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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党史、军史上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的众说纷纭，基本上是对“转折点”的不同理解所致。 解放战争的转折点究竟发生在哪一时期、哪个战场？我们先从军战史上解放战争的四个阶段来看，战争分为过渡阶段、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追击阶段。由此可见，转折点不会发生在前两个阶段，因为我军当时处于守势；也不会在战略追击阶段，当时我军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开始秋风扫落叶。 因此，转折点发生在战略进攻阶段，即从1947年7月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到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这一时期。
（刘伯承司令员在1948年12月南征胜利总结会上讲话） 在这一年多中，战争的转折点究竟在哪里？比较主流的观点有三个，按时间顺序为：千里跃进大别山、豫东战役、辽沈战役。这三个节点，恰好覆盖了战略进攻的整个时期。 对此，领导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毛主席，是最有发言权和权威性的，他对这三个节点，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历史的转折点，伟大的事变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说： “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在1947年7~9月间，最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就是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以此为标志，三路大军品字型在南京政权控制的中原地区展开。山东、陕北随后转入反攻，蒋军自这年春天发动的“哑铃型”重点进攻部署，已被完全打乱。 在战争的第一年，蒋军倚仗其军事优势，夺取了大片解放区土地。我军则通过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歼敌一路的打法，共歼敌112万，严重削弱了蒋军的军事力量。
（《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 但是，由于战争在解放区进行，面积、人口减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削弱了我军的战争潜力。 战争开始时，解放区面积为239.1万平方公里，人口1.49亿。蒋军在第一年侵占了所有中心城市及部分乡村，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两三千万。 解放区的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土地、人口减少，加上蒋军的破坏与自然灾害，如陕甘宁边区，粮食减产一半，山东鲁中14个县就有128万亩土地荒芜。同时，关内各个解放区从1946年春开始的严重灾荒。如华中解放区，仅1946年3月，灾民即达400多万。 自古至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如解放战争这种规模，打的更是长期的战争潜力。 对此，毛主席看得很清楚，正如他后来在十二月会议上讲的，这是“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 打出去，把战火引向蒋管区，在第一年我军削弱了蒋军力量的情况下，是完全可能的；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生产和战争潜力，又是非常必要的。 如仅以刘邓孤军深入蒋军腹地，势必遭其重兵围攻，难保不会有西路军失败的风险。于是，陈谢、陈粟相继挺进中原，形成品字型战略配合。
军迷圈中，有人对挺进大别山战略有所质疑，有人说对东北没什么影响，有人还说是彭总打的宜瓦大捷挽救了刘邓。 怎么说呢？随便你怎么认识都行，只要你高兴就好。 对这一战略，感受最深的无疑是两位对局者：毛主席和蒋介石。毕竟主席的尖刀捅的是凯申，有多疼凯申最懂。 1947年11月1日的凯申年谱，记录了他的判断： “认为最近共军诡计，意在：(甲)建立大别山巢穴，以牵制我兵力，威胁我长江航行，并扰乱我后方政治与经济。(乙)牵制我进剿胶东。(丙)阻碍我进兵华北与增援东北。(丁)目前陈毅与陈赓“匪”股之蠢动，当在掩护刘“匪”（伯承），但其次一目的仍必归还黄河北岸，以控制华北平原与晋南老巢，并决不放弃其割据华北与东北之根本计划。” 刘邓大军作为箭头顶在最前面，成为蒋政权的心腹大患。 