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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县博物馆 1990年4月，湖北省京山县南郊水泥厂取土场工人在取土时，发现古墓葬。我馆在接到有关部门的报告后，马上组织力量进行了清理。所发现的是三座明代墓葬和一小随葬坑。分别编为90JSM1、M2、M3和K1(图 一)。 M1因被严重毁坏不作报告，现将M2、M3和K1的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一、2号墓 M2位于M1东侧，相隔0.5米，M2为长方形券顶墓，墓向350。墓室为石灰、砂子、糯米浆筑成，该墓封土被毁，封土高约1.9米，揭去封土墓室顶部有一层薄薄的草木灰，墓顶呈拱形，墓室与棺之间用石灰、砂子 ( 较墓壁松软 ) 将棺木封死在墓室内。墓顶为券顶，墙高70 厘米处起券，墓室长2.8、宽1.6、高0.9米。棺木腐乱仅剩下半部，棺内底部有一层厚约2厘米的石灰，人骨架腐朽不存。墓室内没有发现其他遗物( 图二 )。 二、3号墓 M3位于M2西北处，南北向，墓 向355。封土被毁，券顶坍塌，长方形墓室用石灰、砂子和少量糯米浆筑成。墓室长2.2、宽0.85、高0.8米。该墓棺木和人骨架腐朽无存，有数根铁质棺钉，墓内北端出土一块砖质墓志，除此外没有发现其他遗物(图三)。 墓志 砖质，长35.5、宽36、厚5厘米。墓志一面镌一圆形八卦图案，涂有 红色油漆，另一面为志文，志文上方横刻楷书“明寿慈万母郑孺人墓志铭”。下刻志文为竖刻楷书16行，满行16 字，共计189 字 (图 四〕。录文如下： 郑孺人者，乃先君万公讳世仰配也。孺人生于嘉靖庚子年(公元1540年) 四月廿四日亥时，享年七十岁，亡于万历已酉年 ( 公元1609年 ) 正月十二日戍时。孺人所生三子，长子曰镗，配刘氏，生孙凤鸣，配晏氏。次子曰钱，配向氏。三子曰镒，配雷氏、赵氏，生孙二。长曰凤诏，聘赵君石塘女。次曰翔。孺人所生三女，长适庚门；次适陈门；三适屈门。孺人停柩七载，择万历乙卯年 ( 公元1615年 ) 十二月十三 日辰时葬于祖茔之原，与先君万公同穴，迁作壬丙山向为茔。 万历 乙卯岁十二月十三日。 三、随葬坑 K 1在M2西南0.8米处，为,长方形，东西向。坑长0.6、宽0.35、深0.4米，坑壁用石灰、砂,子筑成。K1出土器物低温釉陶3件，陶器2件。分述如下： 釉陶罐3件，可分 I 式。 I 式 1件 (K1:1) 无盖，小口短颈，斜肩，肩部饰刻划莲瓣纹。鼓腹，肩部以下呈瓜楞形。小底矮圈足，施满釉。器表釉色似孙雀绿，器内施紫色釉。胎质松软轻薄，有脱釉。口径4.5、腹径9.6、底径5.6、高8.6厘米。( 图五:3) l 式 2件 (K1:2、3) 有盖，圆钮，盖顶饰刻划莲瓣纹，盖沿呈莲瓣形。罐身为小口斜肩，肩部饰刻划莲瓣纹。鼓腹，肩部以下呈瓜楞形，小底矮圈足。器盖表面施紫色釉，器内施绿釉，底部露胎。胎质松软，有脱釉。一件底部饰有凸起的钱纹。其铭文篆体十字书“祟宁重宝”四字。口径4.8、腹径9.4、底径6、通高1 1.8厘米。( 图五:1、2)。 陶质魂瓶2件，可分为 l 式。 I 式 1件 (K1:4) 盖为楼阁式有三层，顶端残缺，楼阁横剖面为长方形，最上一层门中央饰一泥塑鸡。中间一层门中央饰一泥塑羊，下层门前塑一人。泥人坐姿、面向前方，上肢残。头戴乌纱，胸前有圆形服饰，腰束宽带。盖沿较宽，三层楼阁四角有柱，四翼角上翘。器身为小口，斜肩、鼓腹，小平底。颈、腹中和腹下部分别饰一周附加堆纹。盖施满釉，器身施半釉，釉色为铁灰色。(图六：A) 腹部贴有一周堆塑人物，共12人。在人物前设有一灵台，桌上放置两个盘 ( 一盘脱落 ) 盘中盛物。桌后放置灵柩。柩后第一人，(K1：4一1) 站姿，屈身微向前倾，头上束首絰披于后背，右手柱杖。腰部束较宽的腰絰，垂于前脚。左臂残；第二人，K1：4一2) 站姿，头上束絰披于后腰，双手前伸捧一长方形物，( 前端残断 ) ( 图 七：1)；第三人，( K 1：4一3) 站姿，屈身微前倾。