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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宫铁路地区往事（二） 刘铁梁 (1960年代乌鲁木齐铁一小的学生们在劳动） 蒸洋芋当饭菜 乌鲁木齐2020年夏季三伏天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采取了比二月份更严格的措施，每户居民都居家隔离，足不出户。昨天社区干部送来一袋子菜，里边装有四个土豆。记得从小时候见着这东西从不拒绝，可打自工作以来，我就再没尝过这宝贝。看着这圆不溜秋的洋芋蛋子，咋个吃法我没想出来，于是撂在脚下冷落到了一边了。 今天蒸米饭，蓦然记起小时候吃过的蒸洋芋。顺手将两个洋芋洗干净，放进了锅里。在记忆的等待中，锅边溢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当我把熟透绽开了花的洋芋放凉，剥皮，送到嘴里时，嗯——又绵、又沙，一股淡淡的清香，吃出了童年的味道。 我们这代人都经历过吃不饱肚子的童年时代，那是1960年代初。不像现在的孩子，一出生就面对着各种饮料、薯片、汉堡。那时的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包谷面发糕、高粱米饭和蒸洋芋。这些东西没有人说好吃，但也没有谁能想像得出比这更好吃的东西是啥。 那年我们家搬到了新盖的二宫铁路地区三街的二层楼。屋内的墙面还没干透，红红的木地板翘的一棱一棱的直硌脚。只有两间屋子，要住祖孙六口人。但是这比我们住在天山路那里的家强多了。在天山路的时候，母亲每天都要摸黑把我叫醒，穿好衣服，就赶快拉着我挤上一路汽车。到了招呼站（现在的医学院），再赶铁路局的班车去上班。 好事和坏事总是相伴而来，不幸的是刚刚搬进新房子，我的爷爷就得了病瘫痪了。好在楼里有厨房，有厕所，父母服伺爷爷免受了好多罪。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跟父母一样，是在家里要按时吃饭，按时出门的人了。每天早晨，母亲一头扎到厨房里，掏炉灰、清炉膛、放柴火、摆煤块、点火做饭，一套程序从未有间断过。父亲则给爷爷擦脸、翻身、倒屎倒尿。等到我起床，像个大人似的往厨房一站，母亲已经把蒸好的发糕、洋芋，咸菜、糊糊端上了桌。两碗黑红黑红的，像沙子一样咽不进嗓子眼儿的高粱米饭，顿顿都是父母的。 （1960年乌鲁木齐铁一小的学生们在种蔬菜） 那个年代，每家每户吃粮都是凭本供应。每个月口粮多的是工人，他们干活出力吃得多，定量也高，大概每人每月定量是三十八斤。机关干部无论级别高低，每人都是二十七斤。食油每人每月是二两，一个月全家人的油大概也就一瓶不到。白面、包谷面、高粱米是按比例供应。一家人定量的白面不敢乱吃，要存到节假日包饺子的。大人和孩子肚子里没有油水，定量的粮食不够吃，洋芋就派上了用场，家家户户都要用洋芋填补老是饿的肚子。 母亲为了让我们能够吃好，在做洋芋上也是动足了脑筋。她最拿手的是蒸洋芋丸子。把洋芋蒸熟放凉捏碎，或拌上盐或拌上糖，汆成丸子回锅再蒸。有时为了给我们解馋，蒸发糕时蒸上两三个糖包子。也是把洋芋蒸绵，倒上点糖稀，撒点糖精做成馅。每到那时，看的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没吃，哈喇子就直往外流。母亲还有一招，每次把削下的洋芋皮都拿水泡了，把沁出一点点淀粉小心收集起来。日积月累的积攒够了，就趁着哪天休息了，拿出了化在锅里，做一小锅黑乎乎的凉粉，酱油醋盐一拌，那个好吃哟。我这顿才吃着，就想着啥时母亲再做下顿了。 一到这入秋的档儿，机关各单位都要派人去奇台、木垒支农挖洋芋，一去就是半个月。那时听说父亲支农回来了，我们都可高兴了，跑到医院大门口接。医院里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也穿着白大褂分列在大门两侧欢迎。 随着父亲他们回来的，还有一字排列，鱼贯而入的墨绿色卡车里，那可是装着全医院职工一个冬季既当粮又当菜的宝贝洋芋啊。