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究竟需不需要去探寻案件的真相，需不需要对案件真相穷追不舍？田文昌律师说，“律师不代表正义，也不可能代表正义，只能通过三方对抗的审判方式整体运作，才能实现公正。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前提，律师没有查明真相这个义务。”
确实如此，但笔者认为，辩护律师没有挖掘真相的义务，但是要善于挖掘案件真相。辩护律师需不需要穷追真相和需不需要揭露真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因为案件事实往往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对被告人有利，也可能对被告人不利。因此辩护律师需要穷追真相。但是，辩护律师没有揭露不利真相的义务，更没有证明的义务。有时候案件真相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利的。此时，独立挖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事实真相，是辩护律师的重要价值体现，也是重要的辩护方法。例如，在白某涉嫌盗窃罪一案中，白某被指控去ATM取钱时，将其他人的4500元钱偷走了，涉嫌盗窃罪。原来，被害人存款时因玩手机，忘记点确认键就离开，被害人发现钱款丢失后报警导致案发。公安机关将白某抓获归案，白某对于偷钱的事实，供认不讳。看起来，白某盗窃的犯罪事实已经证据确凿，辩护工作陷入困境。为了挖掘真相，辩护律师带着案卷材料，照着白某所供述的操作流程，去涉案的那台柜员机实地操作试验。经过多次重复的操作，辩护律师发现重大突破点：白某到达ATM，发现ATM正在响动；白某为取款，按ATM右边的一个按钮，他操作的时间与退钞完毕、存款槽打开的时间非常凑巧地、非常意外地一致，导致他也认为钱款是自己“按”出来的。实际上，这些钱，是他捡回来的，而不是偷回来的。在辩护意见中，辩护律师将自己录制视频和现场监控录像同步播放并截图，逐一进行对比，将每一个步骤进行精确的分解：被害人在几分几秒到达ATM机，几分几秒将钱放入ATM卡槽，几分几秒屏幕上出现“确认”键、“取消”键，被害人是几分几秒离开的，白某是几分几秒达到ATM的，又是几分几秒按了ATM的哪个按钮等。约见检察官时，辩护律师当场对比演示调查取证视频和案发监控录像，证实这笔钱款确实不是白某偷的，而是捡的。白某一直以为自己是犯罪的，万万没有预料到辩护律师竟然挖掘到真相，还他清白。有时案件事实真相对被告人是不利的，此时，辩护律师仍然有必要进行挖掘，了解案件事实真相底牌，以免确定辩护策略时造成误判。例如，在杨某涉嫌运输毒品罪一案中，杨某和张某一起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公安机关在张某体内查获毒品500多克。杨某和张某均被指控构成运输毒品罪。在会见时，辩护律师向杨某核实真实情况。杨某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无罪，自己并不知道张某携带了毒品，他只是帮朋友的忙，帮忙陪同张某去XX市。辩护律师反复向他确认，杨某均认为自己确实不知道，而且有关键证据可以证实，那就是他被扣押的手机中有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他确实不知道张某携带了毒品，并要求辩护律师申请调取该手机的聊天记录。于是，辩护律师向办案机关申请提取该手机中的聊天记录，结果发现，聊天记录内容对杨某非常不利，不仅能够证明杨某知道涉案物品是毒品，而且体内藏毒的同案人还是他招募来的。后果惨痛，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这份聊天记录，并认定杨某是主犯……可见，犯罪嫌疑人对辩护律师隐瞒真相，甚至误导辩护律师，就很容易导致辩护律师误判，后果不可控。辩护律师需要去挖掘案件事实真相，是为了避免在确定辩护策略时产生误判，确定了错误的辩护策略。但是，即使知道案件事实真相，如果该事实真相对被告人不利，则辩护律师没有揭露的义务。例如，在谢某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中，公安机关从谢某的朋友马某处查获了一把枪，马某归案之后，供述该枪支是谢某交给他保管的。于是，公安机关指控谢某、马某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的共同犯罪。辩护律师会见谢某时，就要向他核实这把枪支的真实情况，以确定辩护策略，避免误判。如此，辩护律师就可以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基本的判断。这把枪究竟是谁的，辩护律师心里有底牌，在设置庭审发问问题、确定辩护策略时，不会产生误判。但是，辩护律师没有向法庭揭露该事实真相的义务，不可能成为指控谢某是该枪支真正持有人的“控方”。四、准确把握辩护与挖掘真相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定最佳的辩护策略理清楚辩护与挖掘真相之间的关系，辩护律师才能在确定辩护策略时，有所取舍，避免在辩护过程中因为辩护律师的愚蠢行为，引发负面的辩护效果。