头上挽较高的尖形发髻，束首絰披于后腰，双手合抱前伸，右臂抱一小孩；( 图七：2) 第四人，(K1：4一4 ) 站姿，头戴帽，双手左上右下斜执竹笛作吹奏状；( 图七：3)第五人，(K1：4一5) 站姿，头戴帽，右手执钹作拍打状，左臂残；第六人，( K 1：4一6) 站姿，头戴帽，右手持铙，左臂残；第七人，(K1：4一7) 头挽:发髻，左手执一三角形物，右手置于物之下，腋下有一斜卧小孩，小孩两腿叉开，上肢残；第八人，(K1：4一8 )站姿，右手前伸，左手执物于右手内侧；第九人，( K1:4一9 )站姿，头上挽较高的尖形发髻，右手自然下垂。左臂前伸，手握一木棒，扛于右肩。木棒前细后粗；第十人，(K1:4一9) 右斜卧姿，双手合抱状，在右腋下有一条鱼；第十一人，残断。 l 式 1件。(K 1：5) 盖为葫芦形。芦葫为四条凸棱分为四等分。两球中各有一周凸棱。正面有两根粗柱，柱上方似“省替”两柱中有一人，坐姿，( 上残 ) 腰 中束带。盖沿较宽，四翼角上翘。器身小口短颈，口缘凸起似唇口，斜肩，鼓腹，小平底微内凹，颈部、腹 中、腹下部各饰一周附加堆纹。盖施满釉，器身施半釉，釉色铁灰色。腹中部贴有一周堆塑人物，共 12 人。( 图六：B )人物前设灵台，桌上置有两个盘子，盘中盛物。第一人，(K1：6一1) 站姿，屈身微前倾，右臂前伸，左臂与头残；第二人，(K1:5一2) 站姿，屈身前倾。头束絰披于后背，右手执杖，左手置于右手内侧，作 拭泪状；( 图 八：1) 第 三 人，(K1：5一3) 站姿，屈身前倾，头上挽较高的尖形发髻，束首絰，披于后腰。右手执杖，左臂抱一小孩；第四人，( K1：5一4)右侧卧姿，头戴帽，两臂残，下肢搁置一条鱼；( 图八：2) 第 五 人，残；第 六 人，(K1：5一6) 站姿，头挽发髻，双手左上右下斜执竹笛作吹奏状；第七人，(K 1：5一7) 站姿，头挽发髻，双手前伸持钹作拍打状；( 图八：4) 第八人，(K1：5一8 )站姿，头挽发髻，右手持铙，左手作敲打状；( 图八：3) 第九人，( K1：5一9 )站姿，头挽较高尖形发髻，右手前伸上扬，左手持木棒扛于右肩，木棒前细后粗；( 图八：5) 第十人，(K1：5一10 )站:于两根尖状物旁，右手支撑于上，左手和头残；第十一人，十二人残。 四、结语 ( 一 ) M1与M2为并排两座墓。从京山县明墓特点可知，明代多为夫妻合葬墓。明代职官丧葬制度有明确规定“文武大臣，官为造墓者，夫故在前，并造妻圹，妻故在前，并造夫圹，后葬者止令所在官司起倩夫匠开圹安葬。继室则附葬其旁，同享一堂，不许另造”。庶民没有官府帮助修墓的优越，但一般也遵崇合葬之习俗。M1与M2虽不是合葬双室墓，但它为紧相毗邻两座墓，可以断定它们应为一男一女的夫妻墓。墓前的小随葬坑中出土的遗物也可得到佐证。K1出土两件魂瓶，I 式魂瓶器盖上的人物，头戴乌纱帽，胸前有圆形服饰。显然它代表男墓主人。I 式魂瓶器盖上的人物上残，下体穿裙，由此可以断定它代表女墓主人。由于M1中墓志被毁，墓主人的身份及下葬的绝对年代不得而知，但从两墓的规模、结构，以及出土遗物可以看出墓主人属一般贫民身份，并具有典型明代墓的特点，属明墓无疑。 ( 二 ) 随葬坑中出土的魂瓶，在我省实属罕见。十二个贴塑人物代表着不同身份。前面多为死者亲属，它们的形态是手中拄杖，披麻戴孝，屈身而行，有的掩面而哭，其悲泣之情表现得栩栩如生。在丧主后面送葬队伍的服饰、神态 与丧主相比截然不同。《明会典·丧礼 》对送葬有明确记载“柩行，冥器铭旌等前导，丧主以下男女哭步从，尊长次之，无服之亲又次之，宾客又次之。”器物上的人物排列与此基本相同。文献对送葬乐队无说明，该器中送葬乐队所用乐器有笛、钹、铙等。总之，该器的出土对我们研究明代丧葬礼仪，服饰及古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三 )我们从M3出土的墓志铭中得知，该墓主人死于万历已酉年 ( 公元1 6 0 9年 ) 正年十二日，直到万历乙卯年 ( 公元1615年 )十二月十三 日才下葬祖茔。