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数学，需要区分男生女生吗？

近日，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男生用蓝版，女生用红版”系列教辅材料，将初中数学分为不同的难度层次，引发争议。

学科中的“性别差异论”，并不算是一个新的议题。男女思维上的差异真的会对特定学科的学习产生明显的影响吗？似乎支持“性别差异论”是客观事实观点的人，大多会通过列举类似“女性科学家所占比例低”的现实例子来为自己辩护。但实际上并没有没有任何证据和研究表明性别与学科优势可以挂钩。在一个性别刻板印象严重的语境下，“女生适合文科、男生适合理科”这样的简单结论，显然极具偏见与导向性，它省去了对个体差异性的考量和分析、忽略掉部分领域确实存在着的职业天花板。并且从历史视角来看，随着科技、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对不同性别的社会期待也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学科中的“性别差异论”并不仅仅发生在学校的教学环境，在家庭教育中，它甚至可能会通过代际循环，为几代人的个人发展蒙上一层阴影。正因如此，家庭教育中的性别维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性别维度分析了在美国文化中，家庭教育背后的变化与发展规律，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泛的视角思考这一议题。

抚养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差别是家长之间最喜欢讨论的话题之一。确实，现在西方国家的父母通常会质疑性别成见，他们尽力用一种性别中立的方式教养孩子。比如，他们不再给女孩买洋娃娃，给男孩买小汽车，他们会选择与传统性别角色无关的玩具。但是在现实中，男孩和女孩在成长早期确实会不一样，这给他们的父母带来不同的挑战。

法布里奇奥有一个女儿，而马赛厄斯有三个儿子。在生活中，两个人经历了抚养女孩与男孩的两重天。马里萨和马赛厄斯经常烦恼于三个男孩之间频繁爆发的争吵和打斗。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兄弟间的较劲：在学校或托儿所，男孩也比女孩更可能出现肢体冲突。事实证明，马里萨和马赛厄斯的儿子也不例外。当他们的大儿子奥斯卡在洛杉矶就读于一所面向两岁儿童的托儿所时，他是班上仅有的两个男孩之一，也是唯一喜欢“推”其他孩子、朝他们扔沙子和搞其他各种恶作剧的男孩。托儿所的老师对此感到非常担心，而马里萨和马赛厄斯多次被叫到学校，进行不愉快的会面，讨论怎样改变他的这种行为。之后奥斯卡去了芝加哥的一所德语学校，本性不改。第一次家长会时，其他家长提出有一个男孩经常跟别人打架惹麻烦，导致有些孩子回家时脸上还有抓伤。马里萨和马赛厄斯担心这也许是他们儿子干的，这下又要被单独批评了。然而，令他们高兴的是，学校主任批评了另一个男孩。他们还自嘲，这一次奥斯卡最差也只是学校第二粗暴的孩子。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他们另外两个儿子卢卡斯和尼科身上。

相比之下，诺拉从不推别人，反而偶尔成为受伤的那一个。法布里奇奥和玛丽亚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害怕：在斯德哥尔摩，诺拉的一个小伙伴拿着一把自制的剑追着她。几年后，在幼儿园，诺拉被推倒撞上了椅子，头也撞到了墙，她当时就哭了。肇事者也是一个粗鲁的男孩。他们从瑞典搬到瑞士后，事情并没有好转：诺拉和一群女生成为了当地一群不良青少年的目标。那些男生的家庭显然把反移民情绪传递给了他们。这些事情并没有对诺拉产生长远的影响，反而与其他女生的吵架更让她受伤。这样的争吵虽然不涉及暴力，但是经常让她心里难受。

这些轶事反映了更一般的趋势。相对而言，在学校教育背景下，男孩比女孩更会“惹麻烦”，不仅是在暴力或打架方面，男孩留级和辍学的比例也更高，以及更可能出现注意力缺陷障碍等状况。现在的教育要求专注度和注意力，而往往很少要求体育活动，人们担忧这样的教育环境确实更适合女孩。

