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言 文学博物馆作为一种被理论界忽视的博物馆类型，其界定、功能、分类等基本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此外，文学博物馆的发展还受制于两个关键问题：其一，与文学史的关系制约着文学博物馆的发展定位；其二，与视觉化的关系深刻地影响文学博物馆的陈展表现。 21世纪，博物馆发展迅猛，数量持续增长，类型日益多元，并尝试通过各种“新方法”连接“新公众”，使博物馆及其文化广泛介入公众的日常生活， 逐步改变着公众对博物馆消极的刻板印象。然而，各类型博物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博物馆学界对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关注也显得顾此失彼。其中，文学博物馆便是一种未被充分认识的博物馆类型。国际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ICLM）与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CCLM）等组织虽已成立，但文学博物馆长期以来得到的理论观照却十分有限。对于一般公众，文学博物馆是一种陌生的博物馆类型；即便对于博物馆研究者而言，它也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因而，十分有必要从最基础的层面对这一博物馆类型进行探讨。因本研究带有一定的拓荒性，探讨的问题不免较为宏观，研究也显粗略，冀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关注，将此问题的研究推向纵深。 一、文学博物馆的界定及功能 1 文学博物馆的界定 当下，文学博物馆的界定仍旧充满争议。国际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委会2015年第比利斯会议将此列为重要议题进行讨论，讨论一直延续至会后，时至今日仍在进行。 目前，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文学博物馆应符合博物馆的一般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定义的框架及其中性质与功能的阐述适用于文学博物馆的界定。然而，当触及“文学”及“文学遗产”问题时，观点分歧开始显现。其一，从文学博物馆中“文学”所涵盖的内容来看，斯特凡·博曼（Stefan Bohman）认为其核心应是作家、文学作品及其内容与影响的有形或无形证据。而韦斯娜·德利奇·戈泽（Vesna Delic Gozze）则认为没有必要将文学扩展至“作者”或“书籍”，而应关注与创作和写作过程紧密相关的事物，以及书面作品提供给公众的过程。其二，从文学遗产的动态性看，文学只有被置于文化遗产视域中才能成为博物馆“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的对象，而文学遗产的识别是一个持续过程，导致“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文化遗产，而是所有的文学都可能是文化遗产”，这也加剧了文学博物馆工作对象的不确定性。 从以上分歧，我们可以发现对文学博物馆界定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文学及文学遗产的认识不清。此外，对一般博物馆定义的简单套用，虽能体现文学博物馆作为博物馆的一般功能与性质，但其特殊性未能得到充分表达，如其特定目的、功能与工作方法等要素因这种简单的定义方式而被忽视。可见，文学博物馆定义的探讨仍有广阔空间。 2 文学博物馆的功能 套用已被普遍接受的博物馆定义来界定文学博物馆，虽有“偷懒”的嫌疑，但似乎安全稳妥，不会犯任何根本性错误。然而，真正将一般博物馆与文学博物馆的功能进行比对时，两者却难以吻合， 文学博物馆定义方式的欠妥可见一斑，其功能的局限也由此显露。 首先，文学博物馆对于文学保护的局限。在当代这个被大众消费文化裹挟的图像社会中，文学曾经的话语权力与中心地位被彻底颠覆，文学的“生存危机”亟待被“拯救”。博物馆显然不具备此种能力，也承担不起这种责任。在这一方面，博物馆远不及图书馆，文学通过阅读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文学载体——书籍以及作者故居、遗物的博物馆化保护，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宣示着文学的“死亡”。 其次，文学博物馆对文学传播的局限。博物馆通过展示获得传播信息的能力。文学与博物馆联姻或许便是在寻求一种对抗图像化的新的传播可能。然而，在博物馆场域中，原本“文本”的“读者”变成了“展品”的“观众”，原本书斋式的“阅读” 过程转化为展厅的“观看”过程，文学性的“审美”也在某种程度上蜕变为视觉化的“消费”。文学博物馆的这种“文学”传播是否意味着“读者死了”，“阅读”消亡了？ 再次，文学博物馆文学教育的局限。文学博物馆的“文学教育”必然依托博物馆所具有的独特资源，并反映场域本身的固有属性。正因如此，博物馆的文学教育更倾向于文学家或文学史的教育，而非文学本身。但无可否认，博物馆的实物及情境化展示具有激活观众文学情感的可能，可作为那些在日渐学院化与体制化的文学教育中逐渐丧失的感性内容的补充。 