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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想要快速实现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毫无疑问道阻且长。 
中国的粮食安全越来越依赖于进口，这赤裸裸地将中国的“农业危机”摆在眼前。 作为全球第一的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国21大类农产品中却只有5类实现自给，2017年农产品进口金额达1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2.7%，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至7.9%，幅度为2007年以来最大，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81万公顷。 不单如此，中国农业还迈入了“高成本”时代。人工成本高、土地成本高，可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却远远不足，中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之比甚至超过了90∶1，以致有人调侃，“90个中国农民不抵1个美国农民”。 抛开单一的农业产业化不谈，就连在体验经济造势下蓬勃发展的民宿、乡村旅游，也大多是由投资个体、农户利用自有房屋个体化经营，产业链条松散、管理不规范且乱象频出，黑龙江雪乡“宰客”、温州房客价值6万余元的行李失窃等负面消息时有曝出。 农村产业化的惨淡现实，无疑也道出了农村产业化转型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必然性。 
那么，身为一个农业大国，还有政策资金持续增援，为何农村的产业化程度还会如此之低呢？ 其实，首当其冲的归结为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动直接导致了农村产业的“空心化”。 不单城市化虹吸农村人口，城乡收入反差巨大也将农村置于鄙视链底层，市场经济又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营收选择，以致“60后、70后”不愿种地，“80后、90后”不会种地，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耕地闲置撂荒现象严重，种粮反而由“主业”变成了“副业”。 再加上资本的先天趋利性，早期也总是有意识地避开价值投资洼地农村。农村的“智力”、人力和资金基本被掏空，也直接导致了农村产业的空心化。 而且，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吊起农村发展积极性，引领农民致富的土地承包制，正面临农村“用工荒”地冲击，其自身分散、个体经营的形式，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 美国农业傲视全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产业化体系”，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以不到1%的农民养活了3亿人口。 而中国农村不单仍旧固守着地权分散、包产到户的小农式经营模式，还得兼顾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土地分配，这也造成了农村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难以迅速呈现。 况且，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城市化，都意味着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尚需时间消化，这也意味着农村的产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渐进式向前推进。 美国的城镇化率为83%，中国的城市化率水平仅为58.52%，还是美国1950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城市化仍在半道上，城市结构性转型还未完成。 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还不足以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就业转移安置。在诸多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想要快速实现农村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毫无疑问道阻且长。 
其实，农村产业化的积贫积弱还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即政府一方面推行城镇化，另一方面又往农村拨款。 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拿出“真金白银”，2017年中央向农村拨款3.4万亿元用于城镇化建设，结合城镇化消化楼市库存，鼓励引导农民进城落户，以致农村也罕见地出现了“用工荒”。 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乡村人口5年减少了6816万人，每年平均有7000多个村委会被取消，每天还会有高达20多个村庄被消失。不单“村村合并”常态化，农村的人口结构也严重失衡，“993861（老人、妇女和儿童）部队”成农村的主力。 因此，即便各个渠道的政府政策与资金源源不断地向农村倾斜输送，但在人口结构断层造成“智力失衡”、“用工荒”的背景下，再多的补贴与投入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虽然，2017年中央投入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86亿元，投入287.4亿元支持25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他各个渠道的补助资金也可谓是不计其数。却殊不知，别有用心者上下串通、架空政策，农村已经成了贪腐和黑恶势力共同套取的“唐僧肉”。 过去3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35240人，仅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就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1.1万余人，其中扶贫开发领域1892人，同比上升102.8%。北京一个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就可以挪用8.2亿人民币进行理财。 说到底，还在于农村人口结构断层，以致新的政策信息、新的农业科技等应有的效能都无法直抵农村。 “好钢未能用在刀刃上”，政策的双向矛盾撕扯也让农村的产业化运营遭遇梗阻。 
但毋庸置疑，国家不可能放任作为“大国根基”的农业成为中国的短板。事实上，在政策与市场的助推下，农村产业化的诸多崛起变量早已潜滋暗长。 为了抹平城乡的二元性差距，政策杠杆倾斜，基本建设正由城市转向农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度出现了“职业农民”的字样，2013年“家庭农场”又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面临淘汰。 而乡村振兴的行政号令一响，村村通、路路通正努力打开城乡勾连通道，返乡创业、电商下乡、房地产转投农村等，陆续释放出农村产业化的新动能。 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政策支撑的背景下，大量社会“资本、智本”纷纷涌入农村。联想进入水产、养殖业，网易丁磊养猪，京东商城刘强东种大米，房地产大佬搞起了民宿业和特色小镇…… 资本与商业的联合推动，正倒逼农业由分散转向集中，改变农村原有的产业结构，以及分散型的落后经营模式。 不单如此，工业经济与新科技也开始反哺农村。包括互联网经济、自动化控制在内，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整合在历经试验——错误——改进的循环之后，呈现出螺旋形上升的情形。 无人机高速播种、农产品深加工、互联网电商销售等都已经开始反哺农村。 上述变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转机与希望所在。 不过，不得不承认，农业向现代化转变还仅发生在局部地区，中国量大面广的农业、农村与现代化还相距甚远，且这个转变还需要更大强度的政策与资本来撬动。
毕竟，从南到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差异比城市的差异还要大得多，不同地区适用于不同的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一种成功模式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相关的探索还有待推进。 需要强调的是，农业的现代化是农村现代的基础和前提，农业实现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运营，农村现代化指日可待。 进一步来说，农村的现代化决定了农村的“宽度”，农村的产业化将直接决定农村的“高度与文明”。 而为了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的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特色小镇以及家庭农场，将是今后农村主要的着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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