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军术语体系中，涉及很多“评估”概念，诸如作战净评估（ONA），现仍沿用的作战评估（OA）、战斗评估（CA）等等，但并未直接提出“作战能力评估”的概念。实际上，美军对特定层级联合指挥机构组织、筹划与实施联合作战的综合能力评估，是其重要的“知己”认知过程，广泛地散布于战区组织筹划联合作战的各类评估及相关业务流程中。根据目前掌握的开源资料，本文所称“作战能力评估”曾包含在美军2000年前后提出的“作战净评估”概念中，但后者随着联合部队司令部（JFC）裁撤而被废止，然而相关评估活动始终存在。 “作战净评估”概念中的作战能力评估 作战净评估（ONA），是美军联合部队司令部（JFCOM）早年提出的重要概念，适用于各地理作战司令部结合各自责任内的安全形势、特定潜在/现实对手，综合分析敌、我、环境，进而形成相应判断结论。根据JFCOM定义，作战净评估是“整合（分析）人员、流程和工具，运用多维信息源和协作性分析，构建对敌方、环境和己方的共享认知[OPERATIONAL NET ASSESSMENT：A Frame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Requirements for Critical Debate,Michael J. Hannan, Lieutenant Commander, U.S. Navy, p2.]”。强调采用体系分析方法（SoSA），寻求在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和基础设施（PMESII）因素的大背景下，辨识、分析和关联敌、己、环境因素，找到不同类别要素之间的关联及其性质、特征。从而为更具效率地运用己方作战资源/能力、有效打击对手，最终实现作战意图提供分析支撑。显然，准确评估己方作战能力，建立对己方作战体系的正确深刻认知，是作战净评估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作战净评估概念废止后，为实现“知己”的己方能力评估活动散布到其他流程、分析活动中。 “作战评估”（OA）与“作战能力评估” 据2015年1月颁出的1-15号联合条令注释出版物，“作战评估”（Operational Assessment）被定义为“一套连续进行的过程，它可通过衡量作战行动是否正朝着完成任务、创造行动所需的某种条件或实现作战目的，以支持指挥官的决策活动[Joint Doctrine Note 1-15, Operation Assessment, Joint Force Development,2015.1, B-C-1。]”。作为一种在（战役级）作战中以评估结论为导向的经验汲取方法，“作战评估”为指挥官及其参谋团队提供对行动未来发展的洞察力，使其能把握住修正、纠偏作战行动发展趋势的机会。与本文界定并论述“作战能力评估”相比较，作战评估是典型的事后总结性评估，它聚焦于复杂的战役级行动；而作战能力评估，属于事前的预测性评估，更突出提前预判行动资源的运用效能。 “战斗评估”（CA）与作战能力评估 战斗评估，处于美军评估概念体系的最底层，它被定义为“对军事行动期间部队运用整体效能的判定。战斗评估由以下三个主要部分组成：1.战斗毁伤评估（BDA）；2.弹药效力评估（MEA）；3.再次攻击建议。其目的在于为战术作战行动的进程提供建议[ JP 1-02《国防部军事和相关术语词典》，2014年1月3日。]”。与作战评估类似，战斗评估也是一类事后总结性评估，更专注于战术层级具体行动的事后效果评估。  基于效果的作战能力评估思路 美军在设计作战能力评估活动时，很可能运用“基于效果”思维。“基于效果”思维源自“基于效果作战”（EBO）理论[“基于效果作战”（EBO），是指行动中不再单纯强调军事力量的应用结果（或军事行动直接造成的毁伤效果），而是以改变敌方体系状态以实现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目的为目标，综合采取各种国家实力要素工具，以达成预期行动效果，实现特定政治、军事目的为最终指向。