蒋介石指示白崇禧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统一指挥“围剿”；蒋军除以两个整编师担任江防外，又从各地抽调部队，以33个旅80个团的总兵力，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 从围攻大别山的兵力中，我们看到了重点进攻山东的整11师及整7、48、25师这样的骨干部队，以及整9、20、&5师等番号。其中整25、9师还参加胶东“九月攻势”。 整5师、整75师等老对手也调到陈粟当面。 1948年3月7日，毛主席亲自为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指出： 胡宗南集团23个旅中，“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九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 “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 二、解放战争过了山坳子 中原是我军开辟的新区，粮弹药品等补给匮乏，大别山斗争异常残酷、激烈。 在中原野战军这支部队身上，有一种悲壮的英雄气质。无论是原中原突围部队，还是刘邓大军，都以其牺牲为全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别山斗争，是毛主席和军委高度重视的南线枢纽。1948年1月2日，军委在致三路大军首长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由于蒋军有兵力和装备优势，并掌握着交通线，能迅速机动增援，我军曾多次创造歼灭战的机会，而不得不放弃。 为了破局，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研究决定，由粟裕率叶王陶三个纵队过江，吸引部分蒋军主力回防江南。
（《毛泽东军事年谱》） 随后，粟裕将军便开启了堪称他一生最为高光的时刻。 早在1月22日“子养电”中，他就提出了今后作战的设想：“建议三军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
主席传阅其他领导人后，并没有采纳。之后，粟裕又委婉地提过，同样未被采纳。 平心而论，当时中原战局之复杂，仅凭“忽集忽分”战法的设想，没有足够份量的干货是不够的。 经过反复思考，1948年4月18日，粟裕交上了一份优秀的可行性报告书，由此打动了主席。其中，要点概括如下： 1、代价与收益：过江后会因无后方依托而大量减员，“如以兜圈子中付出之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即整编师）。 2、原方案的主要目的是调动蒋军回防江南，但五大主力之整5师、整11师，以及桂系整7师、整48师很难被调回。 3、解决方案以三线配置兵力：主力依托根据地供给，打较大的歼灭战；江淮间敌之近后方，以旅、团规模的多路游击兵团，占领多数中小城市；江南敌之深远后方，派千人规模的远征游击队，摧毁其地方政权。 5月初，粟裕在城南庄会议上，通过了面试答辩，中央改变了既定部署，做出“暂不渡江”决策。
豫东战役是粟裕指挥艺术的杰作，同时展现了华东野战军强大的战斗力。概括来说，就是始终保持主动，在敌占区虎口夺食后全身而退，使蒋军徒有兵力优势而处处被动挨打。 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在7月13日的电报中说：“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
（《毛泽东年谱》下册） 客观地看，渡江的主要目的是以我之分散来扯散蒋军，这仍然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奠定的北攻南守的基本格局。 豫东战役成功地证明，我军是可以集中兵力在江北与敌决战的，以此为标志，将“北攻南守”演进为“两头开花”。 粟裕的不渡江建议与豫东战役，个人认为是他军事生涯的天花板，“二让司令”传为美谈。这是他的光荣，也是主席领导的中共团队的光荣。 主席以他每每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高瞻远瞩而建立的巨大威望，对前线将领的建议能认真听取并采纳；陈毅作为渡江计划的制定者之一，支持粟裕向中央提出建议。在他们身上，是革命家的胸怀与坦荡。所有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打赢，推翻蒋家王朝。 同年8月，华野特纵司令员陈锐霆与华北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赴西柏坡，陈将军在回忆录《走过百年》中写道: “毛主席以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向我们谈了解放战争的形势。他伸出一只左手，握成拳头，拳心向下，放在桌子上，然后说：“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他边说边用右手食指沿着左手拳起的中食指之间由下向上慢慢移动。当右手食指越过突出的鞍部时，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如果看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我军实际上还略占下风。而从这个“过了山坳子”的描述，主席分明已经胜券在握。 豫东战役胜利后，南线决战已经开启。由此，主席于7月23日把山东兵团指挥权交还粟裕，济南战役主席提出了“既攻城，又打援”的方针，可惜蒋军不配合，逼得粟总只能找上门去打。 7月下旬，林罗刘电告中央准备主力南下。 这时，我军在南北两线同时寻求战略决战，已经表明双方的信心士气、政治经济形势等综合对比，我军已经稳居上风。
