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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庐·文化‖杨仁恺——辽、金、西夏书画艺术初探(四)

 艺术馆家 2020-08-15

辽、金、西夏书画艺术初探


 

金代的主要画家和作品

(1)李山《风雪杉松图》绢本设色卷。

历代画史无李山其人,然此图卷前中间有“平阳李山制“款,平阳今山西临汾。款上钤小长方印,为篆书,平阳白文印。款印与画,当属真迹无疑。惟此乃孤本,作品艺成就卓然可观,北方风格尤为突出,受北宋郭熙、王诜两家影响为多,洗去南宋院画习气,与马夏一路分道扬镳。惟《墨缘汇观》则谓:“水墨雪景,气韵浑成,得荆、范遗意。山多直峰……其树石水口用笔若不经意,纵横有笔法,沙汀得淡远之致。”卷后有同时人王庭筠、王万庆题句。王氏父子名重金代,书画冠当代,此卷一经品题,红花绿叶,身价倍增,诚艺苑之墨皇!据考《山西通志》、《汾阳府志》、《汾阳县志·汾州重修儒学记》诸文献,李山曾于大定中出任汾州节度使,泰和间入直秘书监。王庭筠父在大定十三年(1173)间任汾州观察判官,据《昌宁宫庙记》,庭药于是时至汾州省亲,有的学人以为有机会获观李氏画卷,因而为之题诗并跋。惟细察王氏书法已近晚年,或系泰和初共事内廷时,或以同僚之故,或于隐居处书此。其子万庆跋于癸卯(1243),时李、王两人早已物故,题中识其所以结识之由,并追述李氏晚年(80岁以后)作大树石于壁间的往事。据此可以考知李氏与王氏父子彼此之交游关系,使孤证不孤,甚有裨益。

金 李山《风雪松杉图》卷

此卷为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庋藏。又该馆还藏有《松杉行旅图》轴,因树法近似,定为李氏之作,有待进一步考订。

(2)杨微《调马图》绢本设色画卷。

此乃一件金人画孤本。画卷主题作朔漠上金人套马画面,重点突出人马的紧张情节,形象真实,动感逼人,令观者觉得四周荒凉景物正好与之统一更显示出作者生活丰富,观察细微,艺术手法高超。画家杨微,画史中亦无爵里可考。好在卷后左上角署有“口定甲辰高阳杨微画”小字款。画与款一手所为,为真进无疑。金代有名款和制作绝对年代的尤为稀少,我们不应以为作者不见画传而有所忽视。与之相反,此卷的出现,乃“发潜德之幽光”,特别是为丰富这一时代的绘画艺术提供出新的宝贵资料。卷后有明初人应光雾、黄寿、黄旸三题,尤为难得。此卷为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3)张瑀《文姬归汉图》绢本设色卷。

此卷见清初诗人王渔洋题咏和《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均作为南宋人之作。事实上,画上署款有“祗应司张祗画”六字。按祗应司为金章宗泰和元年所设,而王渔洋和清廷臣工不为之察,将其误作“祗候司”,一字之差,使金代之作,张冠李戴,诚毫厘之异,竟有千里之别!张氏当是金宫廷画家,一般习惯所谓院画家。此卷又是一件孤本。通过此卷画风,不难了解金代与南宋院画之间存在风格上的明显不同,由此可资比较研究,对过去画史上存在的一些欠妥当的判断,再度作出接近客观实际的科学论证。

画上钤明万历、清乾隆两内府各玺,清初名鉴藏家梁清标诸印,是画卷流传的第一手记录。

金  张瑀 《文姬归汉图》卷  局部

此卷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4)宫素然《明妃出塞图》纸本水墨卷。

宫素然《明妃出塞图》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作品。作者本不详其爵里,画史亦无只字记载。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女道士,或系将款中“镇阳宫”三字联读而作此推测。实则“镇阳、宫素然、画”六字,分为三空,是三个涵义。即镇阳是地名,有指为贵州某地,也有说是河北定县的,以后说为近。宫素然是画家姓氏,不应以画史所无而否定确有其人。画字明确规定此卷属于宫氏之作,毫无疑义。其次是时代的异议:有的说是北宋末南宋初的,有的说是金代作品,更有人说是明清之际甚至是清初的摹本,而且是根据张瑀原本所摹。三种说法还是以第二种可信,即金代之作,更重要的又是一件孤本!

