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曾国的疆域及中心区域——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考古学研究个案

鄂中京山 20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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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张昌平

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往往面临两方面的局限。一方面，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研究范畴多属于沿革地理，这需要以先秦之后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来串联不同时期的地理变迁。例如对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定位，我们不仅需要参考汉代文献，同时也需要考虑其后唐代文献甚至清人的意见。但问题是历史文献并不是一概可靠，而历代地理变迁更难以为史家全面掌握。因此象甲骨文、西周金文中记载的那些较早的地点，就罕见成功追溯其沿革的研究。另一方面，沿革地理研究多以地点信息的对应为核心方式，但由于前述历史文献造成的局限性，不同史家所作的地点定位考证往往相差很远甚至达千里之遥，楚都丹阳的秭归说与当涂说即为这一问题的典型。这种以点定位的方式还会形成以点带面的影响。早期楚都枝江说和丹淅说的不同定位，相应地形成早期楚国在江汉地区和汉水上游不同的活动区域，并产生楚人为江汉土著和中原地区不同民族来源的歧见。

随着材料的积累，考古学逐渐具有相对独立地完成早期历史地理研究的可能性。依然以早期楚都的探索为例，根据考古材料可确定较晚时期如春秋晚期和春秋中期楚文化的大体地域范围，以此为出发点可追溯更早时期如春秋早期或西周晚期的楚文化地域范围，在此地域范围之内必定存在分布较密集、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群，早期楚都即应位于此中心区域之内①。这一研究可消除前述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研究中由面及点的路径，必须是建立在广泛的材料基础之上，研究对象性质和地理位置的偏差概率较小。同时这一方法可以不必依赖晚期历史文献、不必关注沿革问题，可依照考古学方法直接表述研究结论。

在具有同时期出土文献支持的条件下，从考古学角度可以更加细致地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以下我们以曾国为历史地理研究个案，尝试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曾国在历史文献中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②，但曾国出土文物以青铜器为代表③，年代自西周晚期延绵至战国中期。曾国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多，在周代诸侯国中十分突出。

①张昌平：《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②由于曾国出土文物集中分布的区域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是随国所在，曾国无法与文献记载的随国直接对应，故被称为“曾国之谜”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１９７８年ｌｏ月４日。该文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③曾国青铜器资料来源除了本文引注的较早文献之外，还著录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早在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就刊有曾师季韩盘①。近代见于著录的曾国青铜器已经不在少数，《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列有曾伯黍篁等十件七类器，并谓： “右酆器凡七” ②。有明确出土地点和共存关系的曾国青铜器，从１９６６年湖北京山苏家垅“曾仲薛父” 九鼎七簋器群的发现开始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随州、枣阳一带屡有出土。特别是随州曾侯乙墓和擂鼓墩Ｍ２④的发现，使学者们认识到曾国的立国时间长、势力较为强盛。但是，迄今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曾国青铜器的分布除集中于随州、枣阳一带之外，还见于湖北京山、襄阳、河南淅川、新野、桐柏、潢川、江苏六合、四川新都等地。如此广大的区域显然并非都是当时曾国的疆域范围。那么，曾国的疆域范围以及中心区域的地望如何？有否可能通过考古学研究来解决这一问题？

一

曾国青铜器出土范围广大，某些出土地点及遗存背景属于其他国家，因此可排除该地与曾国的关联。例如江苏六合县程桥Ｍ３出土有曾子义行篮⑤，但该墓葬属于吴国⑥，该地当然不属于曾国。又如襄阳梁家老坟Ｍ１１出土曾侯昃戈⑦，但梁家老坟是一处楚国墓地，且Ｍ１１属于战国中期，年代较早的曾侯昃戈可能因某种原因流入楚人之手，梁家老坟也非曾国之地。虽然如此，在曾国青铜器出土相对集中的鄂北豫南地区，曾国青铜器涉及区域仍然颇为宽泛（图一）。即便不计明确出土在他国墓葬的青铜器，可能纳入曾国疆域范围的区域仍然有如下区域：

１）襄阳太平店代表的汉水中游地区；

２）新野小西关代表的唐河流域；

３）桐柏、罗山高店以及潢川高稻场代表的淮河中上游地区；

４）枣阳段营和东赵湖代表的滚水流域；

５）京山苏家垅和檀梨树岗代表的漳河流域；

６）随州均川代表的均水流域；

７）随州擂鼓墩和义地岗等代表的浸水中游地区。

①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敦识法帖》１６．１６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②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③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２期。

④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⑤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⑥曹锦炎：《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⑦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出土文物精粹》图５９，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图一鄂北豫南地区曾国青铜器分布图

实际上学者们很早就关注到曾国疆域问题。不过较早时期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将历史文献资料和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结合起来考虑。但因历史文献所造成的先人之见，当时的认识存在较大问题。最早对曾国疆域进行研究的是刘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寿县李三孤堆楚国铜器群中曾姬无卸壶①，刘节基于《左传》等历史文献记载中郑地多见“郎” ，结合传世的曾伯零簋②，认为曾国先附庸于郑，后南徙附庸于楚。因此“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西阳，东抵睢州” ③。吴其昌则根据历史文献更认为历史上的曾国东境在今山东西南的古峄县，西境在今河南东部的睢州④。

①容庚：《善斋彝器图录》图１０４、１０５，１９３６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图版７４４，哈佛燕京学社１９４０年版。

②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１８０４年。《集成》４６３１、４６３２。《集成》为《殷周金文集成》简称，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９９４年版。

③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１０８ —１４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刘节此文撰于１９３４年，首次出版于１９３５年。

