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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 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 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钱先生原名恩，字宾四，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自1912年始，在乡村任小学教师；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来学术思想史，出版有关著作，其学术名流地位已逐渐确立。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渡，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  这部著作于1940年出版之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子，激发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忱。抗战八年，先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极具影响。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先生于1949年移居香港，当年及次年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先生在艰危困苦之中正式创建新亚书院，并亲任院长。自此，钱、唐诸先生惨淡经营的新亚书院成为护持祖国传统文化的重镇，造就了许多人才，培育了可贵的新亚精神。20世纪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20世纪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亦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先生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宾四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先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皇皇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等，以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他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  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专才，一位学问家，一位史学巨擘，而且是一位通儒，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术著作和讲演不仅仅有学术的、学理的价值，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他以诲人不倦、著述不倦的一生，以整个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捍卫、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他肩负着“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 20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西化派还是苏化派，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把民族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这种潮流面前，钱先生与他的同道从不同的角度维护民族精神，护持“中国性”，张扬民族个性，抉发传统文化的精华，加以创造性的重建。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啊！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识见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钱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钱先生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他指出，历史是一种经验，一个生命；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也即历史精神。他还指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他认为，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在变化中有持续，在持续中有变化。“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他主张吸收、融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同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他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坚信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定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  钱先生的生命是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生命血肉相联的。陈寅恪挽王国维，吴宓赠陈寅恪，都有“文化神州系一身”之说。同样的，作为民族文化的托命者，钱穆先生亦是“文化神州系一身”的人物。他的生命洋溢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民族文化的振兴为己任。 钱穆一生把为学与做人密切地结合起来，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大半是在中华民族危亡和中国文化日渐衰弱的年代中度过的。他不辞辛劳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他一生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共终始。他说：“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因此，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浸透了血和泪，浸透了深厚的民族悲情和历史意识，充满了对过去的思念与敬意，对未来的企盼与信心。  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困难，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意义结构的解体、自我意识的丧失、精神世界的危机，钱先生的生命的呼应与存在的实感，化成他的学问、业绩、演讲、著作，苦心孤诣，感天撼地。他的学问与他的生命浑成一体！ 文字摘录自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10） （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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