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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金融资本主义、控诉民主代议制的“黑夜站立”运动不仅在法国六十多个城镇“安营扎寨”，还走出法国，蔓延至德国、比利时； 在美国，约4000人聚集到国会山静坐示威，他们以“金钱出去，人民进来”等口号，喊出了99%人群对“金钱政治”的愤怒……“占领华尔街”轮番在美欧上演姊妹篇。 精英阶层不但遭遇来自外部的炮轰，自身也屡屡献丑，“棱镜门”、“邮件门”、“空饷门”，门门不乐，美欧政治精英光环尽失。 困扰西方的还远不止这些，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难民大量涌入英、法、德、意诸国，使这些国家深陷于难民危机不可自拔。 而恐怖分子似乎就隐匿在难民当中，他们像一颗颗被远程遥控的炸弹，随时制造出巴黎恐怖袭击、柏林恐怖袭击等人间惨案，这表明阻止中东“极端势力”上位执政立下头功的“欧洲游戏规则”，却反过来让极端势力在欧洲政治版图的中心舞台上“长生不老”，欧洲社会动荡不已。 难民和恐怖主义纷扰，成本分摊不均，加深欧盟内部的裂痕，英国率先“脱欧”，意大利大选后退出欧元区的概率陡增；受“脱欧”影响，英国国内又“后院起火”，苏格兰、北爱尔兰政党领导人都放言“英国脱欧就脱英”……欧美国家落得一地鸡毛。 欧美国家当下所遭遇的困境，其实折射出资本主义已陷入全面危机。 众所周知，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支柱。 它刺激创新、提升效率、满足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 但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运行准则是，各国生产要素或资源等禀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交易，市场竞争又建立在要素、资源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来，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在全球贸易中拿大头的好处，进而优势强化，愈变愈强，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加大。 在第一轮三元结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全球化产业链体系中，美国虽然善于搞货币扩张与收缩，在一涨一落的美元潮汐中，通过通胀税赖掉部分债务，进而拿生产国购买低息美债流回的美元再输入生产国投资获利，即“二重剪羊毛”。 但中国（生产国）却是本轮史无前例的全球化大跃进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中国具有巨大的劳工禀赋优势，搭借WTO平台，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吸引外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美国与中国经济从强对弱变成了分庭抗礼之势，拥有贸易竞争优势的中国享尽世贸红利。 而资源国在全球化体系中是最缺乏话语权的、也是最惨的。 没有工业基础，偏态化的资源频频被“剪羊毛”，毕竟，美国攻击资源国不费吹灰之力，直接在自己掌握定价权的资本市场上大肆攻击大宗商品的价格即可，结果资源国经济全线崩溃。 各国经世界贸易大洗牌后，国家发展很不平衡。不仅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也愈加显赫。 因为：各国在世界贸易中都拿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在全球配置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但问题是呈现比较优势的要素、资源大多控制在大财阀、大商家手中，很少与民众有关，于是，少数财阀、商家经全球化流通体系捞到了足够的好处，进而再度循环、强者恒强，普通民众处境却越发凄惨。 中国包括王健林、宗庆后等商业大佬在内的前1%富裕群体，已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而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6%；底层50%人口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21%降至目前的15%。 同样，美国掌握跨国金融资本的富人在全球化中展现了巨大的财富积聚能力，2000年-2016年最富1%人口的财产份额翻了一番，最富0.1%所占份额更是从1.1%猛增到3.2%，底层50%人口的收入占比反而下降了1%。 中东地区垄断石油等资源的王公贵族因卷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浪潮而富甲一方，另一边却是住土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穷人。 失衡必然产生后果，全球化的“输家”揭竿而起，民粹主义运动、恐怖主义袭击在欧美风起云涌，这本身证伪了资本主义； 失衡也预示着调整，英国“脱欧”带来一体化、全球化的回缩，这是来自内部的、对自由市场世界贸易的纠偏力量。 而从根本上讲，五大方式集中在当下爆发，对资本主义原有的一整套运行规则釜底抽薪。 