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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一统封建时代的中华道学(三)

 条山石头 2020-08-25

三、明末之清谈

赵宋王朝行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其文官政治愈加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繁荣程度超过唐代,但因其武备较弱,遂有辽金西夏之患,最后终于被蒙元所灭。然而南北宋长达三百多年,承隋唐儒道释三学合流之势,以儒家学者为主体,出入三学,汇通有无,参赞化育,综合创生,终至中华学术思想攀上最高峰。

(一)三学合流成二学

中国学问自春秋战国大道分殊化百家,至秦汉一统遂成儒道法三大家,经魏晋南北朝渐成儒玄(道)佛三家,隋唐以降迄宋明三家合流又内化理学、心学两脉:理学合命、性、气、理,成就中华文化之统;心学一道、性、情、心,生成中华文化之本。

中国学问皆本于道,道本于无,成于有,故不可分。春秋战国创生百家之学,皆是从不同视角体悟道而成一家之言。因此,笔者认为中华文化是道(也可说是心,道心、人心在根本处不二)本文化,源于一,其不同于源于二的西方文化:存在(Ontology)、是(Being),由此发展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中华道本文化源于一,太极(即道),化生两仪,阴与阳,其学问成两大流派之相济互补之状:春秋战国有儒与道,秦汉有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有儒与玄(佛学非本土学问,下同),隋唐有儒、道(佛走向中国化),宋明有理学与心学,至清代有汉学与宋学。只是东汉时期有佛学自印度东传入华,至唐完成其中国化,故有宋明三学合流创生理学、心学之说。

(二)中华道学会巅峰

中华道学经隋唐道、释之蜕变,至宋明创生理学、心学。大道体无用有,大化流行,氤氲化生,生生不息,创生万物(有),道体器用不二,故程颢自家体贴天理,由生之谓性,性即理,天地万物各得其理;陆九渊顿悟发明本心,宇宙即是吾心,天地万物统一于心。天理合则为道,分则为性,性即理也;人心本于道心,禀性理之全,存乎天地万物之理,心即理也。理学家讲心统性情,亦可说心统理情,与心学联通;心学家论心之良知可致天理于万事万物,与理学不隔。二者实是一体两面,理、心“合且通”,成就中华道学之巅峰之大业。

(三) 圆融神通止至善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宋明道学以理为统、以心为本,知有所因,天理昭昭;行有其主,仁心良知;天理与人心不二,即知即行,知行合一。宋明道学真正达到了圆融神通,止于至善之境,如像宋儒胡宏《知言》云:“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动,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 公元1179年春,陆子寿(复斋)访朱熹,朱和鹅湖二陆诗一首曰: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看来,朱老先生早已通晓理学、心学实为一家,二学合一才是达到“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的至善境界。大约过了三个半世纪,公元1527年农历九月初七,明儒王阳明与其弟子有个著名的“天泉证道”,阳明先生有“四句教”曰: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其学生王畿(龙溪)也做了四句曰:

无心之心则藏密,

无意之意则应圆,

无知之知则体寂,

无物之物则用神。

笔者理解,阳明先生的“四句教”其实包含其思想体系的三部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诚如之说:“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但从心体上说,他是赞成龙溪“四无”之说的,而从功夫上说,他也同意钱德洪的意见,二者只于利根、钝根有别。笔者曾将中国人之精神活动结构描写为“本我——和我——纯我”三位一体,照此说来,阳明先生的“四句教”是其活动整体的应然之教,而龙溪的“四无”则是“纯我”(即无我之我)的性状悟得,是“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的展开;德洪意见是“和我(异我——和我——合我)”功夫的辩证展开。

宋明道学是中华道学发展到至善的标志,诚如《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近道矣。”剩下来的便是经世致用。宋明道学后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儒走上经世致用道路,以至近现代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家开展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

(四)明末清谈之浅见

王阳明故去后,出现了时间不长的明末清谈之风。经世派认为,清谈心性是造成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结论,笔者不以为然。明末清谈之风很有局限,只风行于士林之间,况且中国士大夫自古就有清谈传统。前面曾说到过魏晋清谈,可明末清谈与魏晋清谈都是局限于士大夫中,前者适逢明末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天下已呈乱象,后者发生在天下分裂、军阀割据、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之时,似有某些共同点,但这并不重要。笔者认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处在中华道学两个整合升华后的时期:魏晋清谈是在儒学成为中华文化正统后,追寻其本体的思索,主要围绕着有无、本末、体用展开,但未有自觉落实之主体;明末清谈则是中华道学完成了命、性、理、心的大统合后,以心为统摄主体,天地万物“合且通”,实是由以无为本的宇宙观思考落实为以心性为体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玩味省思,用现在的话语说就是对天人合一(合我)升华为天人化一(纯我)后的审美思考、高峰体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宋明道学真正实现了孔子真善美合一的至善境界,而明末之清谈则在以心性之学圆融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方面起到助推作用,使得我们中国人在精神文化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屹立最高处揽括世界文明!但总体言之,明末之清谈缺少魏晋清谈大胆创新之风格,少有新见,盖因宋明道学已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迈圆融、精深通达的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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