2010年前后，美军虽然反思“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运用缺陷，但基于效果的思路仍广泛存在于其组织、筹划和实施联合作战的各类业务流程中。最典型的，如美军在目标工作中基于行动预期效果，优选排序目标、设计打击行动；作战评估活动中基于效果评估作战进程、实施情况等。]，是适应实战化运用需求、化繁为简的一种思想方法。运用于能力评估领域，“基于效果”思维更为强调聚焦主体行为及其能力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即“效果”），而不刻意要求搞清楚行动及能力具体运用的复杂过程（即下图中黑箱内的细节），这适应了临战或战中背景下对作战能力评估的各项要求。  聚焦能力运用效果进行能力评估 在能力评估领域，“效果”（effect）可被视为：行动资源/能力运用后，所导致的作用对象呈现出的实体和/或行为状态的变化。预期的（资源/能力运用）效果，也可被认为是一整套预测性的、能够支持实现指挥官运用某项/多项职能实现特定目的的条件集，这意味着（资源/能力运用）的预期效果应可被分解、观测与衡量，从而实施对特定职能发挥时相关联作战资源/能力运用效果的评判。 对特定层级的联合部队而言，根据其在近期实战、逼真演训中的表现，复盘分析资源/能力运用的多维效果，综合评估其作战能力。基于效果的作战能力评估，正是将传统上注重考查作战资源/能力运用细节的“过程评估”，转化为以职能为主、强调资源/能力运用所产生结果的“效果评估”。 在此基础上，继而需要解决如何剖分作战能力的问题，以便对复杂多维作战能力进行具体评估。  基于职能剖分作战能力 美军认为，要在广泛和复杂的联合行动中充分发挥联合部队的效能，需要有宏观掌控部队的能力与流程，帮助指控官及其参谋团队整合和协调联合部队行动[ JP-1《美国武装部队纲要》。]。为此，将联合部队的各类能力，基于减少重叠、降低复杂性的原则，进行分类划分被称为“联合职能”。当前，美军联合条令将作战能力划分为六类职能：指控、情报、火力、投送与机动、防护、维持[ 2017年版JP 3-0《联合作战纲要》，第三章联合职能。]。六类职能，是美军从习惯角度对作战资源多样化能力的划分，是对相关联的资源/能力与活动群聚后形成的职能集合，用以帮助指挥官融合、同步和指导联合作战行动[ 2008年版NWP3-22《战役级海上作战行动》，第7章第3节。]。六类职能的划分适用于各个层级的联合部队，且与美军日常作战的组织、筹划与实施流程深度耦合、嵌套。例如，历次更新的《通用联合任务清单》（UJTL）手册中，大量具体任务（task）都以六类职能作为划分框架，而对这些具体任务实施能力的评估，正构成对作战能力综合评估的底层基础。 上述六类职能，涉及的资源与能力运用必然存在着大量交叠与重合，例如某项通信资源/力量，既可能发挥指控功能，又可能是火力、情报发挥职能的必要部分；而诸如指控和情报职能，更广泛存在于所有作战行动中。故而，特定职能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必须涉及对大量不同资源/力量抽组调用的同步、协调和冲突消解，整个过程不仅极为复杂繁琐，而且还受到运维人员经验、协作默契度的重要影响。因此，强调实用主义的美军为实现精准“知己”，而评估己方作战能力时，会选择运用基于六类职能，来衡量评价作战能力的具体运用效果。 在各类职能共同运维、发挥其效能的行动期间，通过赋予各职能所关联资源/能力的具体任务（tasks），观测、收集并分析其实现的运用效果（effects），来衡量、评价各项职能及其关联资源/能力的运用目的（objectives）是否达成，进而形成评估结论的过程。 从实战需求出发评估作战能力 指挥机构运用所属联合部队实施作战的综合性能力，是一套具有多重呈现维度的“复合体”，理论上检视衡量综合作战能力涉及多学科理论方法、大量数值分析与模型计算。