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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本文写于20世纪八十年代。学问的价值就在于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比官样文章有生命力。思想，是精神领域的青铜器！ 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历史大变革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都起了剧烈的变化。与此同时，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各种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称为世之“显学”的儒墨两家，在孔子、墨子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1）学派林立。但到战国后期，建立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趋势已逐渐形成，各家思想也随之逐渐合流。《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这说明诸子之间原本存在内在的联系，因而有思想合流的基础。荀子作为战国后期的大儒，其思想便融合了法家的一些成分，韩非子作为法家之集大成者，却也兼采道家之长。 同时，诸子散文在“百家争鸣”中成为宣扬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工具与手段，因此诸子散文必然体现经世致用的特点。 墨子强调文章要“发而为政乎国”（2），孟子声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3）他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4）以天下为己任，救乱世之弊，这是孟子“好辩”的出发点。 荀子晚年罢官兰陵， “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譏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5）他因“嫉”而著书，于是敢于非十二子，成为战国后期的“学宗”（6）。 韩非子见韩国日益削弱，多次上书谏韩王，韩王竟然不用。于是，他“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以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争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7）正是由于“疾”与“悲”，韩非的文章才写得痛快淋漓，以至于书传到秦国使秦始皇恨不得见，急攻韩国。韩非“以功用为之的彀”（8）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务实而不尚空谈，最充分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精神。 战国诸子为了在争鸣中使自己的观点为人接受，因而极为注重所谓辞章之学，这就是比兴取象与敷张文辞。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在论及《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时，谈到《诗经》对战国文风的巨大影响： “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谕，不学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也。”另外，同书《诗教上》对此分析得更为透辟：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且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肆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 《诗经》作为我国春秋时期的一部诗歌总集，与政治本来就密切相关，是“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9）的依据；后来诸侯因外交，称诗以为辞令，遂成为一种风气。这种赋诗之风发展到战国，便形成了“处士横议”的纵横风习。战国诸子“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取合诸侯”，（10）而弛说之间便有所谓“比兴之旨，讽谕之义”。以“比兴”来论辩，因而成为战国之文的共同特征。 所谓“纵横者流”，并不仅仅指苏秦、张仪之流，诚如刘永济先生所说：“盖纵横之习，实贯九流之才，行人之官，岂限一家之学?”（11）儒家如孟子，道家如管子，墨家如墨子，都长于诗学，讲究辞令，法家如韩非、商鞅，名家如宋径，公孙龙，兵家如剧尉缭子，皆怀短长之策，逞弛辩之能，以干时君国事。事实上，战国诸子散文都是“极聘智辩”（12）的产物。 战国诸子“比兴取象”的方式，除了譬喻，就是大量使用寓言。 寓言是譬喻的高级形态，形象性更强。战国时期是寓言最发达的时代，其丰富性，生动性成为诸子散文的显著特征。《孟子》、《庄子》、《韩非子》最有代表性，正如游国恩先生所说， “晚周诸子之以文学著称者三：于儒则孟轲，于道则庄周，于法则韩非也。”（13）这三家文章中的寓言，成为先秦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韩非子“著博喻之富”，（14）且“采左氏说最多”，（15）在诸子散文中十分突出。 韩非子的文章，既体现了战国诸子之学随着社会发展而趋向统一以及经世致用的特点，也形成了“敷张文辞”、形象性强的写作特征。在此，我们着重就韩非增强其散文形象性的写作艺术，进行一些分析。 比喻是韩非子运用最广的一种手法。他或以两种相反的事物同时为喻，与辩证思维结合得十分紧密，如《主道》写明君行赏“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显学》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或以相似事物譬喻同一个道理，如《显学》中的一段话用试剑和相马为喻，说明实践的必要性，“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必以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藏获不疑钝利。