回到家的父亲，用晒得黑黑的手，拿出他留下省下的一个又白又长的杠子馍，还有他在田间地头休息时画的铅笔画，两种食粮，能让我高兴的一个礼拜都屁颠屁颠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艰苦奋斗”，什么叫“勤俭建国”。也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知道了一个叫雷锋的战士，他的“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格言，让我们第一次进入到哲学、思辨的境界。我敢说，有了我们小时候吃苦的经历，和我这个年纪一起过来的人，大都是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勇于担当，境界崇高的人。我们这代人回想起那个年代决不会后悔，因为那段经历，是奠定我们一生快乐、知足的基石。 玩耍出的本领 新疆的冬季比较漫长，我们小伙伴标配的冬装是厚厚的棉衣棉裤，每个人头顶上还有大人们不舍得戴的棉帽子。那些棉帽子五花八门的，有从老家带来的军队帽，有家里留存的皮帽，有单位里发的棉布工作帽，还有顶上一圆蛋的老头帽。压在帽底下的小脸，红的是被冻的，白的是风吹的，嘴角一圈黑的，是吃烤洋芋留的。 女孩子穿戴要比男孩“幸福”，家里的布票除了用在老人身上，就给她们用了。爱美是女孩的天性，方格子头巾落伍了，妈妈给买一款棉线勾的长围脖，从头到脖围起来，那个才叫漂亮。 喜欢室外活动，是孩子的天性，我尤其喜欢能滑冰的冬天。 说起滑冰你别往平坦的冰场上黑龙牌冰刀，各色的滑冰帽上去想。两块合脚的木板，前端锯出一个鸭子口，火筷子烫两个眼，穿过两根粗铁丝，固定在木板后端，这是滑行系统。鸭子嘴上钉上三根粗铁钉，这是刹车系统。木板前后左右都钉有穿绑绳带的环扣，这是固定系统。做好冰鞋在家找两根长绳往脚上一绑，嘿，那个美，那个神气。我们自制的冰鞋，堪称最合理的创造，如果在今天，完全可以获得青少年创意大赛第一名。这样一种神器，除了上学、吃饭、睡觉，基本上一个冬天都是形影不离的。 女孩子们看的眼热，也纷纷回家找木头找铁丝。邻家大哥或家长帮着做成小冰车，上边带个小凳，还包扎上旧毛巾棉布垫，一双木柄上装两根钢筋签，大功告成。她们欢笑着相约，到冻了冰的和平渠里滑冰车，那疯劲不输男孩子。 夏天我们玩“打嘎”，这是一种不差于外国人打棒球的运动。一扎长的一节木棍两头削尖就是球，我们叫做“嘎。”用一块薄木板锯成菜刀状就是球拍，我们叫做“刀”。地上放一块红砖是球门。不管几个人都可以，小脑袋凑在一起喊：“单包尾头”，看手心手背，划成两个竞技队。一方队员提着刀，拿着嘎，用刀击嘎。另一方则站一排，拿着各自的帽壳拦截。噶要落到帽子里，就交换场地，没接住则用嘎投掷球门。如果没中，打嘎者用刀躲嘎的尖头，待嘎弹蹦起来用刀抽击，再一刀一刀计数积分。看看，那时的我们没有奥运的概念，可是游戏的创意，玩具的制作，规则的设计都是现在的“国际范儿”。 女孩们夏天都爱跳皮筋。放了学先不着急不回家，或在学校操场上，或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在家门口，把书包放一堆，其中一姑娘掏出个黑橡胶帶缠绕的皮筋团。那都是一根一根绑成节接起来的。谁家大人有大块橡胶皮，也舍不得剪成条儿让她们去玩，那还留着沾补磨破的鞋帮子呢。 女孩们一组两人扯着皮筋两端，一组挨个从低往高跳。可不是往过跳，是用脚尖勾住皮筋，两脚踏着嘴里儿歌的节奏，跳花步。先从膝盖高度跳起，再到腰部，胸部头部。大跳是最具挑战力的，两边姑娘把皮筋伸直胳膊超过头顶，跳的女孩眼望着高度，心里踟躇着，嘴里默念着，略略弯腰，冲击勇气的最高度。放在现在，谁家的孩子敢让这么玩，小心摔着呢。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比现在屏幕上的“娘炮”强一千倍！ 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宗旨是按德、智、体、美顺序排列。