尤其是在事实真相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辩护律师更加需要慎重把握辩护与挖掘真相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王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中，交警部门判定王某违反交通规则，导致重大危害结果发生，负事故全部责任。法医鉴定报告确定，被害人的死因是当日早上发生交通肇事所致。本来案件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但是本案关键证据为辩护提供了重要疑点。在事故发生后，被害人到医院检查做的CT报告显示，被害人胸部肋骨没有骨折症状。然而，法医尸检报告显示，被害人胸部有多根肋骨骨折。辩护律师提出辩护意见认为：被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可能又发生了其他伤害或者意外，该伤害或者意外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在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王某不应为被害人死亡结果承担责任，罪名不成立。第一种可能性，被害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确实又发生了其他伤害或者意外，该伤害或者意外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犯罪嫌疑人王某不应为被害人死亡结果承担责任。第二种可能性，医生误诊，医生对CT扫描的结果图像解读错误，导致出具了错误的CT检查报告。如果要查找真相，核实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则需要调取医院的CT扫描底片，让医生对该CT底片再次进行检查，被害人入院检查的结果是否存在肋骨骨折现象。然而，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都没有调取该CT扫描底片，没有让医生对该CT底片进行检查确认。那么，辩护律师需不需要穷追真相，向办案机关申请调取该CT底片，查清楚医生有无误诊呢？辩护律师需要仔细斟酌穷追真相对辩护的影响。第一种影响：确认系医生误诊，被害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就有骨折，医院的病历与法医鉴定报告没有矛盾，则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需要为被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罪名成立。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是糟糕到极点的最坏结果。第二种影响：确认不是医生误诊，被害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就没有骨折，医院的病历和法医鉴定报告确实存在矛盾，则验证辩护意见成立，稍微能够增强辩护意见的可信度。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是有一点点好处的结果。对比之下，辩护律师穷追真相可能带来一点点好处，也可能给犯罪嫌疑人带来最糟糕的结果，那辩护律师还穷追真相吗？还申请查证病历与法医鉴定报告出现矛盾的原因吗？显然要非常慎重，不然可能导致将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真相揭露出来，辩护起到反效果。所有的法学院学生基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坏人也需要辩护人，辩护律师也得为坏人辩护。艾伦·德肖维茨说过的名言，法学院的学生也往往谙熟于心：“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律师在得知案件真相，发现自己的当事人就是真凶，还能为他辩护吗？答案肯定是需要的。然而，还需要为他继续代理申诉吗？这就需要犹豫了，如果是继续作无罪申诉，则要慎重考虑了。例如，在刘某涉嫌抢劫杀人案中，刘某被认定抢劫三宗，导致三人死亡的事实，一审判决刘某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改判刘某死缓。在刑满释放之后，刘某作无罪申诉。那么，此时辩护律师如果得知真相，刘某确实是真凶，那么还要继续为他代理，作无罪申诉吗？我建议就不要继续代理申诉了。既然没有冤情，而且已经刑满释放，就不需要再回头讨论程序正义问题了。无论在什么案件中，为了确定最佳的辩护策略，避免策略失误，辩护律师都有必要去挖掘案件事实真相。但是，挖掘案件事实真相后，如果发现事实真相对被告人不利或者可能不利，则辩护律师要特别慎重处理，避免出现辩护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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