或者以为张、宫两卷构图竟然如此相似,正因为是同时期的作品的缘故。事实上形象接近,是由于都是历史故事画,都以契丹民族为模特儿,但两者之间同中有异,主题毕竟是两回事,只因为限于习惯和表现能力而出此,不应贬低各自的艺术水平和价值。

此外,张、宫两图既时代相同,后来又偶然于清初归于梁清标所有,不当引起临摹的疑窦,看不出有任何科学的根据。至于“招抚使印”,有人据《宋史》说是南宋绍兴官印,《金史》无此职官,为清人用旧印铃伪迹,进一步认为有意作伪。我们未便苟同。此种情况的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作品流往南宋,一是金袭宋制。虽然史书不载,但它有可能以本朝官印铃画。据盖就九叠篆铸制的风格判之,它具备金代的特征为多。退一步说,金代印记之说即使不能成立,却并不排斥金人以所藏宋印铃自己的铭心绝品。

此卷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原为阿部房次郎物,20世纪初从颜韵伯处流出。

(5)武元直《赤壁图》纸本水墨卷。

金代名画家武元直作品,在同时人和元明诸家诗文集中累见题咏。他以山水见长,主题不外逃世的内容,属文人士大夫之流的画家。他的艺术活动在金代中后期,生卒、籍贯、仕途不详,仅获悉金熙宗时进士,别号善夫,画过《桃园图》、《桃溪图》、《风雨归舟图》、《秋江垂钓图》、《雪霁早行图》、《巢云曙雪图》等10余件作品,《赤壁图》是其中之一。元人元好问《中州集》收入《题武元直《赤壁图》七律一首,看来并不是为此卷而题,可知作者生平以苏轼《赤壁赋》为题材的画幅不只一两件。元人《揭文安公诗集》有咏《题高丽幼上人所藏金人画<苏子瞻游赤壁图>》五古一首,当题的是另一件作品。此卷构图、技巧均具特色,以劲力的侧锋笔路表现悬崖立壁,石块嶙峋而坚实,用细短笔直皴、直斜交换使用,浓淡相间,树法细小挺直,峰石不点苔,略加皴染,江水波浪不兴,顺流而下,舟上人物虽小,而精神面貌可得其大概,应是一卷颇具特色的优秀作品。惟在流传过程中,一直误作宋人朱锐。后来从元好问《遗山先生集》中发现有“题闲闲(赵秉文)书赤壁赋后”一段文字为:“赤壁武元直所画,门生元某书。”由此可知武元直曾画此图,况且拖尾有赵秉文大字行书和苏氏赤璧词原韵一阙,更进一步证明为武氏真迹,已成孤本,尤为珍贵!

金  武元直 《赤壁图》卷

此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6)王庭摘及其《幽竹枯搓图》纸本水墨卷

金代最知名的书画家王庭筠,祖籍辽宁盖县熊岳,字子端,号黄华山主。《金史》有传。《中州集》谓:“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1176)甲科,文采风流,照映一时。”“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字画学米元章,其得意处颇似之。墨竹殆天机所到,文湖州(同)已下不论也。”从同时人著作里,我们知道此人绘画以梅竹和山水居多,也偶为墨戏。惟见赵孟頫《松雪斋文集》有《题黄华为其父写真诗》古诗一首,是王氏技法相当全面,惜乎流传到现在的仅此《幽竹枯搓图》一卷。又是一件孤本。所谓书画学米莆,书法有真迹可资验证,得米氏之神髓,固无间言。惟画也出自米带,因所见唯此一卷,看不出有米氏面目,倒是和苏轼的《枯木竹石图》和《潇湘图》一脉相通。所写《江山远意图》、《幽居图》、《雪梅图》、《熊岳图》、《雪溪小隐图》诸作的风貌如何,据《中州集》刊金人李纯甫《子端山水同裕之赋》七绝“只留海岳楼中景,长在经营惨淡中”题咏推测,当是与米家云山接近;同书同时人李献甫的《题黄华<幽居图>》七律诗,山腰佛寺,山下幽居,中有渔樵,展翔远峰,则又是一种风貌。总之,王氏天资过人,不会食古不化,否则,是不可能领一代之风骚的。

此卷现为日本藤井有邻馆所藏。

(7)赵霖《昭陵六骏图》绢本设色卷

金代画家赵霖所作唐太宗《昭陵六骏图》,根据陵前浮雕石刻描绘而成,属于艺术的再创造,既近原来雕刻所具备的浑厚朴实的效果,又体现出绘画的本身的功能。如此题材和创作方法都是少有的,因而是不可多见的艺苑珍品。赵霖其人,不见画传,但拖尾有同时人赵秉文长跋,得知作者为洛阳人,金世宗完颜雍时待诏内廷。由此可知,原推断金正隆至明昌间是有画待诏之设,不过在组织形式上与两宋有所不同而已。

