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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遗忘史 存在问题从巴门尼德提出这个概念就一直被哲学家所探讨，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的本体论根本没有涉及存在问题，他所说的存在与传统本体论的存在大相径庭。所谓存在者，指已经显露其存在的东西；所谓存在，指存在者的根据，存在本身看不见摸不着，一切存在者都是存在的显现与见证。在他看来，传统本体论混淆了存在和存在者两个概念，于是，从被混淆的存在者出发，询问最基本的存在者，所有问题就被归结为最基本的存在者是如何产生一切其他存在者，从而形成了本原的探讨。无论中世纪的共相与个别，还是近代的物质与心灵，都是一种不同的“存在者”而已，而“存在”仍在空旷的野地里流浪，它呼唤的声音越来越弱渐渐被人遗忘。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就是追问某个“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的本质规定性。当我们追问某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必然先要存在其后才成为存在者，所以存在本身并无内容的规定性，是不可言说的。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从语法上来看就是系词“是”，这个系词“是”，只有在上下文之中才具有意义，孤立出来就毫无意义。他认为，人的意识，总是意识到达对象的一个过程，比如意识通过提问、判断、同意等方式，就把对象即存在者显露出来。而这种将对象显露出来的方法就牵扯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 胡塞尔继承了布伦塔诺的意向理论，试图揭示出意识活动的一般结构，这个结构一端是指向对象的意向，另一端是意向所指的对象。如果没有意向和对象，意识活动就无法展开。意识的对象就是存在者，所指的对象在意识之中显露出来的过程，就是存在者得以存在的过程，于是，存在的基本内涵在于显现或者涌现。海德格尔重视的是，存在的过程，主体只不过是存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存在者。但是海德格尔反对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的理论，他说，如果外部世界被悬置，那么自我也就没有了自我意识，自我必然和他我处于并存，所以，一旦承认了先验自我也就承认了外部世界，也就是主张主客体对立了。归根到底，存在和存在者之辨，即是背叛主客体分立也是批判现象学。 巴门尼德首次追问“存在”，他认为人们所见的世界是一个现象世界，处于流变因而是虚幻的，是没有真理的，他称之为意见之路。而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世界才是“存在”，是不动的，是一体的，他称之为真理之路。但是他的这个“存在”是隐而不显，只能通过理性把握。而这个真理之路，实质上不过就是概念所铸造的一个世界，因此后来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现代科学就是发源于此，力图使得经验现象与这个理性缔造的概念体系相融洽。巴门尼德的“思”，并没有思想的主体和客体之分，这个“思”，就是主体、客体、思维得以成立的根据。所以不等于我们今天日常所说的思想，思想只是从“思”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存在”根本就不是与思想对立的东西，而是与思同一，故而产生了哲学史上的著名命题：思与在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力图追问存在，但却发现存在是无法被定义的。因此，不能以“在者”的方式追问存在，而是以范畴的方式去追问存在，于是他就将存在问题转化为范畴问题。他把范畴区分为十个范畴，十范畴中在逻辑上必须先确定“实体”这个范畴，才能确定实体的“属性”，于是他又将范畴问题转化为实体问题。至此，西方哲学从追问“存在”，转向追问“实体”的道路。而近代哲学发现，人们必须首先追问人类的感知，然后才能追问感知之外的存在。 康德以先验统觉作为知识的最高原则，消解了形而上学，将人类的认识放在此岸的现象界进行考虑。而康德之后，就形成了内在思维和外在存在的不同一问题。黑格尔为了消解康德的矛盾，首先独断绝对精神的存在，绝对精神是一个从自在到自在自为的实体，再以辩证法消解矛盾同时产生矛盾，促使绝对精神不断发展。但是存在和存在意义，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被混淆了。比如，一个苹果在你前面，苹果是否存在属于一个客观的追问，但是这个苹果对你而言是不是有意义的，而传统哲学家普遍是混淆在一起的。康德划分了现象界和物自体，已经有了把存在的意义抬高的倾向，理论上自在之物才是真正的“存在”，但对于主体而言只是“无”，而现象界是被主体构造出来的“存在”，却是“有”。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突出了主体的地位。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是人类主体的扩充表现。对哲学发展而言，主体化的程度只会越来越高，这样就导致了到底是在追问存在还是在追问主体成了纠缠不清的问题。至此，上述一切问题可被归结为，人这种存在者如何存在？