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工作中经常有病人问，为什么别人这个病几天就好了，为什么我的现在还没好，为什么别人吃这个药有用，我吃了就没用呢，医生可能会解释说：那是人和人不一样引起的，体质有差异，治疗效果就不同，但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体质具有差异呢，为什么不同的体质治疗要有差异呢？我们来看下古代名医们及当代大医们是如何解释的呢！ 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身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龄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喜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温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体质迥乎相反，则利益亦相反矣。” 说明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体质与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质决定着治疗效果。 温补派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藏象别论》中说：“藏象之义……则脏气各有强弱，禀赋各有阴阳”；“脏有强弱则神志有辨也，颜色有辨也，声音有辨也，性情有辨也，筋骨有辨也，饮食有辨也，劳逸有辨也，精血有辨也，勇怯有辨也，柔刚有辨也”。他又说道：“当识因人因证之辨。盖人者，本也，证者，标也。证随人见，成败所由，故当以人为先，因证次之，若形气本实，则始终可治标，若形气原虚，则开始便当顾本。” 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明确指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如面色白者，须顾护其阳气，湿胜者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章虚谷在注解此文中说：“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面白阳虚之人，其体丰者，本多痰湿，若受寒湿之邪，非姜、附、参、苓不能去。若湿热亦必粘滞难解，须通阳气以化湿，若过凉则湿闭而阳更困矣。面苍阴虚之人，其形瘦者，内火易动，湿从热化，反伤津液，与阳虚治法，正相反也。” 《伤寒论》中同样是“下法”，却根据患者体质状况而采取“峻下”、“缓下”、“润下”等不同的治疗；同样的病证，同样的方剂，但因为体质的不同，而有“宜用”、“禁用”的区别；“宜用”者也应根据体质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药量。其确定的治疗法则与方剂也是据体质而异，尤其毒药治病、峻剂逐邪更是如此，如据体质之强弱，从小剂量开始，又依据个体对药物的反应性，强调“以知为度”的用药法规。如甘草附子汤的服法，一般人“温服一升……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为妙。”四逆汤方后又说：“强人可大附子一枚。”都依据人的体质，强者量宜大，弱者量宜小。又如刘完素在火热病治疗上，本于火热病阳热内盛的本质，治疗用药均加用寒药或径用苦寒。并且认为：“且如一切怫热郁结，不必止以辛甘热药能开发也，如石膏、滑石、甘草、葱豉之类寒药，皆能开发郁结，以其本热，故得寒则散也。夫辛甘热药皆能发散者，以其力强开冲也，然发之不开者，病热转加也……是故善用之者须加用寒药，不然恐热甚发黄惊狂或出矣。” 攻邪派医家张从正认为“少壮气实之人，宜辛凉解之，老耆气衰之人，宜辛温解之，病人禀性怒者，可辛凉解之，病人禀性和缓者，可辛温解之。” 指出运用汗法时需区别不同的体质而用药，病阐述汗法禁忌时讲：“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剂解表，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剂解之。” 当代医家邵明义等认为甘草泻心汤对体质学说分类的＂湿热质＂患者出现的各种不适症状有较好的效果，认为甘草泻心汤能够调节湿热内蕴患者的体质。杨宪章等认为对变应性鼻炎的针灸治疗，疗效虽然肯定。但仍需进一步明确该病的辨证分型，必须重视中医体质因素，需做个性化研究，方能进一步提高疗效。 刘蓓蓓经研究发现气郁体质患者脑卒中后较其他患者具有较高抑郁倾向，神经功能缺损严重，恢复时间长.并具有易激怒和怯懦易悲的临床表现. 阚保红通过对近10年中医对慢性脑供血不足的病因病机的分析总结，认为衰老是慢性脑供血不足的发病基础，过用是发病诱因，同时也受到体质因素的影响. 因此，从以上各位医家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临证需要重视体质辨证。需要顾及病人体质。根据患者不同年龄，性别，区别不同体质进行治疗。患者未病之时，针对体质采取预防措施，减少发病；既病之后，则需针对体质偏差，先安未受邪之处，既病防变；在治疗上，在祛邪治病的同时，需针对体质及时调整用药，防患于未然；康复阶段，仍需从体质入手，调整机体阴阳平衡，内环境稳定，使邪无所居。临床处方用药时，时时注意患者体质，则辨证就有法可循，临证处方就更为贴切周到，对于提高临床疗效，无疑是十分有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