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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尊真伪再考辨 吴盛亚 內容摘要：录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真伪迄今仍无定论。容庚曾认为此器乃卣之有铭残底而镶入无字尊内。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公认，近年来也不断遭到质疑。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未公布录尊的X光射线透视照片，学者的讨论多基于对器物外部的观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本文采用版本学的思路，对录尊的收藏与流传历史进行梳理，共勘校十一种铭文拓本，考察其各自产生的时间及彼此的因承关系，发现拓本可以截然分为两类。而只有原器损毁，有铭文的卣底镶嵌到尊内这一过程，才可能导致两类拓本之间差异。 关键词：录尊拓本 版本学 真伪 流传 录尊（又称录 需要强调的是，《故周金》在体例上对于某些器物补充了X光射线透视照片。如容庚曾怀疑静卣（《集成》5408）乃片铜补缀成器，并伪刻盖铭。《故周金》配以X光射线透视照片，以证容说有误。但对于录尊，《故周金》仅作出“细审器底，似未见有嵌补痕”的判断，却未著录其X光射线透视照片，反倒是澄而不清。上述学者的讨论也多基于对器物外部的观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容庚曾提到录尊铭文的四角有所损伤，这提示我们可以从版本学的角度对录尊进行考察。梳理收藏与流传的过程，对勘诸家的著录情况，有助于深化对录尊真伪的讨论。 01 录尊的收藏与流传历史 录尊出土的时间地点不详，其摹本最早见于1930年罗振玉撰集的《贞松》卷八，称为录 录尊的流传情况大致如下：1930年前，罗振玉见之于都肆；1930年后，归于刘体智；1936年南京中央博物院购藏善斋藏器，归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48年运往台湾。 02 十一种拓本的比对 根据录尊的流传情况及《铭图》提供的著录信息，我们比对了：1.1930年《贞松》8.32.1；2.1934年《善斋》4.91；3.1935年《小校》5.38.3；4.1936年《善图》图127；5.1937年《三代》11.36.1；6.1958年《故图》下下222；7.1978年《汇编》139；8.1983年《总集》4879[13]；9.1990年《集成》（初版）5419；10.2001年《故周金》66；11.2004年《国史金》图149；12.2007年《集成》（修订本）5419，共一件摹本与十一件拓本，可以发现拓本分为A、B两类系统。 A类拓本（参图1）的特点是：右上角“王”仅缺一横笔，下部的“敢”、“周”、“淮”、“用”、“彝”几乎不缺损笔画，整篇铭文的字迹几近完整。A类拓本最早著录在1936年编纂成书的《三代》中，此拓本很可能是罗振玉在1930年前于都肆见到原器时便已经得到了，由于其与B类拓本迥然有别（详下文），不可能是录尊流入刘体智手中之后再拿到的[14]。通过比对拓本，尤其是右上角的泐痕与左下角的印章，可以发现1983年严一萍编著的《总集》直接取用了《三代》之拓本。先后两版《集成》使用的拓本当是来自同一底本，可能由于印刷或排版等原因，修订本的拓本更加完整。两版的《铭文说明》中均指出，此拓本的来源是考古研究所[15]。《集成》凡采用刘体智之拓本者，其铭文附近多有“善斋所得彝器”之印章，在每卷末的《铭文说明》中均会注明，因此其拓本并非刘氏之拓本，并且是在录尊归于刘体智之前拓印的。《国史金》是王献唐初成于1943年的遗著，后由王文耀整理，于2004年出版。原稿均无器形与铭文图片，王文耀整理时为之作了补配[16]。通过拓本的比较，尤其是右下角“夷”字右边之泐痕，可以看出王文耀选用的是《集成》（初版）之拓本。 B类拓本（参图2）的特点是：左下之“彝”字未见，“用”字亦缺左下部分；右下“敢”字仅存上部之弯笔，“周”字仅存上部分，“淮”字下部亦有残缺；右上“王”字只见最后一横笔及竖笔最后一点残画。B类拓本最早著录于1934年刘体智编著的《善斋》。根据上一节对于录尊流传信息的梳理，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时间提前至1931年。1935年同样是刘体智编著的《小校》及1936年容庚编著的《善图》均是采用《善斋》之拓本。《故图》与《汇编》并未交代其采用拓本的来源，但将其置于诸家拓本中审视，可知亦是本自刘氏。《故周金》的拓本乃张银武重新墨拓[17]。拓本完整，四角均已拓全。无论是从拓本还是彩照来看，三个角上的铭文仍缺失较多笔画。 游国庆云“《三代》11.36‘录尊’铭拓与台北故宫‘录尊’之铭拓同，容氏引《三代》而言‘原乃卣底’不知何据。”[18]通过上文的比较，其所谓“铭拓同”是错误的。无论《三代》还是《集成》之拓本都与《故周金》之拓本迥异。A类拓本在时间上早于B类拓本，并且铭文更完整。至于容庚之所以称“原乃卣底”，则是根据罗振玉的记载。罗氏在古玩商手中见到了该器，并称之为“录 如果录尊一直保存完好，那么时代较早的A类拓本边角上的笔画为何会消失不见呢？这恐怕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03 小结 结合流传历史，此件器物由录 录尊真伪的判断对器物形制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西周早中期，有尊、卣匹配的现象。张懋镕曾对成组合的尊、卣进行过全面的统计与考察，指出西周中期，尊与卣纹饰不同者只有一组[19]。而这一组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录尊（《集成》5419）与录 关于青铜器辨伪，除了调查来历之外，主要是从器物与铭文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采取观察或者科学检测的方式。张光裕曾说：“但今日的公私家所藏铜器如果动辄即提出目验的话，似乎不大可能，因此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暂时仍在传统的方法上寻求更深入的了解。”[20]就录尊而言，尽管最终仍需台北故宫博物院采用新的科技手段对该器进行检测，并将详细结果公之于众，以祛学界之疑。但在目前的条件下，本文从版本学的角度勘校了十一种拓本之后，认为容庚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不宜轻易否定。 最后我们准备简略谈谈版本学在甲骨学、青铜器学研究中的作用。学者多已强调优质拓本或照片的重要性。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版本学的方法，考察研究对象有过哪些拓本版本，不同版本之间有无渊源递嬗关系。