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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学四大家虽然不分座次，但一般习惯上，钱穆会排在第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多个版本，豆瓣上的评分从9.1到9.7分不等。这种讲历史和政治的“枯燥”类书籍能拿到如此高分，实属罕见。  这本书由钱穆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时间上聚焦于汉唐宋明清五大朝代，重点讨论了政府组织、地方政府、赋税、人才选拔、兵役、制度等六大话题。 我们平时读历史，大多会关注战场厮杀的腥风血雨，宫廷内斗的波诡云谲，和改朝换代的王权更迭之上。钱老的这本书告诉我们，王朝盛衰变迁的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 01. 政府组织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其实并没有掌握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权力。 自秦汉始，君权和相权、皇室和政府就在法律层面实现了分离。一切实际事权，按法理论，都在相府，而不在皇室。 比如财政收入，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田租收入归大司农所有，由政府支配。商税归少府，由皇室支配。泾渭分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的权，逐步在升；政府的权，逐步在降。 汉代时，政令均出自宰相，皇帝仅有同意权。 唐代将宰相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 宋代进一步将用人权和财权从政府剥离，且皇帝不仅有同意权，还多了参加意见之权。 明代的政治制度退步严重，宰相职位被废，虽然大学士看似宰相的替代品，但从制度上而言是没有合法性的，实际是皇帝兼任了宰相。 清代相权跌落谷底，皇帝通过“上谕”完全绕过相权，而直接执掌百官。 之前一直以为秦汉是封建的开始，直到辛亥革命。钱穆认为，秦汉已是封建制度的终点。从制度规定，到社会共识，都明确皇权之外有相权，皇室之外有政府。且只有皇室一家世袭，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 中国传统政治，一直不全由皇帝专制。皇帝的权力受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中国政治，其实一向偏重于法治，是制度化的；反而是西方近代政治，比较偏重在人治，是事实化的。这点与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认识恰好相反。 02. 地方政府从整体的历史走势来看，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地方政治则逐渐走向衰落。 就地方政府而言，最像样的还是汉代，此后一代不如一代。 唐代时，中央的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官，军队首领变成地方行政首长，政权和军权一把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导致了唐室的崩溃。 宋代时，为了不重蹈唐代的覆辙，选择了高度的中央集权模式，地方积蓄全部上缴，地方军队战力不足，兵力调动程序繁琐。因此当金兵攻下汴京时，就相当于灭亡了北宋，各地的地方政府、军队势力都无力抵抗。 明代时，地方已成大农村，层级繁多，权责分散，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清代时，地方官更无权柄。 贯穿整个历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问题一直是个难题，平衡权力的分配，如同跷跷板的两端一般难以平衡。就结果看，比较同意顾亭林在《日知录》里的观点：“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 03. 赋税税制是政府和百姓之间交互中最重要的一环。 就税率而言，汉代规定十五税一，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 唐代承北魏“均田制”，田租仅为四十税一。什么概念？也就和今天买套房子要上交给政府的契税税率差不多。 就田赋制度而言，从井田制，到均田制、租庸调制，再到史上最大变动——唐代中期的两税制，原本平均地权的作法被打破，田亩可以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两税制后，从“量入为出”转变为“量出为入”，税额变成了硬性规定和强制摊派，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租额和税率。 唐代之后千年，政府均无力克服操作层面的种种困难，只能着眼于税收制度的改革，而放弃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不管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均为税制层面的改变，再也无法触及土地制度的根本部分。 04. 人才选拔我们通常会认为，隋朝是科举制度的开始。实际上，通过考试形式的选拔，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民国史学四大家：钱穆 汉代在乡举里选之后，再由中央进行考试选拔。因此，汉武帝之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 之后，东汉时期的察举制度逐渐成熟，其后到了三国时期，陈群为曹魏设计的“九品中正制”登上历史舞台，造成了魏晋以下“门阀政治”的格局，直到隋唐，才由科举制打破。 清代，科举制度逐渐被转变为愚民政策，被统治阶层加以利用。 就人才培养而言，汉代是掾属，唐代在门第，宋代在馆阁校理之职，直到明、清两代，才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各朝代的金榜题名也各有不同，从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做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不做小官。竞争可比今日的高考激烈的多。 中国的政权，并不是皇家政权，或是富人、贵族政权，而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即读书人执政。 但历史上的读书人，大多将学问作为变相的资本，竞求登上政治舞台，因而知识分子一直没法成为固化的阶级。且社会上升空间狭窄，太多人挤在仕途的独木桥上，造成了政治上的臃肿病，这也算是科举制度的一个负面作用吧。 05. 兵役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而唐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农于兵”。 唐代的府兵制度，到了后期，有勋位在身的功勋士兵，不为荣而转为辱。且府兵服完役无法复原，最终兵源枯竭。 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首都选址是一大原因，但也并非因为赵匡胤昏庸。 石敬瑭卖掉燕云十六州后，北方无险可守，长安已完全荒废，仅有的选择是洛阳，但从开封到洛阳沟渠不通，陆上粮运费用极高，为了省钱而定都开封，这个理由颇为无奈。 结果是宋代的兵役是历代最坏的，养兵而不能打仗，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恶性循环。 更糟糕的是，虽然连年不打仗，经费上却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于是宋代从始至终积弱不振，被钱穆评价为“历代中最贫最弱的一环”。 06. 制度一是制度是需要进化和改变的。 日子久了，好的制度也会变坏，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  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 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 二是东西方制度差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比如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而西方民主制度下，不求贤而求众，因此通过投票选举。 再比如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而一向看中“职责”。“主权”的背后，是“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 又比如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都是做官，看不起工商业。西方社会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 07.钱穆还讲到，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评价一个制度，要以“历史意见”为准绳，“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言下之意，我们在读史时，切忌以当下的“上帝视角”去随意评论过去某个时代的制度好坏。 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 其实看历史也是。看不同史学大师的著作，也会减少一些对历史的武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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