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个性化的消费方式颠覆了标准化、规模化大生产及批量贸易； 互联网的交换方式消除一切国别、身份地位、阶层等级的差别，促进人类互动、全员参与，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一语中的：“互联网是抹平世界的力量”，全球鸿沟和社会鸿沟在互联网上遭到对冲； 基于人性的生活方式淹没了工业化的流水线制，过于追求物质及其生产的市场模式不得不扭转； 五种方式竞相迸发，宣告了自由市场、世界贸易及依附于其上的国家、阶层失衡加剧范式的终结，由此充当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时代背景切换，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走下坡。 特朗普反对自由化、全球化，倾向“孤立主义”与战略收缩，回归美国本土利益、底层民众利益，进一步迎合和强化了该趋势。 特朗普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上台，实践“特朗普主义”，这意味着原来西方引以为豪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将出现扭转，资本主义制度从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颁布时的初步确立，到经过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而最终确立，后来以英国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和贸易模式不再能推动全球发展时，美国接棒前行，将之推进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也即运行了300多年的资本主义形态如今面临着大拐点。 资本主义陷入穷途末路，“特朗普主义”能走多远也备受质疑，不少人认为人类社会就此坠入了深渊。 而实际上，新的社会形态——共享经济正艰难上路。判断社会形态如何向前演进，依据是客观现实，当下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五大方式。 换句话说，五大方式既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者”，又是新社会形态的理论原点。 互联网的特性是去中心、去权威，突出合作协调、互利共赢，互联网金融捧红了小贷、人人贷，抗衡金融大亨和银行垄断，“众筹”模式抛弃大资本，打开人人投资的新局面，“互联网+”提供人人可创富的平台； 网格化的组织使全体民众参与其中，又将全体民众动员起来，甚至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赋权； 基于人性的生活方式不再在乎物质的生产与堆积，而是讲究物质的使用与分享； 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大幅提升效率，让社会有更多的剩余时间以共享的方式提供服务或者使用商品……统统这些都指向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不可逆，“改朝换代”的时刻来临，共享经济已被“代表新时代的模式”黄袍加身。 共享经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所谓的共享经济，就是通过共享个体的资源、物权，粘接碎片化的用户需求，以使使用成本最低化、使用效率最大化。 共享经济从扩大用户覆盖面、提升资源利用率层面来优化资源配置，非自由市场经济那种使资源偏态分布意义上的“优化配置”，故而能够对失衡的状态进行根本性改良。 不过，共享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其成型不仅要具有“共享”的制度和灵魂，而且要有经济上的支撑，毕竟社会模式和经济基础密不可分。 或者反过来说，共享经济的成型不仅体现在微观领域共享业态蔚然成风的“治”道，还要兑现为体制、框架上的“制”道。 从实际看，过去计划经济的国家分配、平均主义多少触摸到了“共享”的精髓，但当时物质短缺，注定了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享。 这种最初级、最朴素的模式可看作共享经济的1.0版。 眼下，物质明显过剩，走共享道路有了经济前提，所以由Uber、摩拜、ofo等领衔的“共享经济”被吹上了天，但此种“共享”标志多、实质少，在信用未到位、资本乱劫持的情况下，无法上升为一种体制架构。 这种仍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共享经济”可看作是2.0版。 社会主义的“社会”扼制“资本”，社会主义牵制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与共享经济天然相通。 而当前的社会主义体制尚未回归“社会”的中心，未来1-2个年代，随着政府更多向社会倾斜、“三公”原则落地以及社会力量的崛起，社会主义将面目一新。 升级后的社会主义将成为共享经济的3.0版。 但若将视域放大，社会主义还仅是一国国内的共享，因为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犹在。 到本世纪中叶，去国家化全面展开，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逐渐“多极一体”化，共生社会将形成。 共生社会将是共享经济的4.0版。届时整个世界将同体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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