④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上海：商务出版社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８页；又版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吴其昌所指的曾国实际上是春秋经传中记载的山东之郎，这与当时学术界将出土青铜器代表的曾国地望关联于历史文献中山东之鄯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①。

１９６６年京山苏家垅铜器群发现后，曾国青铜器又在京山、随州、枣阳、新野等地相继出土，使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形成一个片状范围，这个范围自然会被学者们与曾国疆域关联起来。但论者多将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一概归人曾国的疆域范围，因此认为曾人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 ②。因为北宋年问楚王眚章钟出土于安陆与孝感一带③、曾子中诿氟出土于新野④、曾孟埔谏盆出土于汉水东岸的襄阳⑤，姚政更认为曾国的疆域“北起河南新野，西沿汉水，南到安陆、孝感” ⑥。１９９６年，罗山高店发现成组的曾兴臣铜器，因此这里也被视为曾国的疆域⑦。甚至有学者以曾国疆域包括襄阳为依据，再据浙川和尚岭出土的曾太师鼎和曾仲邯星脏器座⑧，故而认为“襄阳离淅川很近。种种迹象表明，春秋中晚期，有曾国人来到今豫鄂交界西段，人了楚籍，在这里居住下来” ⑨。学者们以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等同于曾国疆域的方法，构建出的这个“强大的” 曾国，当然未必是曾国疆域的原貌。

单件带有曾国铭文的青铜器，未必能够说明同出整个青铜器群均属于曾国青铜器，该铜器群出土地域当然也未必一定属于曾国疆域，而是需要具体分析其文化背景。因此，过去将带有曾国铭文铜器的铜器群及其所在区域都归入曾国青铜器和曾国疆域，这一做法明显存在方法问题。除了那些出土在其他国家墓葬中的曾国青铜器不能作为反映曾国地域范围的材料之外，对于那些单件甚至多件带曾国标识的青铜器，如其出土地域性质不明，也应当谨慎地分析该地的文化背景，而不能贸然与曾国疆域联系在一起。

除了青铜器出土背景涉及曾国疆域的判定之外，曾国疆域还可能存在历时性变化。曾国的立国至少跨有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的疆域范围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特别是在春秋早期前后豫南鄂北地区政治格局动荡，楚人的壮大而使楚国疆域迅速扩张，这也必定影响到包含曾国在内的小国疆域。因此我们可以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划分为第一阶段，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划分为第二阶段，分别讨论曾国曾国疆域等问题。

我们认为，判断曾国疆域范围，需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①曾毅公著有《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将曾国青铜器一概归入历史文献记载的山东之酆，他还进一步将曾国定位于薛国之东、邾国之东南。

②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４日。

③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６. ５３、５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薛氏称之为曾侯钟。

④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５期。

⑤曾昭岷、李谨：《曾国和曾国青铜器综考》，《江汉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⑥姚政：《古曾国考》，《南充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⑦左超：《关于曾国问题的补遗》．《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安徽：黄山书社２００３年版。

⑧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⑨赵平安：《河南淅川和尚岭所出镇墓兽铭文解读》，ｗｗｗ．ｂｓｔｌｌ．ｏｆｇ．ｃｎ简帛网?楚简专栏，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７日。

其一，有铭曾国青铜器出土情况。如果一个铜器群中包含有几件带有相同性质曾国铭文的铜器，则该铜器群可能为曾国青铜器，该地域有较大可能属于曾国疆域。如果曾国青铜器在某一区域有若干次出土。则该区域往往属于曾国疆域。相反，如果某曾国铜器出土在他国性质的遗存中，该铜器一般不具备确定曾国疆域的价值。

其二，地理因素。如果某一地点可确定属于曾国，那么同一较小的地理单元的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往往也是曾国青铜器，该地理单元在这～时期可能都属于曾国疆域范围。相反，某一地点出土有曾国铭文铜器，但该区域与已确定的曾国疆域在地理上阻隔颇大，就可能说明该地点并非曾国疆域范围。

其三，政治格局。若某一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地点已经被确认为他国地域，则该地点不应当为曾国范围。这样，在已经推定为曾国疆域范围附近区域发现若干他国青铜器、或特征与已知曾国青铜器风格差异较大的青铜器，可能说明该区域已不属于曾国疆域，由此可反推曾国疆域范围。着某一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地点与已经确认的曾国疆域地理间隔较大，其间更有他国阻隔，则该地点不应当为曾国范围。

其四，文化面貌。曾国的不同地点的铜器群应当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相反，某地出土青铜器形制特征不同于已知的曾国青铜器，则说明该地可能并非曾国疆域。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讨论一个国家的疆域问题，相同的文化面貌应视为判断一个国家疆域的重要的条件。但由于曾国相关区域可对比的材料往往是集中在鄂北这一区域，其文化共性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都较强，因此不能认为与已知曾国青铜器群特征相同，就判断它们的性质也可能为曾国铜器群。

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原则，我们应当首先确定性质明确为曾国疆域的区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逐一肯定或否定各出土曾国铜器地点的性质。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出土材料在量度上的局限性，对曾国疆域的推论往往是保守的，某些可能属于曾国的疆域，因为没有发现曾国青铜器而可能被忽略。

减小上述局限性的一条途经是排除法。通过考察已经确定曾国疆域范围的邻近地区出土青铜器情况，当确定这些青铜器非曾国青铜器的性质，即可排除该区域为曾国疆域。这也相应地明确了曾国的疆域范围。

