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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启功也是天潢贵胄。他的先祖弘昼，是雍正第四子乾隆的弟弟，只比乾隆弘历晚生了一个时辰。但启功可一点不想沾皇族的光，他独创“启”姓，字元白，要在第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做堂堂正正的始祖。他在自己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的姓氏。有人与他书信，題“爱新觉罗·启功收”，他只是微微一笑，不当回事。后来这种信件多了，他就明确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靠自己本领挣来的身份、头衔，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史馆馆长、书画家和文物鉴定家，启功是认可的，但不会举着这些招牌到处招摇撞骗。启功这辈子最感恩的人是陈垣先生。他曾经很动情地回忆说：“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老师教导，经历近四十年。”为报此恩，耄耋之年的启功伏案三年，呕心沥血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一百六十三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来自老校长陈垣生前的诗作：“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这位励耘主人，当年任辅仁大学校长，有人把启功推荐给他，他安排启功去教辅仁大学附中一年级语文。结果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院长发现启功连中学文凭都没有，就把他给辞退了。陈垣知道这件事后，又把启功召回辅仁，让他在美术系当了一名助教。他相信师从贾羲民、溥心畲、齐白石的启功，既有绘画知识，又有绘画能力，完全胜任这个工作。结果又没想到，分管美术系的还是之前那位院长，于是启功再次失去了工作。几个月后，陈校长第三次召回启功，让他在辅仁大学继续执教。建国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7年，在校长陈垣主持下，评议新增教授人选，启功在会上获得全票通过。但正教授的帽子没戴几天，就被右派帽子替代了，还被降级为副教授。启功在运动中既没有鸣，也没有放，却被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右派分子”。夫人听说后，百思不得其解，问启功：“他们怎么会让你当这个‘右派’呢？”其实启功也不知道。他安慰老伴说：“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呢？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因为启功实在没有什么不当言论，戴了两年的右派帽子后，就被摘掉了。之后好歹过了几年平静日子，文革又来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红卫兵跑到启功家质问他：“有什么‘封资修’？”启功回答说：“没有‘资’，也没有‘修’，只有‘封’。”红卫兵喝道：“那好，就给你封了吧！”说着就给启功的东西贴上了封条。1978年，启功66岁时，妻子、母亲和恩师已经先后离他而去，回想半世纪过来的艰辛岁月，启功悲痛之余写下了一篇《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此后，启功以这种旷达、潇洒的胸怀，淡泊宁静的心态，独自面对生老病死、名利荣辱。启功戏称自己的书法是“大字报体”。文革期间，启功作为审查对象，不得不为造反派抄写大字报，从早到晚，成年累月，结果他用免费的纸张和墨水，练就了一手漂亮的启功体。那段时期，启功长期借住在北京一处非常简陋的平房里，面积大约20平米左右，没有暖气设备，冬冷夏热。1982年，才搬到北京师范大学舍“浮光掠影楼”，但房间依旧很小，设备依旧简陋，屋里常有大小老鼠旁若无人地东奔西走。启功有神经衰弱，经常整夜失眠，睡不着。每当夜深人静，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时，老鼠就在屋棚上又叫又跑，自由自在来回戏闹，倒觉得有了伴儿，忘掉了寂寞。为感谢这些老鼠，启功会经常买些花生米喂它们，这些老鼠也通人性，它们不咬启功的书籍和衣物。改革开放后，启功声名鹊起，如日中天，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啥人物，经常自嘲、自贬，低调、低调、再低调。1999年，启功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人家告诉他这是“部级”，启功赶忙打岔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有一回，央视专栏《东方之子》想采访启功，称他们采访的对象都是知名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启功一听，太吓人了，当场回绝说：“我不够你们的档次，我最多是个东方之孙。”启功被邀请外出讲学，经常有主持人说：“下面请启老做指示。”启功通常会接过话茬说：“指示不敢当，因为我的祖先在东北，是满族，历史上通称‘胡人’，所以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启功书法声名日隆、一字千金后，一些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引车卖浆者流”，送报的、开电梯的、查水电表的、清扫街道卫生的，都纷纷找到启功求字。启功总是笑脸相迎，分文不取，童叟无欺，有求必应。机关、学校、商店、旅游景点、大小单位求启功题字的人纷至沓来，也大都能载“字”以归。启功有时也风趣地笑话说：“我最爱题的还是饭店、饭馆，总可以借机吃它一顿两顿。”到后来，启功体风行天下，“就差公厕没找我题字了”，启功说。某日，启功晚饭后到小店闲逛，看到挂有他的两幅字，上面还标有价钱，50元一幅。启功眼睛不好，看不清，便问服务员姑娘，这一幅多少钱，答曰：“50元！”那年头，50元是一个月工资。小姑娘双目斜视，没好气地说：“买不起，就别在这里添乱了。”启功来到潘家园，看到许多署有他名号的书法作品，没有一件是他写的。但他还是一一认真翻检，随行的人劝他：“别看了，没一张是真的。”潘家园有一家文物店出售启功的书法赝品，标价不高。有买家问店家：“是真的吗？”店家说：“真的能卖这个价吗？”有人告知启功后，他来到这家铺子，一件一件看过，有人问：“启先生，这是您写的吗？”启功笑着说：“比我写得好。”过了一会儿又改口说：“是我写的。”众人不解，启功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一是看得起我，二是一定有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西泠印社在赵朴初逝世后，公推启功担任社长，启功先生就把中国书协主席的职务辞了。某年印社举行例会，启功与新任中国书协领导共同与会。会上先生发言，自然屡屡提及“西泠”如何如何，不料那位书协领导竟然不认识“泠”字，在一旁好心地为启功先生纠错：“是‘西冷’呀。”有一次，一个自称气功大师的人，发功给启功治病。在离先生十几步的地方张开手掌问：“有感觉吗？”先生摇摇头说：“没有。”他往前走了几步，又问：“这回呢？”先生还是说没有。他又走前几步，先生还是说没有感觉。最后他把手按着启老的膝盖问：“这回呢？”先生说：“有感觉了。”一位画商到启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老先生一件墨宝。但此商人声誉不佳，启功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启功先生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一位空军高级将领派秘书前来求字，秘书开门见山摆明来头，说明背景，以不容商量的口吻提出要求。启功正儿八经地问那秘书：“我要不写，你们会不会派飞机来炸我？”有一位特型演员，说我专演毛主席，打电话烦请启功给写几个字。启功没答应，说这个是假毛主席，我不写。有人前来求字，一进门非常客气地对启功说：久闻先生大名，请先生给我单位某某领导，我的局长，我的上司写张字，哪怕一个字也好。启功听后反问道：某某是你的领导、你的局长？来者便称是的是的。启功说：那好，是你的领导，你自己写。启功一生无儿无女，妻子去世后，他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每年的清明节，他都坚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对身边的亲属说：“要是我走了，就把我与宝琛合葬在一起。我们来生还要做夫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启功为北师大拟的校训。启功一生，无愧于这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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