“徳”是指思想教育，“智”是指文化教育，“体”是指体魄锻炼，“美”是指品格培养。学习成绩也用分数考核，但绝对没有好学校、中等学校、不好学校的区分，也没有快班、慢班之别。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们学习都比较自觉，老师们也乐于付出。小孩的天性、智力、动手能力都得到极大的释放和培养。这从我们做的手工也可看出。 我们很会发明创造，冬天在冰上抽的猴，是用暖气片上堵头封盖灌上臭胶（沥青）做的。玩的飞镖是用吃过的冰棍棒，一头插上尾翼，一头插上大头针做的。降落伞是花手绢用绳绑块小石头做的。弹弓枪是用铁丝挝的，绑上根皮筋可以发射废纸叠的子弹。灯笼是用葵花干芯插上玉米杆细皮做的。沙包是用母亲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头拼的。毽子是用别人家公鸡鸡毛和旧铜板做的。有的女孩手特巧，用纸折出的天鹅、青蛙、大雁非常逼真。还有用纸叠成盒子枪、武装带、机关枪的，男孩们见到都用口袋里的羊嘎拉蛤换。我记忆最深的是竹管枪一头有一个活塞，另一头塞上嘴里嚼烂的纸团，瞄准“敌人”掌击活塞，“子弹”就会飞向对方，很有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从这些小事上看，不难推断那个年代，为什么不学火箭的人到了钱学森团队就能造出火箭，普通的中学生到了火热的生产实践中就能当土专家。 我们的学生时代是丰富的，我们的童年是快乐的。曾有人说我们是被耽误的一代，是被毁掉的一代，那是不理解我们这代人，至少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百年来几代人没坐过的过山车，有很多的遗失和迷茫。老之将至，我们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评价。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那时的一个社会现象，是西方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解释不了的。什么现象呢？就是在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背景中，中国却能研制出半导体、牛胰岛素、万吨级水压机、爆炸原子弹、氢弹。这是教科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中长大，从小也焕发出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从我们小时候玩具上都能体现出来。 生活的改变 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们有个习惯，出门遇到街坊总爱问一句：“吃了吗”.回答要么是“吃啦”要么是“没生火，没呐”。这句话在改革初曾被人戏谑过，认为那时的人都被饿惯了，才形成这个的口头禅。其实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后来以讹传讹，认为我们那个年代从来吃不饱肚子，以致演绎出饿死过几千万人口，大家也都相信了。 为什么那年代会形成这句问候呢？是我们当时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这句话的含义是吃饭必须经历的劳动过程，生火、做饭、吃饭、洗碗。既费时、还费事、又费精力，于是吃过的人总爱问别人吃过了没。 现在的生活方式变了，人们要做饭打开煤气就得了。有些人还怕吃完了刷碗，干脆电话叫外卖，吃完了，碗筷往垃圾袋一丢，抹嘴就躺下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带给两代人不同的结果：辛劳和毒害。 现在的孩子们，从出生就没见过比彩电、冰箱更为重要的生活设施—火炉子。火炉子或是砖头砌就，或是生铁铸成，或是铁皮敲的。