三、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辽沈战役，毫无疑问在解放战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场朋友们熟得不能再熟的大决战，我只谈一点：决策过程为什么这么长？ 辽沈战役的最初设想是1948年2月7日主席提出的，“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局高层经过认真研究，向中央提出攻打长春，“其他意见亦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罗荣桓年谱》记载了电报主要内容，近2000字。
电报令我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点： 首先是第三条提到的刚升级的三个纵队（第5、11、12纵），在第五条的计划中没有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在后来的大决战中，攻锦州和两大阻击战唱主角的，还是七个老纵队。 可见在东北局首长心目中，纸面实力不等于实际战斗力。顺便鄙视一下某些人编造数据数人头的游戏。 然后就是第九条中“我们拟以四万人的伤亡”。 4万人伤亡是什么概念？我们按1947年12月25日东野上报的纵队编制算一下：一个纵队37801人，一个师11221人，一个步兵连187人。4万人折合为214个步兵连，约为8个师下辖的全部步兵连人数。 如果按每个步兵连伤亡一半，那就是428个连，约为五个纵队下辖步兵连数量。 这个估计，恐怕就是东北局首长们坚持打长春，而不主张主力挥师南下的主要原因，第九条有详细说明。 这个估计的伤亡我们已无法验证，但参考后来的打锦州，无论守军精锐程度还是城防工事，长春都强于锦州，那么我军伤亡高于锦州的2.4万人应该是大概率。 从第九条，我们可以理解韩先楚将军执笔为《辽沈决战》写的综述中，对三打四平有这样的考语：“甚至到了辽沈战役前夕，在林彪头脑中，以及在一部分指挥员心理上，就产生了对大城市攻坚仍有顾虑的想法。” 这篇综述，征求了包括李天佑在内的许多原东北老同志的意见，算是集体创作。 如果仅此一点就片面了，咱们再说说“前所未有之大歼灭战”。 这种大兵团作战，指挥员面对的不是数字，而是在战场上铺开的一支支部队，他要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迅速作出判断，找出那条正确的路径，调动部队进退有据，他还要计算部队的粮弹补给，伤员转运……总之，能挥洒自如地指挥数十万大军，是战争艺术的天花板。
另外，东北蒋军从军级番号数量不算多，但战斗力比较齐整。除新1、新6军这样的五大主力外，第71、52、53、54、13军都有相当的战斗力，滇军60、93军实力也不弱，最菜的也就是大半重建的49军。 东野发展初期碰的就是这种对手，随着双方战斗力此消彼长，歼灭军一级蒋军到冬季攻势方得以实现。然后，难度就骤升为“前所未有之大歼灭战”。 再之后，5月下旬，试打长春因配合失误打得不顺，又改为围城打援；沈锦之敌龟缩不出，打援不成，林罗刘电告军委决心南下，表示： “十万人的守城部队，只要不受大的增援威胁，我们亦有歼灭他的相当把握。” 9月10日，大军南下。至9月28日，确立了先打锦州的方针。
需要特别提一下，我军攻克锦州之后，将原定改打锦西、葫芦岛之敌，转向辽西会战，是林罗刘于10月19日21时提出的。由此，原来的锦榆唐战役转为我们看到的辽沈战役。
（《罗荣桓年谱》第611页） 综上，从表面看，五个月的决策过程长了一些，但这是多因素叠加而对第一个“前所未有之大歼灭战”不断演进的认识过程。其底色是我军出关后，一面建设，一面迭克强敌的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1948年11月14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评论中指出：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 在上述诸战役中，辽沈战役无疑是最具决定的。 四、结语 概括一下我对主席讲话的理解： 千里跃进大别山，逆风翻盘立首功； 城南庄决策与豫东战役，确立了南线决战战略； 辽沈战役，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力量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转折点并不意味着“一战定江山”，而是应该看作一个标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党和全国军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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