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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林） 说不清楚为什么，近些年来发生的事情，记忆之中总是那样模糊，反倒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却历历在目，尤其是1988年，我甚至记得起那年的所有事情，虽然，那一年，我才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那年夏天，大旱，记忆都是干燥的，没有一丝湿润，麦收时节，谁都巴望着天干地晴，可麦收过后，炎炎烈日仿佛恋上了这片土地，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庄稼地渐渐开始龟裂，眼看就要过了夏种的最佳时候，吝啬的老天爷，一点雨水都不肯施舍给广袤的黄土地，还有依赖这片黄土地生存的人们。成群结队的庄稼人，拉上放着水桶和水舀的平板车，吱吱嘎嘎的前往即将干涸的沟沟渠渠里刮水，母亲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春节过后不久，父亲便和村子里人一起去遥远的东北做建筑去了，中途没有人能够回家，父亲自然更不例外。唯一的联系就是靠书信，于是，期待父亲的来信，成了母亲支撑整个家庭的动力。 那个傍晚，劳累一天的人们，有气无力的拉着装有空水桶的平板车，回到了家中。大伯隔着院墙大声喊“老二来信了，老二来信了”，顾不上生火做饭的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跑到大伯家的院子里，听大伯给我们念父亲的来信，父亲说甚是想念家中的儿女，让寄张照片过去。 第二天，母亲便带着我们兄妹二人，来到街上的照相馆里照相，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照相馆，面对着陌生的相机镜头，显得极度不自然，站在一旁的母亲，有些着急，她不停地引逗，却没能换来我脸上的一丝微笑。照片无疑是黑白的，摄影师将其中一张上了彩色，准备寄给父亲，但那颜色实在不真实，最后还是寄了一张黑白的。 不知道为何，打那以后，我对父亲的思念与日俱增，白天里，大人们下地干活，兄弟姐妹都由奶奶带着，当他们玩的高兴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坐在老槐树下的石头上，思念着远方的父亲。渐渐地，我开始茶饭不思，水米不进，变得面黄肌瘦，疲惫劳累的母亲，还是意识到了我的不对劲儿，带着我去看病，先是在村卫生室，一连好几天，我的屁股上打满了针眼儿，可病情却丝毫没有好转，然后去邻村的街上，依然如此，便又去乡里的卫生院，看了几天，医生说，住院吧！于是母亲托人捎信回家给大伯，大伯带来了准备住院的被褥，我却死活不愿意，因为对于幼小的我来说，住进医院，实在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情。 母亲和大伯轮番劝说，我却油盐不进，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话，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听话的孩子为什么会那样执拗，最后，却是医生让步了，他说如果不住院，那你们就去县城看吧！ 母亲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又如何带我去县城，没有办法，只得央求大伯带我去县城看病，一连去了县城两三天，我的病痊愈了，可是，家里的积蓄却花光了，一分钱都没剩，母亲哭了，躺在床上，放声痛哭。幼小的我，实在不敢相信，性子刚强，做起活来雷厉风行的母亲，居然哭了。我轻手轻脚的走到床前，扶着母亲的腿，小心翼翼的问，娘，你怎么了？ 母亲坐起身来，不再哭泣，一把将我搂进怀中，红红的双眼望着我，说，咱家的钱花完了，一分钱都没剩。我并不十分明白，那将意味着什么，总之，肯定是件不好的事情，要不，母亲自然不会那样伤心的痛哭。我问，娘，那怎么办？母亲拍了拍我，抬起头，说，没事，有娘在呢，只要撑过这段时间，就好了，等你爸回来，咱们就有钱了，有好多好多的钱。我又问，娘，爸啥时候回来？娘说，下雪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夏天，天很热，我知道，只有到了天冷的时候，才会下雪，而只有过了夏天，天才会变凉，才会变冷，于是，我便巴望着那可恶的夏天，赶紧离开。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酷暑即便再恋恋不舍，也阻挡不了金秋前进的大踏步，玉米的皮肤干裂了，高粱被晒红了脸，稻子笑得直不起来腰，秋天的庄稼，陆陆续续成熟。天气，也一天冷过一天，衣服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抖抖嗦嗦的抱怨着，我却越来越高兴，因为，离下雪的时候越来越近了。 父亲从遥远的东北回到家里的那个晚上，妹妹早已进入梦乡，我和母亲却怎么也睡不着，坐在床上说着话，突然，院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母亲激动地对我说，回来了，你爸回来了！母亲说完，披着衣服就跳下了床，我跟在母亲的身后，匆匆忙忙的跑出屋子，打开院门，门外果然站着风尘仆仆的父亲，他肩上背着大包小包，长长又浓密的胡子，长满了整张脸，我简直不敢认了。父亲放下行李，一把抱起我，大踏步的向堂屋里走去，母亲提起地上的行李，跟在我和父亲的身后进了屋。 我看了看久违的父亲，又突然跑进院子里，抬起头来，向着夜空，四下里张望，这个时候，母亲也紧跟着来到了院子里，她颇感疑惑的看着我，问，看什么呢？ 雪。 我回答母亲。 还没下雪呢，你怎么看啊？ 娘，你不是说，下雪的时候，就是爸回来的时候，可为什么爸都回来了，还是没有下雪呢？ 傻孩子，你爸已经回来了，你还巴望下雪做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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