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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当年在京山——杨集篇·巴冲

 鄂中京山 2020-08-15

【出版日期】2012-12-20 【刊名】武汉文史资料

1969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掀起高潮。15岁初中刚毕业的我,带着对未来几分朦胧与茫然,挥别父母,与同班彭怡纯、陈萍萍、何晓步、胡荣泉5个女生一起下放到湖北京山县杨集区三台公社巴冲大队插队落户。班上其他同学大部分下放到京山惠亭、钱场等公社。
春节刚过,1970年2月11号早上,下着小雨,我们在四十五中操场集合,前来送行的亲人云集,前往京山的三四十个同学在班主任刘行乐老师陪同下分乘两辆敞篷卡车出发,我们挤在前面车厢里,没有凳子,都站着,后面一个大拖斗放行李。车一启动,我看到我妈妈大哭着,1965年15岁的哥哥去了,我又要远行,她肯定十分不忍,我没有言语。车子一路驶过辽阔的江汉平原,一望无际的平原引发我们无数的遐想。我们就问前来动员知青去杨集的杨区长:“杨集是个什么地方?”杨区长说:“杨集四周是山,中间是个平原。”“平原?那应该还可以。”我们去巴冲的几个女生心里还有点美美的感觉。车子走了200多公里到达京山县城惠亭区,我们腿都站麻了,以为可以休息了,没想到还得沿着一条崎岖的山区公路前行,过几个山坳,就有同学陆续到达目的地。车上人越来越少,山越来越深,树越来越密,天也越来越晚,气温越来越低,杨区长说的“平原”到底在哪啊?山峦重叠,绵延不断,里面还会藏着一个多大的平原呢?只剩我们五个女生和班主任刘老师,我们蹬着紧挨着取暖。汽车在山路上盘桓了三四个小时,下午四五点钟才在一个山口停下——巴冲到了。车子无法再前行,我们还得步行十几里才能真正到达我们的落户处——巴冲二队。二队来接我们的人挑着箩筐给我们装上行李,他们说在此守了一天,连午饭都没吃呢。巴冲有一条非常清亮的小河,里面有很多石墩,我们到住地一共要过五次石墩,等到队里我们又冻又饿,都迷糊了。
暮色苍茫中隐约可见十几户黑瓦土墙的农舍各自孤零零地散落在几个山洼里,冷冷清清,偶尔几声狗叫打破山林的寂静,更给人悚人的感觉,哪有平原的影子啊!担忧、惊恐夹杂着上当的感觉涌上心头,我们5个人都用泪眼对望着。当晚,队里将我们安排在一间小土屋住下。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没有窗户,只有一扇柴门,土墙与屋顶之间有一尺来高的空隙,光线就从这里透进来,当然风也在这里乘隙而入。屋里成垂直型摆下一大一小两张床铺,铺是用四个“人”形杈脚上横放木棍再铺上木板做成的,摇摇摆摆,很不稳当,小铺只能睡一个人。余下的空间就只能开门了。门没有栓,只能用长凳反顶住。我们的行李只好塞在床铺下。因为站在车上颠簸一整天,我们已疲惫不堪,倒下便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感觉冷飕飕的。原来夜里下了雪,寒风裹着雪花从空隙里钻进来,被子上已有了薄薄的一层。刘老师当晚跟我们挤在大铺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们依依不舍地将她送出村口。三十年后知青聚会时,刘老师说她离开时非常难过,实在不忍心将我们5个如此年少的女孩放置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可又无可奈何,想哭又不能当着我们的面哭,很久都在为我们担心。

在小屋里大约过了十来天,杨区长代表县知青办到巴冲来检查知青的安置情况,他推开小屋的门,没有凳子坐,只好坐小铺上,他没像我们一样注意平衡,只听啪啦一声,小铺应声垮塌,他摔了个仰八叉。我们几个捂嘴直笑,杨区长非常恼火,责问队长:“上面拨给的知青安置费搞哪去了,怎么不把知青安置好?”队长支支吾吾,我们乘机将几天前一个晚上发生的引发我们不安全感的事向杨区长诉说了一番:那天晚上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推我们的门,说是给我们送电池来了。我们说太晚了,等明天再说。队长不听,强行推开了小屋柴门,我们感到很害怕。杨区长很生气地又将队长批评了一顿,队长答应给我们换地方住。

几天后,队里把仓库隔成两半,一半堆放粮食等,一半给我们住,做了5张单人床。屋子有两个窗户,准确说是窗洞,没有窗棂和窗扇,我们用几根木棍嵌进窗框,刮风下雨时我们就用两个簸箕挡在窗户上。在仓库外面用土坯再给我们垒了一间小厨房,放了一张小桌子。屋后还分给了我们一块菜地。京山这边的风俗是家里不设厕所,无论什么天气都得在外面解决,有的还得到较远的山上,晚上黑黢黢的很有些吓人。半间仓库虽也简陋,但比小土屋强多了。
感受艰苦