但美军认为，包含作战能力在内的多种评估活动，需要考虑到作战实践中指挥机构可用时间的刚性约束，以及参谋人员素质的客观限制。 例如，在实时、近实时衡量作战行动效果的作战评估（OA）领域，美军就高度强调评估方法与思路的时效性和易用性，至于精准性则置于次要位置[ 可参见《美军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相关章节，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一章第4节。]。类似的，对指挥机构指挥所属联合部队遂行特定使命的综合性能力评估，美军很可能仍强调从作战视角设计评估方法、制定指标体系，即结合作战背景与对手情况，由本级或上级评估部门参谋团队完成能力评估，进而即时反馈、影响指挥机构对作战行动的组织、筹划与实施过程。 首先，基于安全保密考虑以及评估主体的能力属性要求，评估过程需要简单易用。具体层级联合指挥机构对本级作战能力的评估，涉及部队核心能力与缺陷，评估过程与结论高度敏感，因此只能主要以本级或上级参谋团队完成，这些军事人员的能力素质与知识结构决定了评估过程应强调实用性，摒除过于复杂的理论方法。其次，美军认为评估部队作战能力必须放在环境、对手等作战背景下综合考虑，意味着评估活动需要在紧张的临战或战时状态下展开，而作战目的及具体行动的多样性，决定了评估作战能力通常会面临刚性时间约束，这同样要求评估方法与过程简洁易用。最后，对作战能力的评估衡量，必须适应美军的联合作战思想与联合作战行动的组织流程，从而无缝嵌入到联合作战的组织、筹划与实施过程中，因而必然要求适应整体上强调简单、实用的作战组织筹划与实施流程。例如，美军从指控、情报、火力、投送与机动、防护、维持等六类职能对作战能力的分类，极有可能也应用到作战能力评估领域。简言之，基于效果的作战能力评估，采用面向实战、强调实用的评估路径，尽管它在科学性方面仍有欠缺。 基于效果评估思路的缺陷 基于效果的作战能力评估思路，是美军基于效果的战争哲学思维在评估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在具有独特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内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评估活动虽然简单易用时效性强，但缺乏精准、逻辑化的能力运用过程评估，是一类概略性、趋势性的评估方法。其次，难以获得特定资源/能力投入多寡，及其运用策略的选择，与获得的具体效果提升/降低之间的明确因果关系。而只能形成相关资源投入/策略选择，与效果/状态变化之间存在相关性的概略认识。最后，作为预先性评估活动，基于效果的能力评估只能依赖近期实战和演训中的数据与经验，无法充分地确保对未来作战组织筹划具有指导价值。 当然，在临战或战时状态缺乏必要条件与充裕时间的条件下，这种思路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符合战时状态下指挥机构“知己”的客观现实与要求。但在平时，为提高评估作战能力对指导战备建设和作战训练方面的效率，还需要结合各种资源/能力和不同职能业务流程中的具体运用，通过采集大量数据进行更为定量精确的评估分析。  基于效果的能力评估原则 基于以上推定，美军进行“知己”评估时很大程度上会遵循以下评估原则。 在实战背景下评估作战能力 如前文所述，美军为实现“知己”展开的评估，往往放在对抗性背景中，与对作战环境的分析评估以及对方作战能力的评估共同展开。在以往的“作战净评估”中一向是如此，该概念被废止后，此过程在组织筹划联合作战的JOPP流程中仍有体现。例如，在JOPP第二步“任务分析”期间的“初始行动风险评估”中，就蕴含着对己方部队作战能力的评估。在此计划制定环节中，己方参谋团队将检视未来可能的作战环境中，敌方采用特定行动策略或方案后，己方任务部队及能力可能会遭受的风险。 