每家做饭必先在炉里生火，掏空煤灰煤渣，炉膛內放上易燃的纸团，支上长短合适的木柴，再摆上几个块煤，点火放炉圈坐锅，这是一套不可省略的劳动过程。 那时候，最懒的人也不敢在“生火做饭”上取巧偷懒，一天三顿饭，哪一顿偷懒都得饿肚子。一个主妇操持一家人的吃喝，所付出的时间、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后来社会上提的口号“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得到了全国妇女的普遍欢迎。联想到五十年代，城市农村到处兴办食堂，贬褒不一的“吃大锅饭”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是一种节约时间，改变生活方式的探索。 要吃饭就得做饭，要做饭就得生火，要生火就得用煤。这是过去一条颠覆不破的真理。我们赶上了不用生火做饭的时代，可是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家庭中用煤火做饭的往事了。 小时候八街有个煤场，家家户户十天半个月都要去买趟煤。煤是散的，又黑又脏，拿袋袋是没法装的。我们就到三街托儿所或是民警队借架子车。那时人都好说话，只要单位上的车闲着，问你借车何用，说明白了就可以拉出大院，不用打条或付款。 煤场有三个规格：块煤、原煤、末煤。厂子里事先把块煤和末煤参混一块的原煤给你过秤装车，拉一车煤大概二百斤，够家里烧一俩月的。日子久了，家里煤池里剩的末煤越来越多，这东西不能烧火做饭，一小铲子倒下去，就把炉膛里的火盖灭了。于是家长们礼拜天挖点黄土，洒上水和煤末掺到一起团成煤球，做成煤饼或者煤砖。等着晾干后，砸成块烧一样好用。 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小时候都捡过煤核。冬天的早上，三街锅炉房都要清炉。师傅们拿着很长的铁钩，把炉膛里快燃透的煤渣倒出来，推到俱乐部后的旱厕边倒掉。这个时间是每天早上六点左右。早早等在煤渣堆的有胳膊上挎篮子的老汉，拿着铁丝耙子的家庭妇女，还有几个懂事起的早的学生。 夜色中，当锅炉房黑黢黢的大门“咣当”一响，随着门开，里边的灯光泄了出来。即刻，一个推车的身影出现了，车身到处冒着白烟，烟雾里是闪着暗红火光的炉渣。一群人立刻围拢上去，在滚烫冒烟的炉渣上扒堆。老人和妇女们有经验，戴着食指和拇指剪掉一截的手套，捡拾煤核又快又准不怕烫。可怜的是学生娃，戴手套捏不住，不戴稚嫩的小手烫不起。就这样，这些孩子日积月累，也给家里节约了一大块的烧火经费。 那些日子，在这些普通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锻炼出一种不怕吃苦，热爱劳动，脚踏实地，心怀理想的精神。那时候，谁也不懂“低碳生活”的道理，家家屋顶上的烟囱每天都冒着烟，可天是蓝的，星星是闪的，空气是新鲜的。而现在的人都懂煤水资源的可贵，都知道应该节约能源，却没人践行，致使我们生活在空气、食品遭受污染的恶劣环境中。这一切，都是生活方式改变后的结果。 文革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悄然变化，一些家庭开始用汽车拉煤。如果认识一两个开车的朋友，托他在给单位办事路上经过煤矿，拉回一大车煤来，让街坊四邻看的好不眼热。打这以后，有关系的家里开始用单位汽车拉黄土，盖煤房。拉木头，打家具打沙发。末了，做七八个菜，请司机好吃一顿，走时，再往口袋塞几包好烟。慢慢地人们就开始懂得利用手中的权利了，到现在这种风气熏陶我们几十年。再也没有借车不花钱，打煤砖勤俭过日子的了。 我们的后代生活还缺不缺能源，科技进步的时代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我翻出过去画的机务段孩子捡煤核的画，想到一些往事，就拉哩拉扎说到这儿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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