在确定曾国疆域后讨论中心区域，结论相对更为客观。除了可利用青铜器材料之外，高等级墓葬或墓地、城址等高级别遗存，都是可明确遗存性质的依据。

二

以青铜器讨论曾国疆域问题，首先需要确定铜器群是否为曾国青铜器，再由此分析该器群出土地点是否属于曾国疆域。另一方面，否定一些铜器群作为曾国青铜器的性质，即可排除该出土地点作为曾国疆域的可能。通过这样的确定与排除，曾国疆域的轮廓就大致可定。因此，讨论曾国疆域范围的基本方法，是首先明确那些依据充分的区域属于曾国疆域的性质，再以此为依据，判断邻近区域出土青铜器的性质，确定邻近区域的疆域性质。

（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第一阶段

曾国疆域曾国的西部地区可确定包括枣阳中南部的滚水中游地区。滚水西流入注汉水支流唐河，其南北两岸为较低平的岗地。１９７２年熊集段营墓葬中出土有鼎３、簋４、壶２等铜容器，同时出土有２百余件车马器和兵器①，可见此墓葬规格较高。容器中一件鼎有“曾子中读” 铭文。１９８２年在段营之东约１５公里的吴店镇曹门湾又采集到“曾侯祥白”戈②，年代较段营墓葬略晚，属春秋早期偏晚。这一地区先后出土有铭曾器，说明滚水流域当时可能是曾国的疆域范围。２００２年，襄樊市考古队在曹门湾之北约３００米的郭家庙墓地发掘了２５座墓葬③。这些墓葬或早期严重被盗，或现代破坏严重。出土有铭青铜器主要都是曾国青铜器，如郭家庙Ｍ１出土曾孟赢副篮，Ｍ１７出土两件曾亘嫂非录鼎，Ｍ２１出土有曾伯畸钺。这些表明郭家庙墓地性质属于曾国是无疑的。该墓地较早墓葬年代在两周之际，与段营墓葬年代相同，墓地使用下限在春秋早期偏晚，与曾侯觯白戈一致。这样看来，滚水一带约在春秋早期一段时作为曾国的疆域，是没有疑问的。枣阳曹门湾和郭家庙一带还多次发现墓葬并屡出铜器，１９７２年曹门湾出土鼎２、簋２④；１９８３年１月，曹门湾之东一座墓葬中发现铜鼎１、簋２、圆壶１⑤；１９８３年４月，郭家庙发现一座墓葬（郭家庙Ｍ０２），出土鼎１、锚２⑥。这些发现分别属于曹门湾和郭家庙墓地，他们虽然未见标识为曾国的文字依据，但性质与上述曾国青铜器当然是相同的。这样，滚水流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属于曾国疆域应当无疑。

如前所述，襄阳太平店出土曾孟埔谏盆，曾国的西部疆域是否可远及襄阳？曾孟嫣谏盆清光绪年问出土于襄阳太平店，出土背景已不明。太平店位于汉水东岸的襄阳与谷城交界处，距离东赵湖＿带有百公里之遥。目前至少已知这两地之间尚有邓、都等国家分布。从地理位置、政治格局考虑，曾国疆域不可能远及于彼。

曾国的西部疆域甚至并未向滚水流域以北今枣阳城关一带延伸。１９７７年枣阳王城出土有阳猷生簋与匝⑦，当非曾国青铜器。枣阳吉河南街村出土一件立耳柱足鼎⑧，鼎腹部作类似瓦纹的凸起，作风特异，与曾国铜器鼎风格差异较大。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差异说明两地文化性质的不同。

①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４期。

②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③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④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４期。

⑤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⑥徐正国：《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⑦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谷城、枣阳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⑧徐正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曾国南部地区可确定包括京山北部的漳河上游谷地。漳河河谷地处大洪山脉南麓，河水东南流并在今云梦境内入注浸水，其上游地区是宽不足５００米的狭窄河谷。１９６６年京山镇苏家垅出土的９７件青铜器①中，其中容器有鼎９、鬲９、簋７，方壶和豆均成对，盘、盂、匝构成水器组合，这些青铜器组合有序，同时出土有车马器等小件铜器，因此这批铜器应该出自一座高级别墓葬。在10 件有铭铜器中，鼎、豆、方壶等６件有“曾（侯）仲旖父” 铭文，九件列鼎中只有两件孵父鼎带有铭文，且旃父鼎最为精致，可知余下七鼎是围绕脬父鼎制作的。豆和方壶铭文均成对出现，尊父器在整个器群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旖父应该是这批青铜器的所有者无疑，也就是说，苏家垅器群性质为曾国青铜器。１９７３年距苏家垅不远的檀梨树村发现曾子单鬲、曾大师鼎各１件②，两器年代约在西周晚期。此次发现，说明苏家垅铜器群在漳河流域的出现并非偶然，漳河上游地区应当确定为曾国的疆域。苏家垅和檀梨树岗两个地点出土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社会等级都很高，说明漳河上游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时期为曾国的一个重要区域。

京山一带的漳河中上游为曾国地域，但京山西南出土的相应时期青铜器是否属于曾国青铜器，仍然需加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京山城关西北台出土过属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鼎、提梁方卣、盘③，这批铜器颇有特点，卣、盘圈足下有悬铃现象。过去我们曾将其也归人曾国青铜器范畴④。但严格地说，这一认识依据不足。就文化特征而言，西北台铜器特征与曾国铜器相同，例如，西北台提梁方卣与７０随州熊家老湾方卣⑤形制、纹饰几乎完全相同，唯后者圈足下未有悬铃。西北台盘与７２熊家老湾盘⑥形制相同，两器盘内均饰蟠龙，圈足下均有残存的悬铃之环。这些说明西北台一带与曾国有着密切关联。但从地理位置上看，京山城关向北距漳河地区直线距离近５０公里，其间多有绵延西北一东南走向的大洪山余脉阻隔，而由城关向东南与江汉平原的北麓联系更为便利，很难说曾国疆域范围可能延伸至京山中部。西北台青铜器器物形制、带铃风格来自北部即曾国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该地属于曾国。