对存在者的认识方式，是一种主客二元的思维方式，主客二元犹如有个东西先于主体而存在，然后主体去追问这个东西的存在。如此势必导致怎么判定这种客体是它的本真状态？把“存在”当成“存在者”就会走向科学主义的态度，认为只要通过科学就能破解宇宙之谜成为宇宙的主人。 现象学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没有能力去追问自己的基础，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对象是纯粹意识本身，纯粹意识不是物质性也不是经验性，纯粹意识之中的观念体系就是绝对真理，其中核心思想就是意向性，就是意向活动必定与对象相互联系，他称之为意向活动相关项。在意识活动的这个双层结构之中，意向性把活动和对象两者打通，意向性既关联着活动同时关联着对象，只需要去除干扰，把纯粹意识显露出来，就能在意识活动之中，直观到观念的活动和实在的对象，这样一来，也就回到了事情本身，也称之为本质直观。“回到事情本身”，不可理解为回到事物本身，如果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成了回到康德的自在之物了，而“回到事情本身”是指回到纯粹意识中那个双层结构的物。 在胡塞尔那里，关于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的双层结构，他用的是一个德语词：Noe(静观)。然后Noe作为词根延伸出Noesis(意向活动)、Noema(意向内容)，活动与内容具有同源性。正是这个双层结构，使得认识和对象一致。回到纯粹意识，把对象的是否存在悬置，把对象的任何理论悬置，甚至把我的存在也悬置。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经验的意识转化为纯粹意识的先验对象。康德认为只有感性直观，但胡塞尔认为，直观并不只有感性直观。在意识的双层结构之中，意向对象和意向活动不能分离开，换言之，不是先有一个对象，然后有对于对象的活动，而是在意向活动中同时展露意向对象，离开了意向活动，也就没有意向对象，意向对象在意向活动中得以生成。无论是意向活动还是意向对象，其中不可变的东西就是本质。所谓“回到事情本身”，这里的“事情”就是主客交融之境，是一种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关联的双层结构。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发现，纯粹意识是一股意识流，通过意向活动而生生不息地涌现着对象，这股意识流不是凝固现成的，而是不断生成着。因此他得以发现，传统哲学都在关注凝固化的对象而不是不断显现的存在，所以他提出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别。海德格尔极力批判科学思维，也力图破斥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认为胡塞尔固守纯粹意识仍是主体性的遗留，所以他力图从纯粹意识脱离出来。 存在的意义 存在这个词，本来意思是一个系词“是”，表达主词和宾词间的关系，但是把“是”作为一个追问对象时，就成了动名词。海德格尔认为，过往的哲学家探讨存在，把存在理解为要么是普遍概念，要么是无法定义，要么自明性的。传统哲学的“存在”，是通过种加属差一步步抽象，抽象到了“存在”就无法再抽象，于是无法定义也就无法得到规定，因而最具普遍性。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不能通过这种抽象方式得出来，存在者是可以定义的，但是存在无法定义。常人都在说“S是P”的话语体系，一切存在者都可以被“是”，然而“是”本身，无法得到自明性。 海德格尔认为，首先必须“在”，才有“在者”；绝不可能根本不“在”就有了“在者”。要解决“在”的问题必须追溯到一种“在者”，这样一种“在者”，当它究竟成为什么尚不明确时，它的“在”已经明确了。他认为只有“我”是这种“在者”，只有“我”是在成什么样都还不清楚时，“我”的“在”已经恬然澄明了，因此“我”就是“在”，“在”就是“我”。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有能力意识到其存在。我们的存在既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的选择，存在是强加给我们的，并将一直延续到我们去世。 存在问题的结构 当我们追问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必定是已经吸引着我们，换言之，在问题成为问题之前，更原始的层面已经有某种东西使得问题成为问题，这种原始层面的东西，不仅决定着怎么问，也决定着怎么答。由此，我们最开始需要追问的就是“发问”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发问”有三个环节：第一是什么东西引导你发问；第二是通过什么东西切入来发问；第三是发问目的在于什么。首先审查问之所问：我们在发问之前，其实已经和问题打交道了。比如，你问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存在与你发生了交涉如影响到你做某事，所以你才要问他，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关心在者本身，而关心的是在者的存在。即我们在追问在者的存在之前，就已经对存在本身有所领会了，这个领会就是前意识。