其间停柩长达七年，这种现象在古代十分少见。古制有“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娶；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娶；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娶”。又“王者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经时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已”。古代传统的停丧制度非常严格，帝王也只能停丧七个月，庶人“逾月而已”否则将受到谴责或惩罚。在明代丧礼禁令也有“揭借财物，炫耀殡送，及有感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 ? 论罪如律”。该墓志记载的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明代末年礼制的衰弱,禁令松驰,民俗已不受礼制的约束,另一方面反映了古代丧葬习俗渗透着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过去不仅盛行风水堪舆 的 卜地之风,而且对下葬日期时辰也十分讲究。《司马 氏书仪 》卷“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时日,又择 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天,尽系 于此。”因此,风水地理、阴阳禁忌等迷信观念也是造成此情况 的原因之一。发掘者:熊学斌易平 波执 笔、绘图、摄影:熊学斌注释:《明会典、丧 礼、职官坟 蜚》。《通 典、葬仪》。(I 日唐 书·吕才 传》。《明 会典.丧 礼·庶 人》。(上接 第39页)谈起这次南阳、襄樊之行,邹先生说,过去他就认为这两个地区 应作为楚文化研究的重点,现在从这两地几个遗址的出土物看,证实了这一 想法。这两个地区西周到春秋时期文化的发展已经表现 出其变化的某些共同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陶器种类、特点与周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这里的联档陶帚明显地有别于商系的分档帚。当然,此地西周早期文化也受到商文化的一定影响。不过,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的疼档赢无疑是从早期周式扁发展来的,而 扁的束颈、圆腹又与后来所谓楚式扁有相近之处。总之,从这里和章华台早期遗物的共性似可推测,这里所表现 出的 文化特点应该就是早期楚文化面貌。不过 向来治学严谨的邹先生又说,现在作出结论还为时过 早,研究的深入还 是应当建立在全面工作开展的基础之上。邹衡先生一再强调 了遗址工作的重要性,从发掘到研究,造址工作相对地周期较长,难度较大,这需要一种细致、认真的科学态度。南阳 和襄樊地区只是作了一个 良好的开 端,相应的 工作在其他地区也应普遍开展起来。与会者对邹先生的讲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邹先生最后又回答了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讲话在热烈 的气氛中结束。邹先生讲话精神无疑对我省今后楚文化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拓古 )~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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