曾国的中部地区可确定涢水支流为其疆域范围。随州中部涢水中上游地区属于随枣走廊的东段，涢水夹桐柏山和大洪山东流，地势较为开阔。涢水支流南北分布，形成有若干较小的地理单元，其间常出土有青铜器。在这些区域中，南部支流均水流域首先可确定为曾国疆域。均水中上游河谷今均川一带两次发现有曾国青铜器。１９７０年熊家老湾出土铜器，包括有曾伯文簋４、曾伯文锰１、方卣１⑦，曾伯文簋４件相同，原来为一套，这批青铜器未见鼎，组合已不完整。但４件簋和１件锚都属于曾伯文，铜器群的器主是很明确的。

①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２期。

②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兼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版。

③熊学兵：《京山发现一批西周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ｌ期。

④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⑤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５期。

⑥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５期。

⑦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５期。

１９７２年熊家老湾又出土铜器，有鼎３、方魉ｌ、簋２、锚ｌ、盘１、匝１①，２件鼎和２件簋上分别有“曾仲大父蝻” 和“黄季” 铭文。黄国铜器在苏家垅也有发现，大约都是用作黄女嫁曾的媵器。７２熊家老湾器群可能属于曾仲大父蜻。曾伯文和曾仲大父蟾两批青铜器，说明均水一带当时属于曾国疆域。熊家老湾附近还发现有年代相当的黄土岗遗址②，和熊家老湾铜器群的性质是相关的。

明确上述漳河上游、滚水流域、均水流域几个区域属于第一阶段曾国疆域，我们可由此进一步推定其他相关地域的性质。

前述涢水中上游今安居至随州一线，是较宽广的河谷地带，并构成同一地理单元。这一区域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均水流域熊家老湾之外，其他地点铜器多未见带曾国标识，这些区域有： ①在涢水之北与溠水交汇地带的安居一带，１９７９年安居桃花坡发现两座西周晚期墓葬③，Ｍ１出土青铜鼎、鬲等１３件容器以及１５７件车马器及玉器等。Ｍ２出土有铜鼎４、鬲２、簋１。两座墓葬只有Ｍ１盘带有铭文，器主为起右，其国属不明。 ②在今随州城区即濒水与北部支流溉水交汇地带，分布有义地岗墓地。１９９３年墓地Ｍ８３出土西周晚期铜鬲１、盘ｌ、匝１及玉环１，鬲口沿有铭文，但其国属亦不明④。与义地岗同属一个墓地的八角楼还采集有两周之际的铜鼎、盘及车马器等青铜器⑤。这两批青铜器年代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 ③随州城区之北约２公里的黄土坡出土两周之际的铜鼎１、铍１、戈１及陶鬲１，铜鼎作深腹，形制较为独特，是新出的器形⑥。 ④在随州城区东北的浸水北部支流漂水左岸，万店周家岗一座墓葬中出土青铜器１６件，其中容器组合为鼎、鬲、簋、圆壶、盘、匝⑦，墓葬年代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一对簋为“曾太保” 所作，其铭文均被刮削，且簋的年代早于其他铜器，可见“曾太保” 为墓主掳取之物，它不能证明周家岗墓葬为曾国的性质。鼎、盘为“廓季” 所作，年代于墓葬一致，因此“廊季” 应为墓主。这里的“廊季” 之“廓” 未必是国名，第二阶段曾国铜器中如均川刘家崖墓葬的叔盗③、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Ｍ１的黄仲酉⑨称谓均与此结构类似， “盗” 、 “黄” 都不是代表国名，而可能是某贵族族氏名。

①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５期。

②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册）第２５０页，（下册）第５６５页，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③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

④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⑤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⑥拓古、熊燕：《湖北随州市黄土坡周代墓的发掘》，《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８期。

⑦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⑧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１９９４年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上述地点出土的青铜器，都没有直接依据表明它们与曾国青铜器的关联。不过，我们认为上述青铜器均属于曾国青铜器，安居至随州一带地域在两周之际前后属于曾国疆域。这基于这样一些考虑： ①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明确为曾国疆域的漳河和滚水流域两个区域地理间隔较大，它们直接直接的地理联系较为困难。而安居至随州一带西通滚水流域，南连漳河上游，是滚水和漳河两个区域的中间地带。 ②既然浸水中游支流均水一带为曾国疆域范围，作为均水对外联系的主要区域浸水中游一带也应当属于曾国疆域。 ③漂水是浸水中游向北联系黄国的线路，曾国与黄国的密切关系暗示，周家岗墓葬的存在是联系两国之间的中继点。 “廊季” 应当为曾国某支贵族称谓。 ④义地岗墓地还发现有多批第二阶段青铜器，它们的性质可确定为曾国青铜器。义地岗墓地是第二阶段曾国高级贵族墓地，在此之前墓地可能已经作为曾国的性质。