美军在实战背景下评估作战能力，具有如下优点。首先，有助于充分考虑己方作战资源在与作战环境及敌方的多维互动中，能够发挥的能力以及多样化的行动策略选择。原因在于，任何联合部队的任务能力，都受到运用环境、对手能力及其力量运用策略选择的深刻影响，脱离环境与对手单论作战能力评估容易陷入纯粹的理论化分析而变得意义有限。其次，在实战背景下评估作战能力并融入到作战组织、筹划环节，有助于将评估结论及时作用于后续的计划制定活动中，充分发挥对己方作战能力评估结论的作用。例如，针对对方投入作战资源及其选择的特定方案，评估己方某类作战能力存在差距后，就将影响己方作战方案确定、任务力量编组、后勤支援计划等筹划内容。 以职能划分来框架化作战能力评估 美军在评估己方作战能力时，按六类职能剖分其作战能力，进而展开分项分析评估。纵向上，区分各作战域（空中、海上、陆上等）的主要作战力量编组，分别从指控、情报、火力、投送与机动、防护、后勤等六类职能领域，形成分类相对清晰的能力评估体系。但在横向上，单一特定作战资源/力量的能力具有多维性，其运用于某个职能领域后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占性和排他性，因此如果要衡量单一资源/力量的能力发挥，必然涉及该类资源/力量在不同作战职能、业务流程之间的抽调、释放、同步与冲突消解，过程将异常繁琐。因而运用突出能力运用结果的基于效果的评估方法，是化繁为简的重要思路。具体而言，这主要通过设计简洁且适宜的评估指标集来实现。 设计简化的能力评估指标集 作战行动涉及的环境、对手千差万别，针对每次作战设计整套独立评估指标并不现实。结合在其他基于效果的评估指标制定经验，美军在评估己方作战能力时，往往从衡量、判断特定作战职能发挥后（即具体运用发挥此职能的资源/能力）所呈现的（己方能够观测收集）的实证性情况/状态变化，形成特定职能域作战能力的评估结论。这通常涉及两大类指标：绩效评估指标（MOP）和效力评估指标（MOE）[ 对MOP和MOE的深入探讨，及其区别与联系，可参见《美军作战评估理论与实践》第二章相关内容，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美军相关条令中常见这两类指标的运用案例[ 参见JP 5-0《联合作战计划纲要》相关章节内容。]，这类评估指标同样也是美军在进行作战评估（OA）、战斗毁伤评估（BDA）时的标准做法。 具体设计这两类指标的思路可描述为：针对各类作战资源/能力运用后实现的具体结果，从作战资源/能力需实施具体行动（设计MOP指标），以及这些行动所预期实现的直接/间接效果（设计MOE指标），设计精简易用的指标集。 以评估某次联合空中行动中指挥机构及其所属联合力量的指控职能能力为例，行动的指控职能涉及后方指挥控制机构/系统、预警机、中继节点、前沿终端火控人员等多类力量的协同配合，需要各环节资源/力量按照时间、空间或效果多维逻辑序列精准同步协作。行动中，如出现突发情况涉及特定指控资源/力量的抽调、重组，将引发整个行动链条上关联资源/力量的同步调整与重新适配，涉及大量的任务规划调整活动。为应对行动中的不确定性相关资源的微调与重组（几乎不可避免）。在战役及以上层级指挥机构，忽略特定职能（及关联资源/力量）具体实现过程，以其最终实现结果/效果为导向进行评估，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同样在上例中，为实现特定指控职能而临时群聚的指控资源/力量，将根据需要被规划完成一系列具体行动或动作（如预警机、前沿火控人员前出至特定区域完成的具体动作），这些可定量设定并观测的具体行动/动作的实施情况，可作为指控职能的能力评估MOP指标；而所有这些资源同步协作、发挥指控职能用于实现的预期打击任务效果，则可用于设计定性的、描述性的MOE指标。从而，运用这样两套精简易用的指标集，用以对行动期间指控职能能力发挥情况进行综合性判定。  