可见，一般博物馆的常规功能在文学博物馆中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文学与博物馆的不相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现。 二、文学博物馆的分类及发展趋势 1 文学博物馆的分类 国际文学博物馆分类以斯特凡·博曼方案为代表，将其大致分为三类： ①作家博物馆。通常以某一作家出生、生活或死亡的建筑物或公寓为依托，也可是为纪念某位作家而兴建的新博物馆建筑，以展现作家生平与纪念性为主。 ②综合文学博物馆。如地方性文学、特殊文学体裁、书面或口头文学等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中通常包含有以博物馆化的方式处理书籍或手稿藏品的业务部门。 ③文学景观。如同一座“生态博物馆”，通常为与作家相关或与作家作品紧密相连的景观。 中国文学博物馆发展的样态有别于世界文学博物馆分类。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截至2017年5月共有团体会员单位27家，以此27家及专委会挂靠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为样本，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表1）：  ①纪念类。在性质上与一般纪念馆相似，具体又可分为事件与人物两种。文学事件纪念类博物馆所占比重较小。文学人物纪念类博物馆占据较大比重，其中相当一部分以文学家故居为依托，对生活场景进行复原，展现其生平与文学成就。 ②文学馆类。此类并非属于典型意义的博物馆，而体现出较强的综合性与跨界性，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于一身，其中展示功能体现出博物馆的特征，具体又可分为人物、时代、地域三种。 ③文学作品类。此类博物馆以文学作品为中心，涉及与该文学作品相关的版本、创作、人物等的收集、研究与展示，此类目前国内仅有一例，即青岛的骆驼祥子博物馆。 ④其他。不能归入以上三类的文学博物馆，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该馆隶属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要起到对北京人艺完整而系统的院史资料进行保存与展示的作用。 纪念类与文学馆类中的人物类有一定的相似性，前者倾向于对文学家的纪念与凭吊，而后者更强调对文学家的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与展示。 2 文学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中国文学博物馆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形态、主题、定位上虽不尽相同，但均较为紧密地围绕文学家与文学作品，体现出较强的博物馆属性。而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博物馆的发展呈现出差异化态势：其一，以典藏、教育与展示功能为核心的博物馆化趋势，表现出典型的博物馆视觉化特征；其二，以阅读与展示并重的图书馆与博物馆综合体趋势；其三，以文学作品虚拟内容为基础进行展示的主题公园化趋势。其中，第三种趋势近年来发展迅速。 博物馆的主题公园化是伴随博物馆娱乐功能凸显及多媒体技术应用而生成的现象。文学博物馆正在试图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人物与故事逾越博物馆一再坚守的“真实”与“客观”的底线。如英国的福尔摩斯博物馆（The Sherlock Holmes Museum），便建立在小说虚拟的人物与故事之上。该博物馆以小说中关于福尔摩斯住所的描写为蓝本，对空间予以“复原”，使观众参观如同在其家中做客一般。这种建构在“虚拟”基础上的“真实”是否可被认定为严格意义的博物馆展览仍需探讨。 在中国，文学博物馆的主题公园化也已有所显现，如青岛的骆驼祥子博物馆，表现为院内人力车夫雕像、《骆驼祥子》连环画墙，及舒乙先生所绘制的“祥子拉车路线图”，而陈列重点在于展示老舍先生在青岛期间的创作和生活情况，及《骆驼祥子》这部文学名著的创作、发表、出版、研究等内容。可见，其中虽已孕育着某些主题公园化的因素和倾向，但仍属于典型意义的文学博物馆。 三、文学博物馆的两个关键问题 1 文学博物馆与文学史的关系 博物馆属性中天然带有历史向度，文学博物馆在文学史所赋予的既定位置或地位之中，以视觉化和空间化的方式向公众进行呈现与传播，文学史在这一机构中成为一种隐藏的权威。 博物馆以实物展示与被观看的方式对其负载的文学史信息进行着博物馆化的“修辞”，形成不同于“读者”的“观众”的特定接受方式，从而促使观众对文学及文学史感知及感知模式的改变，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观众的认知。 在大众传播领域，美国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提出大众传播具有“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博物馆作为一种非典型意义的大众传播媒介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功能。