明确涢水中上游地区为曾国的疆域范围，这一范围的主要地点为均川、随州、安居三地，它们构成地缘接近的三角形区域。由此我们可迸一步推定该区域及附近其他一些零星出土青铜器也属于曾国，也就是说，那些文化特征与已知曾国青铜器相同、在地域上明显有与已知曾国疆域范围活动相关的青铜器，它们的出土地点可能也属于曾国疆域。例如，在南部地区，浸水之南的何店何家台河沙中出土一批两周之际青铜器，包括有鼎、方颇、鬲、簋、圆壶、盘、匝等容器１３件①，这批铜器组合有序，应当是作为墓葬随葬品。何家台位于大洪山北麓，与浸水中游处于同一地理单元，在位置上何家台地处浸水中游对东南地区交通通道，因此这里也应是当时曾国活动范围。

但是，并非在曾国疆域邻近区域出土青铜器，即可将其归入曾国疆域范围。１９７４年随州三里岗尚店出土１件郾公汤鼎和２件鄙公伯盖簋②，鼎、簋的特征与曾国青铜器完全相同。尚店亦位于大洪山脉北麓，但这里并不便于对涣水以外的区域联络，而是僻于山地与丘陵过渡地带。尚店出土的几件铜器虽非同一人所作，但均属于郾公之器。两周之际常有小国之君作器称谓为“某公” ③，郾公可能是僻处于曾国之侧的一个小国，其文化深受曾国影响，但三里岗一带并非曾国地域。

涢水中上游地区的曾国疆域可能向北延伸多远呢？第～阶段曾国青铜器北至桐柏和新野等两个地点各有出土。上两地都与滚水、浸水一带隔有桐柏山脉。新野多被视为曾国地域，缘于新野小西关一座墓葬中出土曾子中读觑④。曾子中凄所作之鼎又见于前述的枣阳茶庵，其年代在两周之际。小西关墓葬中篮等铜器年代应当在春秋早期偏晚，它代表了墓葬的年代。曾子中读瓶的年代早于墓葬年代一个阶段，这样，小西关墓主不可能为曾子中。从地理位置上看，小西关位于汉水支流唐白河流域，这里与距离最近的滚水中上游一带的联系，需要南下经汉水流域今襄樊一带，而后顺滚水流域东进到达滚水中上游地区。这一线路之间在两周之际前后可能隔有邓、都、楚诸国，显然，新野小西关一带不可能作为曾国疆域。

①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②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③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④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５期。

桐柏位于淮河上游，位置靠近涢水流域。这里出土的曾国青铜器是曾伯

盘①，出土情况不明。不过，曾伯所作的匝又见于传世②，可见曾伯之器也比较分散。桐柏一带多次出土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③，青铜器特征与曾国存在一定差别，而与黄国青铜器接近。此外，两周之际前后桐柏一带可能属于昶国④。和新野一样，桐柏向南与随枣走廊的联系还有桐柏山相阻隔，这里可能作为曾国向北联系的线路，但曾国的势力范围应不会远及于此。

不过，我们目前还难以明确涢水中上游地区的曾国疆域向东延伸的范围。１９８７年位于随州东北的广水（原应山）吴店一座墓葬中出土铜鼎２、鬲２、魉、簋２、壶２、盘、匝⑤，年代相对于第一阶段第二期即两周之际时期，青铜器形制特征与同时期曾国青铜器完全相同。但我们并无其他依据证明这一带属于曾国疆域。

通过上述分析，曾国青铜器反映的第一阶段曾国疆域范围大体集中在三个区域（图二）：漳河上游地区、滚水中上游地区、涢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这些区域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小水系，在地理上是互为阻隔的独立地理单元。漳河上游河谷狭窄，向北有大洪山脉与浸水中上游相隔；滚水和涢水之间的岗地是两条水系的分水岭，其间罕有周代遗存分布。一个方国地域同时分布在彼此相对独立的三个地理单元内，这种现象十分少见。

那么如何理解曾国疆域占有这样三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我们知道西周文化中心在商文化中心区域之西，早在殷墟文化时期由随枣走廊经南阳盆地，就是连接周文化中心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通道。具体而言，滚水流域与损水中上游地区在随枣走廊西、东相对，并顺沿大洪山形成渐行渐窄的地理通道，这一通道既可东南顺浸水而下、亦可越过大洪山垭口至漳河流域。由于西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是以周文化势力对南施加影响为主流，因此曾国青铜器分布所暗示的地缘政治关系，是曾国作为周文化势力控制南方的前哨。直至春秋早期之后楚文化势力的崛起，随枣之间的分水岭才成为分隔楚、曾两国的界线，但两地的文化关系则仍然密切。

①《集成》１０１５６。

②《集成》１０２０７。

③王儒林：《河南桐柏发现周代铜器》，《考古》１９６５年第７期；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４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桐柏月河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④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四分，２００４年。

⑤应山县文化馆文物组：《湖北应山吴店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图二第一阶段曾国的疆域示意图

从曾国内部的政治结构上看，曾国的三个区域可能为不同族氏分布相关。周代不少诸侯国如晋、郑、宋、鲁诸国存在由国君诸子、诸公子形成的支系，曾国不同地区可能也曾经有“曾伯” 、 “曾子” 等不同支系的存在① 。曾子仲宣鼎有“宣尚用饔其诸父、诸兄” ，意为曾子仲宣燕享其诸位父兄，正反映了曾国公族存在不同族系的情况。

（二）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第二阶段曾国疆域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春秋早期楚国加强了对今豫南鄂北一带的扩张，楚国先后伐、灭了申、邓、黄等曾国邻近地区的国家。《左传》记载表明，楚国同时也对位于今天随州一带的随国多次讨伐。无论曾、随国家如何对应，位于曾国之西的楚国对今随州及其西部地区采取过军事行动，是可确定无疑的。这是我们考虑第二阶段曾国疆域变化时，应当注意的一个太的政治背景。