其次审查被问及的东西：我们说的存在一定是存在者的存在，只有凭借存在者，才可能追问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人这种存在者，在追问存在之前，就已经先天地处于发问的形式之中，因为发问是人的发问。而人追问存在，实际上就是追问自己的存在，我们自始至终处于存在的领悟之中才会追问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物我一体的，要追问“存在”，必须通过一个存在者才能追问，唯有人这种存在者，能够充当所通过的这个存在者，而其他存在者比如一个苹果，只能停留在被给定的状态，无法由着自己发生变化。 此在 海德格尔把人这种存在者，称之为Dasein，中文有三种翻译：此在是直译、亲在是意译、缘在是因缘聚合之意。Dasein的原初含义是“定在”，即万物有规定性的存在者。德国古典哲学称之为“定在”，当今主流哲学称之为“此在”。他借用这个词注入了新的内涵，把Dasein理解成先于心物之分的没有规定性的我。此在之外一切存在者都无法领会“存在”，都没有亲近“存在”，而是凝固化的。此在却是通过领会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着，是处于一种不断展开的可能之域。领会即领悟，指此在不断地筹划自己的未来，领会也影响着“存在”的显现。“存在”决定着此在，“存在”在“此在”中显现出来，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即生而存之。生存是一种需要自己筹划和照料的存在，此在在生存之中和非此在的存在者打交道，认识到非此在的存在者的规定性。 万事万物按照一个给定的方向不断生长，比如一棵树的生长就是长成大树，其最终方向是被给定的。而人虽然始终在生成中，但是具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却是不确定的，即没有给定的方向。传统哲学往往从生物学的层面关注作为普通物种的人类，而海德格尔关注的是人亲近存在这一层面。如果直接对“存在”追问，必然是从存在者出发的追问，存在者形形色色，“存在的意义和展开”究竟选择哪一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呢？这就要求作为出发点的存在者应当是其他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基础，并从这种基础的“存在”能把握所有“存在”。何谓存在者呢？就是把某物对象化，视之为外在于主体的一个对象去思考。人是面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的，无任何现成的规定性，不间断地处于亲临存在的形成和塑造之中，也就是他将来形成什么性格做成什么事情，都是无法预订的。每个人的存在，可能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也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一生，但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存在，而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存在。 当年笛卡尔用“普遍怀疑”的利刃横扫一切时最终也未能突破“我”这道防线，这个“我”既是大写的“人”也是大写的“世界”。归根结底就是如何能证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笛卡尔从毋须怀疑的“我思”出发，通过上帝保证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从而建立心物二元论；洛克从白板说出发，通过感觉内容的客观性质，推论出作为其来源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贝克莱从感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出发，揭露洛克理论的内在矛盾，推演出所谓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的唯我论；休谟从彻底的经验论和无神论立场出发，指出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觉经验，人也就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因此对有无一个客观世界只能不置可否；康德设定主观感觉的“流动性”与“内在性”，这同时隐含着设定某种“不动性”和“外在性”的东西，作为参照系一定在感觉经验之外，其实康德先设定了外部世界的存在然后再去证明的。他们的共同立场是，预先设定一个无世界的“主体”，再为这个“主体”担保或否定外在于它的世界。那么，“我思”到底是什么呢？在海德格尔那里，“我思”是“我在”的一种方式，“我在”总有一种指向性，从来没有一个脱离世界的我，“在”应是第一位，然后才分得出“我”和“世界”。所谓大写的“我”与“大写的世界”本非两个东西，而是无分彼此。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哲学家们一而再又再而三地始终期待着尝试着证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客观实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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