基于效果的作战能力评估要点 现有美军开源信息中，涉及对己方作战能力进行基于效果评估衡量的阐述与案例非常少见。具体而明确的评估活动流程很少见诸于各类文献。但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可以明确其进行基于效果的作战能力评估时的一些根本要点。 一是分析形成各类职能的能力上限至关重要。 无论何种层次的联合作战行动，最重要的是根据近期实战和演训经历，分析评估指挥机构及部队六类职能的能力上限。在当前的信息化乃至日益临近的智能化战争形态下，作战行动的整体节奏空前提速、战场态势变化频繁激烈，对此各界早有共识。这表明未来战场上，以六类职能为代表的行动资源/力量在投入战场时具有显著的“高频定制编组[ “高频定制编组”，是指对联合作战部队各类功能/模块要素的进一步精细划分，根据各类任务即时需要，在功能/模块要素颗粒度更精细的基础上即时组合编组，形成适应任务所需的、高度定制化的的作战功能/能力，精准投入战场发挥预期功能。美空军2019年底发布的《马赛克战》作战概念，中心思想就是不同作战资源的功能/模块，以更精细的颗粒度被“高频定制编组”投入战场的前景和构想。]、脉冲运用释能[ “脉冲运用释能”，即各类作战资源或功能/模块经定制组合编组后，在短时段内、多波次高强度投入战场运用，这有助于增加对方实施防御及其他行动的难度，同时也对己方指控、情报、火力等职能发挥提出更高的要求。]”的特征。因而在临战前或战中，通过作战能力评估形成对己方各职能领域的能力上限的正确认知，才能为行动的快速组织、筹划与实施提供基础依据。例如，大规模作战时联合指挥机构能够在特定单位时段内，可同时组织、规划和指控多少架次战机完成任务，能够实施多大规模/类型的火力投射（同步打击的目标数量）等；解决对这些能力的疑问，无疑直接影响行动的组织与筹划。 二是需要从整体角度评估六类职能的能力上限。 任何一类行动资源/力量，其能力/功能都是多维度的，它应用于某个职能领域的数量、时段，直接影响其他职能领域对该资源/力量的运用。尤其是在密集组织实施多次作战行动时，必然会对一些类型的有限资源/力量造成挤兄，如果资源运用策略选择不当、配置失调失序，即有可能造成各类资源的整体运用效能降低。从该角度看，非实战背景下单论某项职能域的能力强弱、多寡，其实际运用价值有限。因此，在评估作战能力时必须以树立整体性思维，充分考虑到作战全过程中，大量不同作战资源/能力会在不同职能、行动流程之间抽调、释放、重组，进而通过人/机的自适应同步、冲突消解，实现磨合并相互适配后，所能综合发挥出的作战能力。为此，需要构建整体性、联动性的六类职能评估指标体系，特别是要构建接近真实战时环境下极端困难和复杂的运用背景，分析评估不同职能在相互适配、同步条件下的能力运用上限[ 例如，美军在重返大国竞争时代后，强调主要攻防行动的组织、筹划与指控，都要考虑因敌方刻意的信息作战/指挥控制战行动，导致美方力量所处的“指挥控制拒止或降级环境”（C2D2E）。相关论述及规范，在2010年以后颁布的美军联合和军种3系列条令中高频次出现。]。 三是充分意识到作战能力评估的先验性特征。 复盘近期实战或演训实践，形成最新的作战能力评估，是为了积极影响即将发生的战争实践。因而，作为正确且深刻“知己”的作战能力评估活动，是一类行动前先验性判断己方各类能力的分析活动。这意味着评估所需的数据与经历活动，最好是源自上一次由类似指挥机构组织实施的、类似规模的实战行动（或高度实战化演习）。脱离这样的能力评估实践背景，评估活动都有可能失准、失焦并失效。例如，对任何层级的指挥机构、任务部队而言，如果其主战装备、作战理论出现重大变化、参谋团队人员出现大幅更替，其以往实战经验与数据将很难作为最新能力评估的依据。就此而言，高度还原战场特征、极致贴近实战要求的大规模演训，对于评准、评精和评细实际作战能力的意义将更加显著。 信息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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