① 张昌平：ｔ曾目青铜嚣铭文中４子” 、。伯” 等称谓Ｍ题，，ｔ中国考古学研究巾心通汛，２００５年第２７期。

春秋早期之后，漳河流域，滚水流域都未再见与曾国相关的遗存。滚水上游的韩家庙墓地年代下限在春秋早期偏晚，这大体就是曾国在滚水流域活动的最后阶段。根据文物普查资料①，春秋早期之后的滚水及周边地区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楚文化的特征，这与历史文献记载当时楚人东进的背景吻合②。郭家庙墓地之西约一公里的九连墩墓群③，即当是形成于楚人进据原来的曾国地域之后。

但曾国在涢水中游一带的活动仍然延续。涢水与㵐水交汇区域即今随州城区一带是第二阶段曾国疆域的核心区域。这一区域发现的第二阶段曾国遗存，包括有㵐水左岸的随州城郊义地岗、蒋家岗等墓地以及右岸的的擂鼓墩墓群。义地岗墓地多次发现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高等级铜器，应当是曾国高级贵族墓地。１９７９年，义地岗墓地春秋中期季氏梁墓葬发现有铜鼎１、瓶１、篮２、编钟５、戈２以及车马器等器物４４件，其中两件戈分别有“周王孙季怠” 及“曾大攻尹季怠” 铭文④，季怠可能为墓主。１９９０年，在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发现春秋末期墓葬３座，出土有多件铜器及陶、玉器⑤。Ｍ１全部６件青铜器均为“曾少宰黄仲” 所作，黄仲当为墓主，Ｍ３出有“曾仲姬” 圆壶和“曾侯邮” 鼎，墓主可能为曾仲姬。这些文字材料可确定义地岗墓地为曾国贵族墓地。义地岗墓地使用的年代，上限如第一阶段Ｍ８３年代在西周晚期，下限当晚于东风油库墓葬，在义地岗墓地采集到战国早期偏晚阶段鼎等青铜器⑥，说明墓地的使用至少晚于战国早期。

擂鼓墩墓群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陵园区，墓群面积南北延续一公里⑦。已经发掘的重要墓葬有１９７８年在墓群东南部东团坡发掘的曾侯乙墓，１９８１年在距离东团坡仅１０２米的西团坡发掘的随州擂鼓墩二号墓⑧，Ｍ２．出土器物包括编钟３６件及升鼎９件，年代在战国中期。１９９７年，经调查与勘探，擂鼓墩墓群又发现有擂鼓墩土冢、王家包、蔡家包、王家湾等四个带封土墓葬⑨，有的墓葬规模与曾侯乙墓接近，根据这些墓葬规模、布局等方面情况分析，他们也应当是曾侯一级墓葬⑩。

均川一带也与随州一带情况相同，较稳定地属于曾国疆域。距离第一阶段两次发现曾国青铜器的熊家老湾不远，刘家崖在１９７５年多次发现第二阶段青铜器。这些发现包括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有三件成列的“连迂” 升鼎和一件“连迂” 盖鼎⑪，这说明连迂的社会地位颇高。同属于春秋晚期的还有一对爬兽耳方壶，但不能确定与“连迂” 器同出。

①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左传》桓公六年、八年都记载有楚武王伐随国。

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７期。

④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基地曾国墓１９９４年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８年第2期。

⑥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ｌ期。

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擂鼓墩墓群的勘查与试掘》，《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⑧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擂鼓墩墓群的勘查与试掘》，《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⑩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ｌ期。

⑪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１９７５年刘家崖出土的还包括两件战国中期“昭” 所作的方豆①，作器者为“邵” ，同铭之鼎还在四川新都战国中期蜀国墓葬中出土⑦。１９８０年，刘家崖同一地点一座被盗墓葬中发现铜器２７件以及玉器、陶器、金箔等。其中铜器有鼎２、鬲４、圆壶２、编钟５、勺２、车马器等，鼎、圆壶、戈有“盅” 、 “盗叔” 等铭文③，墓葬年代在春秋中期。此外，刘家崖还采集有年代在春秋中期之后的铜鼎、簋等，结合调查情况可知，刘家崖是一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地。从铜器及铭文特征看，其性质应属于曾国。墓地未出土带“曾” 字铭文铜器，应当与春秋中期后铜器铭文辞例多私名少国族名的情况相关。例如同时期义地岗墓地出土的铜器见有“放” 、 “可” 等私名，即不带任何族氏和职官称谓。

除了以上两个区域之外，第二阶段曾国在浸水中上游一带的活动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东部的安居一带，春秋中期之后曾国遗存剧减。１９８８年，位于安居与随州城区之间的安居汪家垮一残墓中出土春秋晚期铜鼎１、篮２、铅方壶、陶罐等④。鼎、篮分别有“曾孙定” 、 “曾都尹定” 铭文，这是春秋中期以后曾国遗存分布最西的地点。春秋中期之后曾国大约逐步退出安居一线。这显然与来自西部楚国的压力相关。

