己原本羸弱的皇统的政治地位，才可以增加自己的势力和威望以在江左立足。  士族南迁造成了两大问题，一是门阀与皇权之间的权力冲突，二是南迁士族和江左本地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提到：“所谓氏族，不但尽相生相养之道，亦有治理其族众之权。在国家兴起以后，此项权力，实与国权相冲突。所以国家在伦理上，对于此等大家族，虽或加以褒扬，而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加以摧折。” 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基于此逻辑对士族所采取的抑制措施。然而，士族随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演变，到了东晋，皇权再也无力阻止。 东晋一朝，斗争的核心焦点，已不再是门阀和皇权之间的权力斗争，而是门阀之间的权力斗争，同时，维护住东晋皇权摇摇而不坠的体面。 司马皇权对此局面，自然是心有不甘。东晋之初，皇权对门阀政治就有过两次重大的反抗。 一次是晋元帝假手于权臣刘隗、刁协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这次反抗；另一次是晋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闼入宫打破了这次反抗。 不仅皇帝如此，其余皇室王爷们，也难逃门阀的压榨。东晋初年的“五马渡江”，除晋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彭城、汝南、南顿、西阳四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  之所以司马皇权对门阀士族反抗无力，还有另两大原因。 一是知识垄断。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谙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 二是兵权垄断。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此前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皇权羸弱，自是必然。 再来看南迁士族和江左本地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 前面说到，司马氏要稳固在江左的势力，必然要仰仗从北方随迁而来的门阀士族。北方门阀士族举族迁徙而来，无论政治、经济、土地，都必然大大压缩了江左本地士族的生存空间。而上层的压榨，更是必然会传导到社会底层，真正受苦的，永远是底层的老百姓们。 孙恩、卢循的起兵，正是源于这样的利益冲突。以道教的变种天师道为名，替天行道，迅速吸引了大批民众的支持，摧毁了门阀士族在三吴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基础，扫荡了一些最具影响的侨姓士族。 孙恩和刘裕，是东晋门阀制度的“掘墓人”。相对于刘裕，孙恩的行动更早。  田余庆是这么评价孙恩的：“孙恩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门阀政治这一时代特点，这与刘牢之、刘裕并无不同。” 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体系里，门阀和皇权犹如一种寄生的关系，寄生者已牢牢控制住了宿主，但寄生者并不能抛弃宿主。意思是，门阀权力已经压倒了皇权，但门阀无法取皇权而代之。要打破这种相互依存的体系，与打破很多其它牢固的体系类似，寄望内部衍生出颠覆的力量，是很困难的。 孙恩的起义，相当于是从内部颠覆体系。毕竟孙恩、卢循，和刘牢之类似，属于次等士族，本身也是士族阶层的一员。他们的反抗，与其说是底层对门阀的反抗，不如说是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反抗。因此，他们虽然对门阀政治造成了冲击，但其目的是为求改变自身士族的政治地位，在精神的层面上，仍然受到门阀士族的束缚。 刘裕是不一样的。寒门出身，切身体会过士族高门和寒门庶族之间天壤云泥的分别。全靠个人的实力，刘裕在北府兵中一路以战功升迁，搏得谢玄的赏识，最终在桓玄灭司马道子之后，把握住了机会，灭桓玄，控司马氏，最终自立为帝。 重复前文的话：日子久了，制度就会变坏。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过的这句话，在历史上无数次地重演。 没有一个制度可以僵化而长久地保持其优越性。如钱先生所说：“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 以史为镜，借古思今，是看似枯燥的历史带给我们的丰盛的馈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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