男孩和女孩的差别重新成为焦点，部分是由于现在大多数教育机构的教学理念是男孩和女孩不应该被区别对待。这与几十年前相比是一个本质上的转变。当时，男孩和女孩所学的东西都不一样，单独的男校和女校也更常见。

随着教育系统的转变，男孩和女孩的教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我们的研究兴趣所在。对于如今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父母来说，如果他们区别对待男孩和女孩，往往是对孩子不同行为和需求的回应。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相似的：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大多数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需要依靠另一半将来也能过上好日子。

然而，仅仅在几十年前，情况却很不一样。当时性别角色之间有更大的差异，父母为男孩和女孩规划完全不同的人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性别差异的情况至今仍非常普遍，不论是针对孩子还是成年人。

工业革命以后，性别角色的差异到达了顶峰。技术和制度因素都扩大了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经济史学家乔伊斯·伯内特（Joyce Burnette）认为，工业革命以前，像操作纺车这样的任务是典型的女性工作，因为女性的灵活性更高。

工厂和机械化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象。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技术进步确实减弱了灵活性相对于体力在某些工作上的重要程度，例如操作纺纱机的工作被男性取代了。此外，男性主导的团体越来越反对来自女性的就业竞争。伯内特记录了19世纪早期发生在格拉斯哥的工人争端，女性纺纱工和她们的雇主被男性纺纱工暴力袭击。整个19世纪，在就业市场的很多领域中，女性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歧视性壁垒。

新兴工业技术也催生了工厂和大型办公室等全新的工作组织形式，大多数人第一次意识到家和工作地的分离。男性离开家去工厂，随着铁路和郊区的出现，家与工作地在地理上进一步分隔开。部分女性（通常是年轻女性）也在工厂工作，但是由于她们仍然不得不照顾幼儿，有小孩的已婚女性愈发被困在家庭范围内。

家和工作地分离的新情况影响了人们对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中所应当扮演角色的预期。在那些丈夫出去工作可承担一家人开支的情况下，已婚女性不再参与正式的劳动力市场。新的性别角色马上改变了男孩和女孩的教养方式。古托姆松写道：“当男性面对越来越多商业和专业领域的机会时，女性只能把她们的活动限制在母亲身份和家庭事务上。女性需要奉献自己以服务于丈夫和孩子的需要，通过对他人的支持来表现女性气质，无论是作为妻子、母亲、女儿还是姐妹……同时，女孩的教育也致力于让她们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

成人性别角色的差异很快反映在对女孩和男孩的教育上。当正规教育的读写和算术能力成为就业市场看重的技能时，由于只有男生被认为会进入正式的就业市场，男女教育之间的巨大差异就产生了。古托姆松认为这“间接表现在学校和家庭在对男孩和女孩提供的教育上有着显著的性别歧视，他们对女孩写作和算术能力的要求低于男孩”。对于女孩来说，教育“局限于她们未来的家庭主妇角色范围内。女子无才便是德，无需读很多书”。

技术因素以外：学习和文化转变

技术变革不是女性在就业市场上角色变化的唯一推动因素。对职业女性的公然歧视和偏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玛丽·居里（Maria Sklodowska Curie）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性别歧视的例子，即使是伟大的女科学家也要受制于这样的歧视。居里夫人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个在两个不同领域获奖的学者，她在190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911年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在她得到第一个诺贝尔奖后，只有她的丈夫（同为共同获奖者）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得到了巴黎大学的教授职位，而她只得到了一个普通职位。

居里一家

皮埃尔在一场意外中不幸去世后，她才成为巴黎首位获得教授职位的女性。后来，就在她得到第二个诺贝尔奖的几个月前，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拒绝了她的入会申请，给出的解释是女性不能成为法兰西学院（Institute of France）的一员。

最近，很多研究者分析了文化变迁如何使歧视随时间而减弱，从而解释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经济学家拉克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ández）、亚历珊德拉·福格里（Alessandra Fogli）和克劳迪娅·奥利维蒂（Claudia Olivetti）特别关注了丈夫对妻子参加工作的偏见。他们提供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早期，婚姻市场歧视职业前景更好的女性。在1890年出生的群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一直未婚的概率是31%，而低学历的女性只有8%。显然，很多男性寻找的是一个忠诚的家庭主妇，教育和职业野心意味着更多的麻烦而不是机会。