在涢水上游，１９７５年随州鲢鱼嘴出土春秋中晚期曾子原彝篮、曾仲之孙戈等曾器２件，同出的有年代相当的楚屈子赤角篮、息子行盆⑤。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及曾国在鲢鱼嘴以东安居的活动已经消退，这一组青铜器的器主不可能为曾人而应当属于楚人。也就是说，春秋中晚期曾国疆域不及浸水上游。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还涉及到淮河上游。罗山高庙所在的罗山高店砖瓦厂位于淮河支流狮河北岸，１９８９年罗山高店出土有成组的曾季关臣铜器⑥，其中包括曾子季关篮２、曾季兴盘１、曾关臣匝１，属于同一批的青铜器可能还有鼎、圆壶以及兵器和车马器， ‘这些青铜器出土于一座墓葬之中。由于曾季兴臣所作之器成批出现，曾季兴臣应当是这座墓葬的墓主。但罗山一带在第一阶段为黄国之地。过去数次出土有黄国、蔡国青铜器⑦，考虑到地理位置、当时的政治格局诸因素，曾兴臣当属于客死他乡的曾国贵族。

①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均川出土铭文青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简报误将豆报道作器盖。

②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６期。

③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④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江汉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⑤程欣人：《随县浸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⑥左超：《关于曾国问题的补遗》，《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安徽：黄山书社２００３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⑦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１９９６年在河南潢川高稻场也发现曾国青铜器，这里发现有４０座春秋中晚期墓葬，其中属于春秋晚期的Ｍ９盘有曾姬铭文①。有关高稻场的发掘求见详细的报道，从春秋中期政治格局分析，春秋中期之前潢川属于黄国，这批墓葬年代当在楚灭黄之后。曾姬盘应当不是属于曾国而是夫国所作之器，因此潢川一带当然也非曾地。

这样．第二阶段曾国的疆域（图三），大约在春秋中期西据有安居，其后东撤，但一直保有㵐水与涢水交忙的随州一带和均水一带，其方圆之地已不足２５公里。

图三第二阶段曾国的疆域示意图

总括第一和第二阶段曾国疆域，可见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巨大变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共包括漳河上游、滚水中上游、浸水中上游三个不同区域．其范嗣跨有方圆约百公里．说明这一时期曾国的实力十分强大。春秋早期之后，曾倒势力范围退出了漳河、滚水一带．大约只局限在ｉ５ｌ水中辩一带。这一时期曾国实力衰退．青铜器及相关遗存的数量和等级都偏低，这与当时正值楚国强力向东扩张的背景吻合。春秋晚期及其后．曾国据有ｉ５Ｉ水中游均川、随州一带较小的区域．此后局面丰Ｈ对比较稳定，这样的情形大约一直延续到臂周灭亡。

①河南潢川春秋墓群发掘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６日，总７７４期。

三

明确了曾国的疆域，可在此基础上探寻曾国的中心区域。曾国的中心区域，是从地理位置上对曾国都城作考古学表述。之所以作如此表述，首先是因为商周时期“都城”常常被关联于“城” 或“城墙” 的形式，成为考古学研究中的一大诟病，而其实都城遗址并不意味一定带有城墙①。其次是确定一个国家的都城位置，并不一定是通过都城遗址本身来实现的。通过对高等级遗存如墓地或墓葬性质的判断、通过对聚落群分布规律的整合等等手段，都可以确定都城的大体位置，但未必一定能够发现都城。典型的例证如早期晋国都城，邹衡推定天马——曲村遗址为早期晋都并进行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但这一推论却是多年之后才通过晋侯墓地的发现、发掘来确定的②。

过去学者们是以都城的认识来探究曾国政治中心问题的。楚王眚章镩钟铭文： “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眚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畴用享” 。此西阳，应当就是当时的曾国都城。因此，刘节认为西阳为曾国国邑，其地望“处于汝阳南郡之间” ③。屈万里认为曾国都城原在西阳，即今襄阳境内，后来迁往他处④。１９６６年京山苏家垅出土曾侯仲子亩竽器群，联系到宋代安陆出土的楚王啻章钟，简报认为“西阳很有可能就是在今京山和安陆之问” ⑤。１９７８年曾侯乙墓的发现，为曾国都城的确定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因为“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 ⑥，李学勤因此认定曾国都城在今随州。１９８０年义地岗墓地发现有季氏梁墓葬， “墓主是曾国大攻（工）尹，系朝中显官，再次证明随县应为曾国国都所在” ⑦。石泉根据《水经注》等历史文献考证曾国都城所在即为汉随县故城，地望在今浸水中游安居一带⑧。

①张昌平：《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②邹衡：《论早期晋都》，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基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③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

④屈万里：《曾伯篁考释》，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１９６２年。屈万里认为这个在楚王舀章钟中的曾，是申及西戎邻近的缯国。

⑤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２期。两件楚王眚章钟的出土地点，《薛氏》谓二钟。皆得之安陆” 。

⑥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４日；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⑦李学勤：《论江淮问的春秋青铜器?再论曾国之谜》，《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ｌ期。又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⑧石泉：《古代曾国一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７９年第ｌ期。该文后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０月版。石泉认为曾国即随国，据文献记载，随国都城地望在今安居。

安居附近也调查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安居遗址①。根据安居汪家垮发现的曾都尹鼎墓葬，左德田亦支持安居说②。不过，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发现有级别较高的Ｍ２１，发掘者因之认为该地为曾国都城③。

上述看法，虽然未尽一致，但学者们所列曾国中心区域的地理位置，基本包括了曾国地域范围的重要处所，因此为曾国中心区域的探索提供了清晰的线索。观察曾国中心区域，首先应当考虑到曾国疆域范围的变化。如上所述，自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曾国疆域经历了极大地缩小，其主要变化之一是西部边疆的东移，这有可能促使曾国的中心区域发生变化。其次，相应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也是影响中心区域位置的重要因素。春秋早期前后，楚国连续对曾国一带进行征伐，考虑到当时实施军事打击主要是针对都城进行的，这极有可能也迫使曾国改变其都城位置。这样，我们对曾国中心区域的考察，应当分不同时期逐步进行分析。