比对不同的拓本版本，不仅仅是为了找到最好的拓本，还可以揭示器物保存、流传过程中某些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是无法只通过观察最新或最清晰完整的拓本所能得到的。甲骨学方面，有学者就曾对《殷契粹编》的版本进行考察，指出《殷契粹编》六种版本的底本只有两个，并且通过比较看出了部分甲骨的保存状况[21]。青铜器学方面，对每一件青铜器的旧著录作版本学上的整理，无疑是青铜器学走向精密化的体现，也是青铜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步骤。本文对录尊铭文版本的整理，仅仅是这一过程中的一小步。 本文蒙陈英杰、张光裕、田率三位先生赐阅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本文引用金文著录书简称表： 《贞松》——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0年石印本。 《善斋》——刘体智：《善斋吉金录》，1934年石印本。 《小校》——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石印本。 《善图》——容庚：《善斋彝器图录》，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 《故图》——台北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编，“中华”丛书委员会：《故宫青铜器图录》，1958年。 《三代》——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 《总集》——严一萍编：《金文总集》，艺文印书馆，1983年。 《汇编》——巴纳、张光裕编：《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艺文印书馆，1978年。 《集成》（初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 《故周金》——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西周金文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 《国史金》——王献唐著，王文耀整理校订：《国史金石志稿》，青岛出版社，2004年。 《集成》（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 《铭图》——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本文注释： [1] 容庚：《善斋彝器图录》，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第33页。 [2]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第223页。 [3] 初版《集成》称录 [4]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疏要》，香港书局，1974年，第104页。 [5]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西周金文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第280页。 [6] 游国庆：《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铜器著录与西周有铭铜器考辨》，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25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四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3508页。 [8] 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二十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9页。 [9]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0年石印本，第32页。 [10] 容庚：《善斋彝器图录》，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第3页。 [11] 孙稚雏：《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三代吉金文存》卷末附刊，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12] 参看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75-77页。 [13]《总集》5499重出摹本，可能取自《贞松》。 [14] 1937年行世的《三代吉金文存》著录的录尊铭文左下角有一方印章作“叔言审定”，亦可说明此拓本并非采用刘体智的拓本。 [15] 从《集成·出版说明》得知《集成》所采用拓本的一个主要来源即考古所多年积累的旧拓本。参王仲殊：《殷周金文集成·出版说明》，中华书局，2007年，第10页。 [16] 王文耀：《国史金石志稿·整理凡例》，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7]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故宫西周金文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年，第15页。 [18] 游国庆：《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铜器著录与西周有铭铜器考辨》，第224页。 [19] 张懋镕：《青铜器定名的新方法：组合关系定名法——以青铜卣的定名为例》，《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24页。 [20] 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疏要》，第153页。 [21] 黄益飞：《〈殷契粹编〉版本简论》，《文献》2017年第5期，第40页。 作者简介 吴盛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土文献、古文字学。 原载《文献》2019年第4期，第78—85页。 微刊小编：徐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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卣”，更无必要专门记录此“尊”与端方所藏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