从现实来看，艺术家将自己的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与展示视为巨大荣誉及对其艺术成就的肯定；回溯历史，博物馆“缪斯圣殿”的形象加重了其权威性，从而使其获得了有别于一般大众传播基于传播效能而生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由此，文学博物馆对文学及文学史的展示，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改写文学史的效果，使被博物馆展示的文学内容在文学史中凸显，以博物馆化方式传播的文学内容获得地位提升。 在厘清文学博物馆与文学史相互影响的机制后，反观文学博物馆业务活动，便会发现其非同一般的难度。 第一，如何使博物馆呈现动态的文学史。文学博物馆背后的文学史作为对社会、时代、作家、作品等关系不断审视、反思与叙写的过程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同时又极其复杂，涉及不同的文学发生方式、不同的思潮立场、不同的文学场域。而稳定状态的博物馆如何适应与应对这种不断的变化？文学史经典化的观念被修正或改写会使文学博物馆产生何种走向？博物馆又如何作为一个微妙的变量参与到文学史的动态书写之中？这些均是文学博物馆发展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二，专家的权威话语与观众自主评论权之争。从某种意义上看，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是由文学学者和批评家等专业人士书写的，由此构成文学博物馆的陈展体系与学术支撑。不可否认，真正的文学批评需要具备自己的观念框架，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与大众批评家那种零散的、个人体悟式的鉴赏完全不同。那么，观众的文学评论全然无意义吗？若文学博物馆场域中将“学者型”观念确立为绝对权威，“大众”则只是被动地接受其所下结论？在这一场域中完全操持文学批评术语的学者思想如何能够被观众所接受？文学博物馆能否搭建起学者与公众之间交流对话的平台？如何在展示中留给观众自主评论的空间？如何在陈列中显现观众的话语？这些问题也亟待探讨。 2 文学博物馆与文本的视觉化 博物馆作为一个以视觉为中心的展示机构， 其基本任务便是将信息与知识进行视觉化呈现，传递给观众。文学博物馆除将作家故居、遗物、手稿、著作不同版本等实物以展示方式呈现外，也在试图通过博物馆化的方式，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场景、故事在展厅（展馆）物理空间中展现。由此，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是文学文本视觉化的悖论，即文学文本的想象空间与文学博物馆实体展示间的矛盾；二是“文学性”视觉转化的技术困境。 关于文学文本视觉化的悖论。在破除“文学的媒介是语言”这一教条观念后，人们其实接受了从文字文本到博物馆展示这种媒介转换的可能。在转换中，原本文学场域中语言与视觉（图像）的互文性被颠覆，博物馆场域在某种程度上是排斥语言的，而是力图通过展品的组合及形式因素的介入， 让展品“自言其说”或“不言自明”。实物展品构成的视觉化在博物馆场域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与权威。与语言文字作为认知符号的抽象化过程同步，人类思维也逐渐从感性化走向理性化，最终造就语言世界与具象世界的分离。而文学博物馆基于物质的视觉愉悦极大消弭了原本文学阅读过程中读者想象与体验的差异，将文学为每位读者营造的“多维宇宙”通过视觉统一为“同一个世界”。文学与视觉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在博物馆场域中表露无遗。这也构成了文学博物馆一种内在的悖论。 关于“文学性”视觉化的技术困境。博物馆展示对于文学“提供的只有通过想象建立起来的心理形象”造成极大程度的扼制，而这也潜在表明了文学具备视觉形象转化的可能，即便这种转化存在先天缺陷。以展示见长的博物馆在信息视觉化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甚至在文字文本视觉化方面也积累起一系列方法，即将以语言文字为主的抽象信息转化为以实物模型、图像、图表、动画、景观、场景等为主的直观形象。而以往博物馆适用于知识领域的视觉化手段，在与文学的“文学性”遭遇时几近失效。希利斯·米勒在转述德里达观点时曾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文学所隐藏的秘密及其“魔力”也即文学性所在。只有借助抽象文字方能进行体悟， 而博物馆的视觉化技术无法呈现并赋予展示内容以抽象文字所带来的思考的深度，甚至视觉的快感有消解理性与意义之嫌。博物馆视觉化技术的局限在文学性的呈现中暴露无遗，或许文学性在文学博物馆视觉化表现中的遗憾便是媒介转换过程必然付出的代价。 以上两个问题仍需要文学与博物馆学两个领域联袂探讨，携手解决。 本文改编自《文学博物馆刍议》，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9年第2期（总第14期）。作者：刘迪 苏勇 江西师范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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