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放慢速度一字一句地说:“现在的总体情况是:我军连战疲意,急需休整补充;敌军则妄图乘我疲惫之师,迫我主力背水作战:黄河故道甫经复堤,在水位暴涨的情况下,确有溃堤之险,一且黄河决堤,我军则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我军一条也占不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急需作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重,沉重得使人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这两天来,我和邓政委都感到压力很大,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和陕北我军的压力比我们更大。毛主席身边不到两万人,但他们的后面跟着20多万胡宗南的军队。
为了配合陕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毛主席指示我们:于鲁西南战役后立即集中休整10天左右,然后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这是一个具有很大风险的战略行动,是没有后方的长驱直入,孤军挺进。对我们这次的行动,毛主席作出了三种估计:一是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的周围打游击;再是付出代价站稳了脚,恢复大别山根据地。毛主席讲的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但我们必须从坏处着想,朝好处努力!”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也作了精辟扼要的讲话。邓小平告诉与会干部,“大别山不是华北平原,到了那里之后,可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说,在那就很难吃上面食,蚊虫、毒蛇特多,我们一些同志在大平原上打惯了,很可能不适应山地作战,另外,群众工作也要从头开始,难度不小。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邓小平言简意,没开多久,会以就结束了各纵队和野直各部处的于部都走了,刘伯承邓小平也走了,作战室里,只剩下了李达参谋长和作战参谋王文贞“走吧,参谋长,一块吃饭去,”王文页说“你先走吧,我稍等一会,”李达一边说着,一边走向那幅显目的敌情标图他站立许久,思考着下一步的全军行动方案。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大行动方案!李达,这位刘邓大军的参谋长,自从抗日战争起就一直在期伯承邓小平身边。他既是刘邓的左手,也是刘邓的右手。刘伯承一贯主张司令部要精干,他的“袖珍司令部”远近闻名四位主要干部没有配备一名秘书。那么多事情谁来于?李达。一个顶几个?谁也说不清。每次战役,从战前计划到战斗的组织实施,战后的总结部署,都是李达亲自动手,动腿、动嘴。在野战军司令部的各级干部中,李达是永远不得闲的一个作战室的参谋人员说:“假如有一天李参谋长病倒了,我们真不知怎么弄。
邓小平说:“参谋长是我们司令部休息最少的人。”刘伯承说:“李达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人。”李达本人说:“司令员心细如发,凡事周全面缜密,他的工作作风是我的榜样。”野战军渡过黄河作战以来,各部队还在战斗间隙分别休息过两天乃至三五天,而李达却是一个连环套,一环紧扣着一环。攻克羊山,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各部队都进入体整,而李达则更忙了。战利品、俘虏军官要往后方送,衣食住行所需物资和各种武器弹药,要分发调拨,合理配备,稍有疏忽就会出问题,然而,最要紧的是跃进大别山的整个战略展开之构想。每步行动可能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好的和坏的,敌方的和我方的都得有一个周密完整的考虑。在兵马未动之前,他必须给刘邓首长及时提供一份完整而可行的战略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