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折射出曾国国力较为强盛，但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发现集中于墓葬方面，曾国中心区域只能从墓葬等遗存以及其他方面信息来作出推测。第一阶段曾国疆域较为重要的三个区域中，浸水中上游地域范围和曾国青铜器的分布范围都较大，在交通上分别与漳河、滚水之间的联系较为近便，不过，这里未见春秋早期之前任何高等级的遗存。相反，漳河上游和滚水中上游都发现较高等级曾国青铜器。漳河上游苏家垅出土有使用九鼎的曾侯仲子旃父器群，不少学者都倾向于器主为曾国国君或夫人，如此则曾国都城应当距苏家垅不远。但是，苏家垅铜器群并无直接的证据显示器主曾仲旃父为曾侯的身份，而且漳河上游位置和地理偏狭，似不具备中心区域的地理条件。

滚水地区出土的两周之际曾国铜器级别最高、最为集中。曾侯鲜白是身份明确而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曾国国君。郭家庙Ｍ２１为一椁重棺带墓道墓葬，位置在墓地至高处，核心地位明确，这种葬制在西周春秋时多为国君所用。Ｍ２１出土的曾伯畸钺铭文有“用为民刑， ……用为民政” ，用语也是国君的口吻。漳河的东赵湖一带可能存在不止一处贵族墓地，从某地布局看，郭家庙墓地与虢国墓地近似，可能都属于公墓地性质。

郭家庙M17随葬品还表现出墓主为女子的特点，如多见玉器等装饰品而不见兵器，出土方座器等等。随葬的两件鼎为曾亘嫚非录所作，曾亘嫚非录应当就是M17基主。曾亘嫚非录用鼎可能在5件或以上，其身份应当是曾侯夫人。郭家庙M1还出土曾孟嬴刖篮，曾孟赢削和曾亘嫚非录分别是嫁到曾国的赢姓和嫚姓女子，这也暗示出郭家庙所在的吴店东赵湖一带为曾国政治中心的地位。郭家庙某地还出土有卫、幻国铜器，也表达出同样的信息。这些现象说明东赵湖一带或者就是两周之际前后曾国的政治中心。

但是，春秋早期之后滚水一带纳人楚国疆城，曾国的中心区城势必东徙。我们能够明确的是曾国最后一处中心区城应当在今随州城区一带。

①武仅大学用楚史地与考古教研塞(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报告)，(江汉考古) 1984年第4期。

②左德田，《曾都刍议》，《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③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结语)，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墓葬等方面的信息作出的。如前所述，随州城区的义地岗基地为东风油库M1和M3情国高级费族喜地甚地出土“周王孙及“曾大攻尹”季息文这些文字材料表明，义地岗基出土的“曾少宰”器和“曾侯”鼎、“曾种姬”圈壶，结合擂妓地不仅为曹国费族幕地，西且应当是管国国君以外埋邦管国公族的贵族嘉地教高作为战因对期背国因君院园的性质，可以断定，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曾国的中心区域当距此二处基地不远，只能是在附近的某一区域。

在今随州城区一带，早年调查发现有五眼桥遗址，当年估计的遗址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时代在东用时期中.但此遗址已为现代建筑物所覆盖，无法对其作深人了解。从地理位置上看，五眼桥遭址东部时邻义地岗幕地，向南隔损水与擂鼓墩基群相望，有可能作为晚期曾国都城。

曾国的中心区城由滚水流城未必直接东迁至随州城区一带。擂鼓墩慕群用作曾国国君陵园应当是始自战国早期四，而义地岗墓地多见高等贵族基葬也在春秋晚期。这些显示，约在春秋中期曾国的中心区域可能还另在其他地域。

1997年，经遥感和勘探，在安居遗址发现南北长190、东西170米的夯土城墙，确定这里是一处城址，主要遗存约在春秋时期。安居位于滚水流坡至随州一带的中间环节，第一阶段曾发现有青铜器基葬分布。从曾国受到楚人的压迫东迁考虑，这处城址可能就是春秋早期后曾国的都城。该城址堆积较薄，其使用时间可能较短，这与春秋晚期前后迁都随州一带的情况恰好吻合。1988 年安居汪家博发现的春秋晚期“曾都尹定”基，基葬位于安居至随州城区之间，“曾都尹”应当是管理都城一类的官员。该幕的位置也似乎暗示着春秋中晚期曾国都城的变迁。

根据以上推论，曾国的中心区域在两周之际前后位于滚水流域的吴店东赵湖一带。其后迁至今安居至春秋晓期左右再迁至今随州城区一带，此即楚王鑫意钟“莫之于西日”的西阳。管国中心区域的不断东移(图四)，当然与来自西部楚国的美起和楚向东的发展相关。来，自西用晚期至战国中期管国历时约4个世纪，再次迁都在当时的历史育然之下并非是频素之样用，甚至可以说，这些迁徒还来必是管国中心区域移动的全部，，

由考古学对曾国历史地理的研究，除了运用考古基础材料之外，出土文献材料的作用和关注点较之传统方法有所不同。例如西阳应当为时的曾国都城，也就是应当为历史地理信息的核心关注点。但历史文献中井无明确可与西用对应的记载，因此对西阳的沿革研究便无从着手。相反，反映曾国性质的出土文献材料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网络，由此生成曾国的疆城范围和中心区城.研究的路径是考古学的，但结论的表述与历史地理方式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