发齿吻而相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藏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再如《备内》，以人的不同偏好来说明后妃、夫人、太子与君王的利害关系：“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这类比喻常与严密的逻辑推理相结合，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或以一事喻一理，二者相得益彰，如《五蠹》“如欲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有度》：“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 韩非子文章中的寓言相当丰富，极大地增强了说理散文的形象性。他的寓言，或者继承神话传统，以高度夸张和拟人化手法进行创作，如《说林下》中的“三虱争肥”， “涸泽之蛇”、“虫有虺者”、“鸟有翢翢者”，这几则同类型的寓言，都以自然之物为创作对象。或者将抽象的哲理寓言化，如《喻者》就用十几则寓言故事来阐释老子的哲学思想，成为韩非散文中最光辉的篇章。他用“象牙楮叶’来解释“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一鸣惊人” 来解泽“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用“讳疾忌医”解释“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用“唇亡齿寒”解释“其安易恃，甚未兆易谋”；……繁富的形象体观了韩非子非凡的想象力。 然而，韩非寓言最突出的成就还是在加工改造历史故事这方面。《难一》篇引用了九个故事， 《难二》引用了七个故事，《储说》、《说林》更多，而《十过》论君主的十种过失，竟逐条引有—则故事为论据。他多以春秋近史人物作譬，按自己的意图来描绘、刻划历史人物的形象，已具有了寓言的性质。他把孔子塑造为法家人物，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内储说上》有一则“鲁人烧积泽”的寓言：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罪，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大火已救矣。 孔子在韩非子笔下完全是一个“法术之士”了，足见韩非加工改造历史人物故事，都打上了自己思想的烙印，从而将“史”转化为“文”，成为表达某种观点的工具。此外，韩非子还引诗和谚语来加强论点的说服力，成为他语言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外储说左上》引诗“不躬不亲，庶民不信”，韩非却用来说明自己相反的观点，反对人主事必躬亲：“夫必恃人主之躬亲，而后民德从，是则将以人主耕以为上，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外储说右上》以晏子说齐景公引诗“虽无德于女，式歌式舞”，而成为晏子的说辞。韩非子更倾向于用大量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来说理，所以他称引《诗经》不够多。至于谚语，韩非子间或用之，也总是以历史故事来证明，如《奸劫弑臣》引谚语“厉怜王”，下文便叙列春秋时楚王病中被绞颈，庄公被射股，以及近世赵主父被饿死、齐湣王被擢筋，以此说明“劫杀死亡之君，此其心之忧惧，形之苦痛也，必甚于厉矣。由此观之，虽厉怜王可矣。”或者在引谚语的同时以另一事譬喻，如《六反》引谚语“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随后又以譬喻来说明“计之长利”的道理，“夫弹痤痛者，饮药者苦。为苦备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韩非子的文章，几乎事事相证、处处用喻，令人无可辩驳。 那么，关于韩非散文形象性的分析，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本文于前已经表明诸子散文都受到了纵横风习的影响，而这种风习又与赋诗为政关系密切，诗的比兴手法远远超出了诗本身的范围，余波所及，尽皆浸染。哲学与文学互为表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伴而行，在战国“百家争鸣”那样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一切文章都具备了诗的因素，著作家的修辞技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战国诸子既是理论家，同时又是诗人，哲理与激情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阐发与倾泄。韩非散文虽不似庄子散文那么“汪洋恣肆”，却是慷慨激昂，满含悲壮之气。他文章的形象特征，显然离不开战国文章讲究辞令的社会环境，与游说之风有着必然联系，而其文笔的峭拔与逻辑的严密，已经浑然一体，又是韩非子的独特造诣。韩非不仅在思想上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且在文采上更是一代大家。 注释： （1） 《韩非子·显学》。 （2） 《墨子·非命下》。 （3）（4）《孟子·滕文公下》。 （5）《史记．孟子荀卿传》。 （6）《文心雕龙·才略》。 （7）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8）《韩非子·问辩》。 （9）（10） 《汉书·艺文志》。 （11） 《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50页。 （12）《韩非子·说难》。 （13） 《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第125页。 （14） 《文心雕龙·诸子》。 （15） 章太炎：《丙午与刘光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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