赵秉文书法词章的成就,待后专述。从此题跋墨迹观之,前行后草,得力于欧米居多,而入后行笔草草似陆游路数。总之,又与同时的黄华老人也较为接近,彼此之间必然相互影响。跋尾庚辰七月望日,即金宣宗完颜珣之兴定四年(1220),乃赵氏晚年所书,故本色尤为明显。

此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金赵霖《昭陵六骏图》局部

(8)赵遹《沪南平夷图》绢本设色卷

按此画卷流传中有一段相当复杂的过程。原作是有主题的,但究竟是何内容,仅从表面观之,无法得以说明。后来作伪者加上宋徽宗赵佶的伪书,元明又找出《宋史》赵遹列传中故事,牵强附会,愈演愈烈。此作进入清内府后,乾隆及其臣工更是添枝加叶,题跋累累,考据愈去愈远,不可究诘。姑无论所绘制主题出自赵遹或张中字、中彦兄弟笔迹,应当根据画风作出判断,可以认定它属于北方山水系统,南宋无此品格二再就是画上人物,所着装并非南方少数民族服制,却颇近于女真,与北京市郊斋堂金代壁画人物头上所戴冠式仿佛。此外,蒙古族仿此,即或是有形式上的差别,但作为都头顶戴盔的风气,与契丹族秃顶、幞头截然不同。因此,据画风和服饰考之,应是金代无名氏所绘之故事主题画,较为接近。

(9)太古遗民《江山行旅图》纸本水墨卷

此画卷后署“太古遗民”款,钤“东皋”朱文印,究是何人,无从查考。《石渠宝笈》著录为五代孙知微之作,不知何据。就画而论,出自北宋范宽的树法,食而未化,山峦短条皴而不染,南宋无此风范,元人中亦不见有类似的作品,基本上仍近于金人手笔,也就是北方山水范畴中的作品。如将它与以上诸金人之作相较,也许不尽相同,然时代风格却是共通的。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此卷为上等,卷前后钤清初卞永誉式古堂诸印,又元倪瓒家藏印一;明文彭隶书“江山行旅”四字引首。吴宽长跋于弘治辛酉(1501)立春日,惟跋中有“孙刘马夏并以画名于宋”一语,是吴氏误太古遗民为孙知微,又误孙氏为南宋时画家,殊为不解。

此图现藏美国纳尔逊博物馆。

(10)张珪《神龟图》绢本设色卷

 金代虽不如宣和专设画院,却有类似画家为皇室作画。上面提及的张瑀、杨微和本卷作者张珪,都属于宫廷画家。从“随驾张珪”署款而言,明显地表示出他本人的身份。其性质就是皇帝身边的画无疑。

画题名曰神龟,意味着当时吉利涵义。五代黄筌为其子所作《珍禽图》画稿,画中爬行一龟,神态生动,技巧尤妙。此卷固不好说它直接取法黄氏,而在多层次渲染上,有相通之处。仍属写生之作。

画前钤“奎章阁”长方印,“天历之宝”玺,形制少见。拖尾明成化二十一年题跋和钱士升题诗,均真。《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时竟定为次等,使金代孤本长期埋没,诚属憾事。

此卷现为故宫博物院庋藏。

金  张珪  《神龟图卷》绢本 局部

 (11)杨邦基《聘金图》绢本水墨淡彩卷

杨邦基,字德懋,号息轩,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擅长文词,进士及第,官至秘书监。兼“善画山水人物,尤以画名世云”(《金史·杨邦基传》)。“文笔字画,有前辈风调,世独以其画比李伯时云”(《中州集》)。从金元人文集观之,杨氏还长于画马和释家佛像,具有多方面的技能。后人以王庭摘方之米带,杨氏方之李伯时,实不为过。

此卷主题有作《聘金图》者,也有作《宋金边界协议图》者,以原作无款题,只凭内容考察,人言言殊,故不便确指,姑妄听之。不过茆亭附近人马作汉家衣冠,前面导行戴帽盔的两骑似属金人,以交聘之义较胜。间题在于作品风格的本身如何而定。有人认为此画卷画风近于武元直和杨士贤的《赤壁图》,云与点苔则近米元晖。自然,南宋与金政治局势是对峙的,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这是事实。就几件作品比较研究,彼此之间的共性并不明显,却与李唐、萧照多少有相通之处。其山石则近王洪《潇湘八景图》卷,只有部分烟树与米元晖多少近似。说到底仍然北方山水的气味浓厚,判定其为金画当无可指责,至于是否为杨氏之笔,当待进一步查考。

