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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野“七月分兵”，历来有不同意见。其实对于这种战略行动，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来判断其是非得失。战争，是敌我双方争夺主动权的过程，是双方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的过程。无论是战略统帅，还是战役指挥员，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让敌人按自己的判断行动。解放战争开始后，蒋军的南线总体战略设想，是压迫我华东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的部队退入华北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最终在华北地区实现对我关内主力的“聚歼”。在这个总体战略设想的指导下，蒋军在华东集中优势兵力，以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的姿态，压迫驱赶我军北渡黄河进入华北，或者退至胶东狭小地区，被迫与优势蒋军决战。解放战争第一年，蒋军在华东地区一再遭遇战役失败，甚至连整编第74师这样的头等主力部队都被葬送了，却一直坚持这个总体战略。我军虽然歼敌不少，但敌强我弱，敌军处于战略进攻态势这一根本形势并未能改变，而且华野回旋空间被一压再压。用粟裕的话来说，就是“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总体战略，是通过不断取得歼灭蒋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性胜利，促使战争形态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转变，直至“利害变换线”的到来。但是，孟良崮战役后，蒋军被迫重新调整部署，而且变得越发小心谨慎了。1947年6月中旬，蒋军走马换将。范汉杰集中9个整编师的兵力，集中在不足50公里正面上步步为营，缓缓推进。从这时起到华野“七月分兵”，粟裕曾策划了两次战役行动，第一次准备打第5军或整编第45师，第二次准备打第7军或整编第48师。结果都因蒋军战斗队形过于密集，无法分割而没有打成。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坐视华野回旋余地被敌进一步压缩，被动等待敌军部署出现可资利用的破绽，还是主动调动敌军，制造战机，就是决策的关键了。在作出“七月分兵”决策前，总指挥部的战略意图，仍然是集中兵力在山东根据地实施内线作战。总指挥多次提醒陈毅、粟裕，“千万不要急躁，只要集中主力在手，就能保持主动，寻获战机”。当然，对于再打一次或几次类似于孟良崮那样，从敌密集战斗队形中“挖”出一坨敌军来歼灭战役的难度和代价，总指挥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甚至还明确提出不惜再付出6至7万人伤亡的代价。华野根据上级的战略部署，决定派4纵出击费县，6纵出击临蒙公路，7纵队佯攻汤头，以求调动敌军回援，制造战机。这个部署在态势上，实际上也是一种战役上的分兵，只不过相对于“七月分兵”这样的战略分兵，其分兵范围仅限于在当面蒋军侧后的浅近纵深内。 1947年6月30日，总指挥部改变了一周前还在坚持的让华野集中兵力于内线作战的战略部署，急电华野要求实施战略分兵。这绝非“五行不定”“朝令夕改”，而是根据最新情况变化而作出了全新的判断。当时，刘邓大军4个纵队约13万人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准备扫清当面之敌后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反攻。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无疑需要华野作出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时间，决定着华野的配合行动，而不是华野决定刘邓大军的行动时间。此外，华野向敌侧后的少量分兵行动，并没有达到扯散蒋军密集战斗队形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华野如果仍然执行原先内线歼敌的战略设想，将很难再次获得战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华野在内线的回旋余地会一天天变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获得战机，与密集敌军形成最后决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这种决战，是蒋军梦寐以求的，却是尚处在总体劣势下的我军需要极力避免的。打孟良崮战役时，一不小心就演变为双方主力战略决战的风险就已经很大。如果拘泥于前段的胜利经验而不变通，战争形态就有可能对我军不利。由于刘邓大军的战略出击日期已经确定，这是牵涉到整个南线战争态势的关键行动，而华野当时的态势，没有在数日内就打出大歼灭战以配合刘邓大军战略行动的把握，因此对刘邓的战略配合，就不能只放在打大歼灭战这一项上，必须有其他行动。而向蒋军深远侧后进击，以调动蒋军，从中寻找打运动战的机会，就成了总指挥部和华野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综上所述，华野“七月分兵”是当时必然的，而且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分兵后，叶飞、陶勇率华野1纵、4纵出击鲁南。陈士榘、唐亮率华野3纵、8纵、10纵出击鲁西南。粟裕率华野2纵、6纵、7纵、9纵队留在内线牵制进攻蒋军。“七月分兵”后的作战过程，就是双方争夺华东战场主动权的过程。我军并没有因分兵作战过程中的局部被动，而导致整体战略态势上的被动，相反取得了合兵于外线，创造出更广阔战场这一更为主动的战略态势，使战争形势朝着更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蒋军则并未因某些局部的主动，而使战争态势变得对自己更有利。相反，蒋军在总体上因为被动应对我军的主动行动，而不得不按我军的意志分散了兵力，被迫接受华东主战场逐步脱离我军核心区域的客观现实，直接导致了蒋军既定战略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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