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阳明早年“致君行道”，不料中途遭遇“廷杖”之辱，开始转型思考“觉民行道”，“致良知”。前者是对他人内心秩序的干预，后者是自我为义，以为自己的世界有理想国，以为自己可以影响他人的生命。皇帝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顽固，你王阳明作为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影响和改变皇帝呢？至于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更是无知的僭妄，高估了知识人的能力。 这正是一代大儒或者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缺陷所在，没有真理引路，也不能深刻认识自己，导致思想从来没有张力。没有真理的人生就是瞎子摸象，不认识人性的幽暗，就只能剑走道德，就只能高估自己，幻想自己的知识的高迈与德行的优越。 知识精英如此，民众更是仓惶，中国人几千年不进步，在于对真理的迷失，在于对人性的短视，尤其是对自己的短视。 短视加上高估自己，我们的人生段位实在是太低，差不多低成了动物世界。 王安石推崇《诗》《书》《周礼》等儒家经典，吸收佛教大乘思想，自以为已经具备了“内圣外王”的大格局。但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却致力于“得君行道”的制度设计，想方设法把国家改进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这是一个看不见真理的儒生最容易采取的方式，没有终极价值，就只能拜倒在权力之下。 可怕的是，虽然这种短视的格局传承千年，却没有一个人立足于自己的人性论和认识论来试图怀疑自己。所以中国从历史到今天，任何意义上的所谓改革其实都是与皇权共谋，都是为了替政权续命。从来没有一场改革是为了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从来没有一场改革是基于民情秩序的自发秩序，都是一些儒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平天下理想的精神病发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感动无数人，但从来没有人追问这里的“天下之忧”或者“天下之乐”到底是指什么。儒家向来追求“天下有道”，但“天下”是一个总括性词语，类似于人民、百姓。而历史事实作证，中国语境的所谓百姓、人民之类的大词语，通常都是皇帝为了掩盖自己无边的权力欲望故意制造出来的几个垃圾桶。 正是在这些大词语背后，中国历史只看见群体，看不见个人，看得见时代的兴衰，却看不见一个人的苦难。个人的自由权利被“天下”意识遮蔽，人们所谓天下之忧，不过是自作多情的替皇帝分忧。这才是中国人价值观层面最大的缺陷，几乎无人幸免。 很多观念的陷阱都是从原初观念就已经开始了，从而构成了我们的观念的习惯和习惯的观念，并固化了我们的行为习惯。所以一个真正想思考的人，必须看到先秦思想的不足，孟子说，斋戒沐浴，然后可以事上帝。所谓斋戒沐浴，就是个人修炼。颜回说，其心三月不违仁，所强调的是个人内心的自我审视。庄子直接提出了心斋。所以韩非跟着说，虚心以为道舍。这一系列的名人名言，意味着先秦的思想家普遍重视把心修炼到完全净化的水平。荀子说，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强调人的悟性，而不是细分和思辨。天人合一的观点就是这么一路传承过来的，事实上是把人抬高到天的位置。 人类面对自己，或者说一个人面对自己，最正确的方法论应该是首先承认自己有限有罪有罪，然后细分人性，展开针对自己的彻底怀疑与批评，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如果让我按照自己的主观偏好展开我的观念思辨和行为逻辑，那么我一定会毫无疑问地走向绝对的人性黑暗深渊，变成一个货真价实毫无底线的疯子和魔鬼。 一开始就要承认自己有罪有限，但中国人恰好是相反而行，一开始就把自己锁定在完美无缺的人性状态，然后幻想自己的人性可以靠着自己的修为抵达仁义、虚心、大清明的理想境界。中国人的行为由此失去了时间张力和空间张力，导致思想长期处在静止状态，那些看上去热闹的历史不过是中国人小范围的窝里斗，与思想张力无关，与时间和空间无关。 这是一个近似于一潭死水的国度，观念失去张力，历史就失去张力，中国人这种观念的习惯性秩序的自负与僭越乃是从先秦开始的。但我们现在的读书人，依然把先秦解释为中国的黄金时代，解释为我们的理想国。 所以，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反复讨论的“修养”这个词语，就属于典型的理性自负和伪善，因为强调的是自己培养自己，自己提升自己。我很诚实地对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无赖，我靠自己来提升自己，没有任何可能性，因此只能祈求上帝的赦免与拯救。当我这么思考，我和你们形成了生命的鸿沟：你们通向伪善，我通向自由。你们在一片寂静中混吃等死，我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向着标杆直跑。 “子不言怪力乱神”，孔子的这种思想方法，隐含思想史的巨大转型。即儒家放弃对“巫”的追问，只关注“心”学。放弃对神的仰望，只关心人的建设。“巫”的本意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介，类似于圣经语境中的先知或祭司。由此中国人失去了思想的坐标系，放弃了形而上追问，也失去了管理世界的张力，以至于中国人前面看不见神，后面看不见人，只看见人们堆积如山的道德伪善习惯。 因此我们只能在人和人之间通过攀比寻找存在的意义，并且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想象成君子，把别人想象成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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