此画卷现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12)郭敏《风雪杉松图》绢本水墨轴

画家郭敏,不知何许人。铃木敬《中国绘画史》于辽金章中述及,并有图版发表。就图版观之,似有款印,但不清晰。其所以定为金代作品,据说与李山同名画卷进行比较的结果。从画面风貌看,两作韵味多少有一致之处,尤其是松杉更为近似。将古代之作,特别是具有名款之作的标识改订出来,有其一定的意义,可使大家对金代绘画开拓眼界,同时又在画史上新增一名作者,充实原有的阵容。

此画轴早已流往国外,但尚未进入各大博物馆,仅标明为“景元斋”所藏,在同书中将《朝元仙杖图》列入明德堂名下,知为王季迁先生堂名,景元斋是美国卡希尔收藏的斋名。

(13)无款《溪山无尽图》绢本水墨淡彩卷

此画卷无名款,自然无所谓真赝,但它有个时代问题。时代画风不得晚于南宋,而宋南渡后的山水,刘、李、马、夏领一代风骚,此画与之很难看出彼此之相互影响,倒是与郭河阳风貌接近,惟稍嫌琐碎而已。所以,似可初步断定它属北方山水系统,不言而喻,当是金代山水画了。有人认为原为南宋作品,随后流入金朝,也有它的可能性。但画卷拖尾有金人王文蔚、李惠、何言诸人题跋,年款书明泰和贞祐年间,同时人题同时画,应无疑问。再元人康里子山、刘载之等亦题于北方,是此画卷一直在北方即金领域内流传,非金人作品而何?

此卷现为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收藏。

(14)《平林霁色图》纸本水墨卷

此画卷原题签为董源作品,始自董其昌在题跋中作北苑山居图,王时敏早年题中态度模棱,当时藏王氏家中。从文物价值着眼,当不能否定董氏论点。后来王时敏家藏品大都售与胶东张应甲,于是萧规曹随,一以贯之。直到流传到清末,为景贤购得,著录于《三余堂书画录》里,作者仍沿用董源。事实上此卷画风出自燕文贵画派,与董源江南风格风马牛不相及,董氏鉴赏力当不至如此荒唐。据我们所知,董氏眼力有独到处,其所以出此,或由于对方是一家权贵,明知其非是,有意迎合,此乃老于世故者,例证不胜枚举。总之,此画卷虽非出自董北苑,作为金人山水,仍不失为一件优秀之作,并不亚于南宋院画一般模式化的山水画。

此画卷现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

(15)《前赤壁图》绢本设色卷

国外藏品中有一卷标名为杨士贤的《前赤壁图》,据画前崖石上有“杨口口笔”名款,其中名字两字已残,后来鉴藏家根据画史和作品画格,竟指认为杨士贤的作品。杨固宣和画家,其作品究是何种面目,无法得悉,正因为如此,才被认可下来,信而不疑。后来的藏家为了增加作品的价值,添上明人沈民则(度)的引首,以及一些人题跋,纯属伪造;元明人的收藏图记,亦是后来钤的。细察明初“稽察司”半印有真的可能。由此推知,此画卷曾入明初内府庋藏,流出后通过古董商之手、添枝加叶,把一卷好画,搞得真伪杂存,这种对古代贵重作品的破坏行为,到明代中后期更为猖獗。

为了恢复作品原来的面目,我们用它与已知的金代作品对照排比,北方风韵的特色颇浓,可以排除为杨士贤的说法,至于它究竟是金代姓杨的哪一位画家,就很难肯定了。金代杨邦基是知名的山水画家,上面所提到的《聘金图》,如定为杨氏真迹,与此卷的个人画风却有所出入。由于金代画家不载之画史者甚多,本节所提到列出的就有好几件是新发现的。遗憾的是没有考出作者,只有待之来日。

此画卷现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

(16)《重溪烟霭图》绢本水墨画卷

此画卷的情况正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之《平林霁色图》相同,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加上董源名款,又在拖尾上增入元季诸大家伪跋,当为明中期以后古玩商人所为,企图得善价而出此。结果是把一卷好作品,使之佛头着粪,在《石渠宝笈初编》中评为次等。这虽与臣工们的鉴定水平有关,主要是伪迹过于显明,故而影响原来作品之艺术价值。可是,历代的鉴藏家无论如何精明,总会受到各种假象的蒙蔽,因而作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所以,认真细致地排除假象,方不至于沧海遗珠。

此画卷技巧精工,结构细密,气韵沉雄,受北方山水一派之薰陶,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它应是我国山水画杰出之作,特别是金代少有的名迹。尽管它的作者无从获知,但作品本身已经表明绝非出自平凡的画手。虽然有人用它来作过董源的伪品,当经过鉴别澄清之后,却并不影响其仍然是一颗闪烁的明珠!

