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垃圾分类难，不仅源头分类难，连仅仅涉及少数垃圾处理者的分类处理亦难，有效衔接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环节更是难上加难。之所以难，主因是推行垃圾分类牵涉到“人”，而且是所有人，需要规范人的思维、行为和习俗，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行为和习俗却是与推行垃圾分类大相庭径的。
首先，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的人际关系主要是按亲疏、厚薄等差序形成的伦理关系，每个人因这种伦理关系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中国人重视自己的小圈子甚于自己和社会，而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维持主要倚重礼俗而非法律。
在伦理本位社会，个人依从小圈子的思维、行为和习俗，向小圈子靠拢，依仗的是礼俗而非法律，而不怎么顾及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存在较严重的“看客”心态，换言之，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法治观念是较淡薄的，中国社会的情理发达而纪律不足。正因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可以预料，推行垃圾分类在乡村较城市容易。在乡村，尤其在宗族意识浓厚的地区，只要让垃圾分类成为一个家族或一个自然村等小圈子的集体选择，一家一户便会效行之。但在城市，伦理关系多被打破，而社区甚至更小单位的小区概念远没有达到“家”的程度，形不成新礼俗。其次，中国人个性鲜明。中国人是从乡土社会长出来的，天生自由散漫，虽然有礼俗和伦理关系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宏观、软性、人情化的，个人只要不出格便可自由发挥，形成了中国人个性鲜明的特点，似乎中国社会是个无组织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组织团体甚至家族的干涉力是弱小和有限度的。推行垃圾分类要求统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需要服从物管、社区居委（村委）和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管理，需要服从法律、政策和规划的约束，不能各行其是，这显然是与中国人的个性不一致的。最后，中国人的义利观是向内的。中国社会意境下，义务和权利都是指向自己的，“义务”是个人内生的，出于自觉的思维的理性，而非别人课给，即个人尽什么义务取决于个人的认识，不能由外界来强制；“权利”应是别人给自己的，不需要个人自己主张，即外界应赋给个人权利（这个权利是自己应得的，虽然自己不主张，内心却又可望权利）。推行垃圾分类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个人实施垃圾分类可能只有生态环境利益，未必有物质金钱上的利益；显然，实施垃圾分类，需要将向内的义利观转换向外的义利观，即让个人接受垃圾分类是法律赋予其的义务，并自己主张实施垃圾分类后应该享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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