进一步，这些态度源自男性的原生家庭。例如，如果一位男性的母亲在他童年时是工作的，那么，他成年后更可能与一个职业女性结婚。这个例子展现了我们所强调的重点——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可以延伸到对性别角色的态度。

现如今，不仅是男性改变了对职业女性的态度：女性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时，鉴于当时主流的性别角色，女性可能会担心参加工作的决定会影响她们的家庭，特别是她们的孩子。在另一项研究中，费尔南德斯提出随着时间推移，女性逐渐意识到另一种生活也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更有吸引力。对工作的向往一代代传递下去，最终形成全新的社会规范。

在工业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后工业化）国家中，女性和男性的经济角色近几十年显著趋同了，这意味着父母教养男孩和女孩的差异也有可能消失了。如果父母对男孩和女孩有相似的计划和期许，以及对有用的价值观和技能看法类似，那么他们会用相似的方式对待男孩和女孩。

虽然性别角色整体上是趋同的，但是如今人们对待性别的态度仍有很大不同，有些人赞同近乎完美的性别平等，而其他人继续支持更传统的性别角色区分。

我们的理论可以推出态度的不同会反映在教养方式上：如果父母觉得他们的女儿应该专注家庭生活和母亲身份，男孩应该主要赚钱养家，那么他们会有强烈的动机把这些观点贯彻到育儿决策上。

考虑以下陈述：“有些工作应该是男性做的，而有些是女性做的，他们不该干错各自的工作。”同意这个陈述的父母偏爱传统的性别角色。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样的父母会将女儿和儿子按不同的性别角色培养，因此教养方式也会不同。父母如果认为女性和男性应该遵从被社会狭隘规定的角色定位，而不是依照自己的喜好，自然不会重视独立性，因而更可能是一个专断型家长。

数据支持这种预测。在美国，很少人赞同性别角色的严格区分，超过80%的回答者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上述说法。与大多数人相比，同意这个说法的那些人更可能是专断型，更不可能是放任型。即使当我们控制了其他因素，比如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年龄和种族，认为男女工作应该区分开的那些人是专断型的概率几乎是放任型的两倍。

父母的性别态度与经济变量高度相关。特别地，偏好传统性别角色的回答者比偏好性别平等的回答者家庭收入更低，受到的教育更少。

美国不同性别25—29岁群体中完成4年大学教育的比例

上图展示了美国青年女性和男性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比如，至少四年本科）。1940年以前，大学教育非常罕见，局限在小部分精英群体，无论男女比例都低于10%。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男性教育水平开始快速增长，而女性却没有。在五六十年代，男女教育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男性完成大学教育的数量几乎是女性的两倍。6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教育开始快速增长，同时段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工作。到90年代早期，女性教育水平追上男性，而如今更多的女性完成了大学教育。

历史上，女性和男性被教授不同的技能。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法布里奇奥在意大利上中学时，女孩和男孩会坐在一起，这是当时意大利教育系统一个相对较新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例外。当到了学习“应用技能”时，男孩和女孩被分开了。法布里奇奥回忆起自己搭建蒸汽机原型的失败尝试，而与此同时他的女同学们在学习缝纫、烹饪和招待客人。在分裂的意大利高中体系中，如果一个职业学校的名字中有“女性气质”这个词，那么，那些职业学校的任务大多是通过教授得体的餐桌礼仪和家庭管理来培养现代尽责的家庭主妇，或者培养女孩成为速记员和打字员。而男孩却可以上工业技术学校，在那里女孩的比例少得可怜。

性别不平等并不只存于久远的历史中。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诺拉的班级里，男女比例达到3:1，反映出科学和技术领域一直存在性别差距。当玛丽亚（法布里奇奥的妻子）辞去了她在苏黎世大学经济系的教授职务后，系内就没有女性教授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学校——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情况稍好一点，但是消除学术上的性别不平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