此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17)马云卿《维摩不二图》绢本白描卷

金代画家虽不如两宋之盛,但由于直接从北宋俘掠一批画院中人,还有社会上没有逃去临安的,如李唐、萧照、马贲诸家,总的说来,留下不少,其中自然有技艺超群的。惜战局动荡,文献不足征,有许多能工巧匠随着岁月一起流逝。画家马云卿其人,要不是有元代名家王振鹏的一卷《维摩不二图》临摹本流传,终将沉沦千古。

马云卿的身世,是从王振鹏在临本后题跋中获知的。全卷用的是白描手法,线条之精工,形象之优美,得白描三昧,可以发聋振聩,摹本尚且至此,原作更可想象而知了。

两宋白描法,以李公麟、牟益少数几位画家为主将,传世无名白描作品如《九歌图》、《商山四皓图》、《会昌九老图》皆以李公麟手笔目之。南宋后期鉴藏家,亦往往见于题跋之中。因此,使人怀疑有些白描人物作品,应属金人手笔,虽非出自马云卿,亦必乃北方画家所为。此项假设,似可作进一步探索,或能解开历来的困惑。

此画卷现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庋藏。

(18)王逵《繁峙县岩山寺壁画佛传故事图》

上面从王振鹏摹本中看到马云卿的白描技法高超出群,从而推知金代绘画水平有独到之处。我们的推测并不是凭空臆造,在近年发现的山西繁峙县岩山寺庙中满壁绘制的佛传故事图面上,线描的水平,重彩的敷设,人物、建筑、山水等的故事情节的结构,连壁大幅,远远超过任何卷轴作品的范围。尽管画的是佛家故事,其中不离人间生活细节,如宫阀、婴戏、赶驴、游猜、宫中女乐、水磨、泅人、海市屋楼诸画题,是画家王逵自身生活、师承、技法综合起来得出来的艺术效果。如此具有明确作者和绝对年代的巨制,诚属稀世之宝!

山西绛县金墓四壁皆有壁画,绘郭巨、孟宗、董永等行孝事迹。这是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向来作为礼教宣传的题材,足见金人的统治思想,亦受汉人很大影响。墓中还绘有墓主夫妇对坐及男女侍仆,又有炊事、挑水等杂役的活动。其画规格,与河南白沙墓的壁画大致相同。说明金人在这点习惯上,颇受汉人影响。

另外,1961年10月朝阳城南发现的一座金墓中,四壁绘壁画6幅。画面有些剥落。壁画采用墨线勾勒轮廓,用红、绿、灰三色渲染。线条劲健优美,人物生动逼真。西壁画面比较完整,内容为备膳图。高悬的帷慢两端下垂,堂中置二桌,摆有宴饮器皿,七人正忙碌备膳。人物穿长袍、束腰、平幞头、圆领、窄袖、毡靴,一人髡发,此皆为金人特征。东壁画面为出行内容,除人物外,还绘一红一灰二马,长鬃束尾,颈下垂缰,背着鞍镫。南壁墓门左右各绘一人物,左一人物右墨书“口(时)大定贰拾肆年贰月贰拾伍日段后捌拾贰日口名择选葬口吉地埋扶风马令使藏记耳”;右立像左侧又书“扶风马令妻……”。北壁绘二仕女立像,残缺较大。此墓葬时间在金大定二十四年,即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墓主为扶风马令。墓葬有横杭斗拱,有内容富丽的壁画,石雕刻品,而且是夫妻火葬骨灰合葬,并墨书葬者姓氏、族望、官职。这对金代建筑、雕刻、埋葬制度、服饰装束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价值。特别是墓内壁画,使我们对金代绘画有了较多的了解。

我们通过精美的壁画看金代的绘画创作,给我们得来的启示,至关重要。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个时代的绘画艺术的成就,以及他们个人风格和时代特点,汇合起来,窥知整个时代面貌,留下清晰的概念,对衡量传世的不知名的宋元作品,经过比较研究,作出判断,较之过去想必会有一个衡量的初步标尺。

节选自:杨仁恺——辽、金、西夏书画艺术初探


-------杨仁恺------

  

  杨仁恺(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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