刚到巴冲的当晚,队里招待我们吃晚饭,队长端来一小碗蒸腊肉,说是特意为我们接风洗尘的。我们尝了一口,咸得发苦,不能吃。队长说:“我们这里穷,一个男劳力做一天工算10分,值7分钱,女劳力8分工不足6分钱,像你们这样的小孩们做一天只算3、4分工。我们杨集的米比孙桥的桥米还有名,但没有我们吃的,连普通大米都不够吃。平时只能用玉米、黄豆、蚕豆等杂粮加些瓜菜搭配着吃,不然得挨饿,吃肉是很难的,只有过年才腌点腊肉,是保障全年的,尤其是农忙季节用的。所以必须腌得很咸好保藏,吃时每次只能吃一点儿。山上倒是有树、有木耳、蘑菇等山货,但不让捡。成材的大树也只能砍下当柴火。山多、地少、尤其是水田更少,产量低,也不能搞副业,公社管得严,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我们这儿生活十分贫困。你们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领略这种艰辛。每月队里分给我们每人23斤谷,打不出15斤米,得用杂粮充饥,还需要加一些野菜。夏天葛藤花开的时候,就采集下来晒干煮稀饭吃,吃多了会头昏脑胀的;秋天主要是南瓜稀饭和红薯米;冬天吃萝卜。队里给我们分了800斤萝卜,但要我们用几倍重的木柴去换,我们只好上山砍树劈柴。盆口粗的大树我们女生根本砍不动,几个人轮流拉锯一直拉到躺在地上全身使劲,还请来邻队的男生帮忙,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双手打满了血泡,总算换来了这800斤过冬的萝卜。可看着四周郁郁葱葱,中间被我们割成“地雷”式的山林,同学们感慨说我们简直就是山林的破坏者。

因为没有油吃,饭量就更大。当地有一种乌桕树,结的果比珍珠大一点,四月份左右炸开,外面白的一层叫雪油可以吃,中间的一层像猪油似的叫木油,用来润锅和纳鞋底用,不能当炒菜的油,最里面的叫紫油用来点灯照明。一天,邻队同学跑来看我们,嚷着要炒饭吃,我们说没油,他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瓶“猪油”,一边怪我们吝啬,一边自己挑了一大坨放在锅里,结果狂吐。有一次队里给我们分了半框糯米,我们在框上放块木板点灯。晚上,不知哪位同学起夜将灯踢翻,煤油迅速渗入米中,我们心疼得不行,洗了无数遍也洗不净,还是吃完了那些煤油米。

20里外邻队的知青条件比我们稍好,至少有米,我们就用青菜跟他们换,每人背一军需包米回来。这里只有一条路通往外面,只要你走出来,全社的人都会知道,村里人就喊“巴冲的知青又背米来了。”第二次我们背回来时就被他们队长拦下把米全倒出来了。从此我们只好夜出夜归,碰上下雨,脚上可带上三四斤泥巴。

为饱肚子我们还做过一次“小偷”。仓库的另半边储存有蚕豆、食油等。过年后惠亭的同学来玩,我们从木隔墙上跳到仓库里,里面有个大油缸有半缸油,同学两脚踩在缸沿上用脸盆去舀,不料弯腰时一脚踩空踩在油缸里。大冬天没的换,在河里洗,油怎么也洗不掉。盆里的油溅在仓库地板上,我们怕被发现,就用蚕豆铺盖上。我们不晓得蚕豆一煮会发很大,把偷回的蚕豆都煮了,吃不完,想着如果被队长发现不得了,就倒到河里想让水冲走。第二天队里发现了,原来蚕豆全沉在水里,队长心疼得无法言说,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当“小偷”了。
我们老老实实耕耘起分给我们的菜地来,种了很多菜。第一次种了生菜,我们却不知品种,看着全是叶子,直埋怨“这个鬼地方,种莴苣竟然都只长叶子不长苣。”我们的菜种得很好,却也常被村里人顺手牵走,我们就在黄瓜、茄子等上面用胶布编上号,记着哪餐吃了哪几号,发现哪号不见了就责骂哪些“牵羊”者。靠蔬菜我们也可以贴补了一些粮食困境。

乡村野趣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大山深处,林深木茂,自然景色非常好,也给了我们许多城里无法得到的享受,春天满山桃花、李花、杜鹃花盛开,色彩斑斓。走在路上,绿油油的青草丛里忽然飞出野鸟,我们一惊后顺势去看,往往能见到一窝五颜六色六七只鸟蛋,顽皮的我们经常将鸟窝端回去。

山里野果非常多,各个季节都有,像五月果、扬棘子、樱桃、枣子,到处都是,最好吃的是八月炸,俗称野香蕉,长在藤上,灰黑色,细粗、长短和小香蕉差不多,到了八月份就炸开,里面白白的肉非常甜,只是布满芝麻大小的核,吃起来比较麻烦,成了禽鸟们的首选食物。

这里的村民很质朴勤劳,一般都不大喜欢串门,女性比男人更吃苦耐劳,除了每天的外工,一般得抚养5、6个小孩,晚上给他们缝衣做鞋,常常要在煤油灯下熬到深夜。村民对我们城里的世界也很好奇,我们住地后面有一棵大树,我同学有次带相机来要与我留影,村里人从未见过照相,我的同室同学爬到树上观看,全村的人几乎都来看“西洋景”,所以我留下了一张站满围观村民以及树上都有人的有趣照片。我们第一次穿泳衣在河里游泳引来一片嘘声,那些妇女捂着眼睛说“真不怕丑”,羞得我们再也不敢游了。我们的衣服晾晒在竹竿上,特意将内衣捂在里面,谁知风一吹,露出来后,几个男人拿起内衣晃着问“这个样子,是什么衣服啊?”搞得我们满脸羞红。
四年巴冲知青生活艰苦并快乐着,我们和巴冲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关心、帮助,犹如一家人。1972年我们陆续返回武汉,仍然与巴冲人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原文标题《我在巴冲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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